《論語·子罕》篇第一章：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用不著精細統計，依據閱讀《論語》大致印象，我們會困惑。很少說到“利”“命”，應該是的。很少說到“仁”，好像不對了。孔子提到“仁”的次數不少啊！更重要的是，依據我們對孔子的認知，會覺得彆扭。“仁”是孔子推崇的最高修養，怎麼可能很少說到！況且還跟“利”放一起——罕言利，我們可以接受；罕言仁，沒法接受。
很早就有人指出這個“利”並非我們平常所說的“利”，乃是“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是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說得很玄乎，其實大概意思就是：這個利，是脫離了低階趣味的利，是跟“命”“仁”一樣高大上難以企及的境界，所以孔子罕言之。
到了理學盛行的宋代，人們乾脆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蓋子所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也就是說，這句話斷句得這麼斷：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個“與”，不是表示三者並列，而是“贊成”的意思。孔子很少說利，為什麼呢？因為他討厭利。他喜歡什麼？他“與命與仁”，贊成“命”贊成“仁”。
這個意見對後人影響很大。它完美解決了矛盾：利是我們深惡痛絕的東西，仁是我們推崇備至的東西，它們不能並列著放一塊。我們憎恨“利”害怕“利”，不敢說“利”，即便要說也把它統一到“大義”裡去——這個傳統真是源遠流長。
問題在於，這個理解真是孔子、《論語》的本意嗎？道學家們為了達到批判“人慾”“利益”的目的，曲解經義，所在多是。經義辨析太複雜，我們姑且只追問一個問題，這樣解釋，推理過程可靠嗎？
不太可靠。
其一，它違背了邏輯，把“子罕言”混同於“《論語》罕言”。孔子的言說，弟子論其語而記載之。諸弟子回憶夫子言論時，發現夫子很少談到利、命、仁，這恐怕是事實。《論語》裡說到“利”、“命”，大約是七八次，說到“仁”，大約是一百多次，這也是事實。但是，“子罕言”，並不等同於“《論語》罕言”啊！
在這個問題上，楊伯峻是清醒的。“孔子偶一談到，便有記載。不能以記載的多便推論孔子談得也多。孔子平生所言，自然千萬倍於《論語》所記載的，《論語》出現孔子論仁之處若用來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可能還是少的。”
其二，它的推論裡，還包含一個錯誤邏輯：“罕言”就等於不重視。孔子輕視“利”，符合了他們的認知；孔子罕言“仁”，怎麼可能不重視“仁”呢！所以要想辦法調和這矛盾。
孔子為什麼很少說到利、命、仁？可以再研究、討論。孔子真的如後人解說的那樣討厭“利”，視利益為洪水猛獸嗎？應該也要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