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江津石佛寺發現晚唐五代至明清寺廟遺址

遺址由建築基址區、石上建築遺蹟區、摩崖造像區、墓葬區(石壇子墓地)及放生園區組成。是宋代寺院格局嚮明清寺院格局轉變的重要例證,也是寺院營建規制與因地制宜相結合的傑出範例。

重慶江津石佛寺發現晚唐五代至明清寺廟遺址

▲石佛寺遺址環境照

重慶江津石佛寺發現晚唐五代至明清寺廟遺址

▲發掘區俯拍照

重慶江津石佛寺發現晚唐五代至明清寺廟遺址

▲建築基址區全景

石佛寺遺址位於重慶市江津區長江北岸的半山腰,它是一處晚唐五代至明清時期的寺廟遺址。2016年至2019年,在配合江津濱江新城建設的發掘中,因其價值較高,遂決定以遺址公園建設為目標,開展主動性調查和發掘,初步弄清了遺址的功能分割槽、平面佈局和時代沿革,它由建築基址區、石上建築遺蹟區、摩崖造像區、墓葬區(石壇子墓地)及放生園區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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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築佈局

重慶江津石佛寺發現晚唐五代至明清寺廟遺址

▲南宋建築佈局圖

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出土遺物、碳十四測年、碑刻等綜合判斷,宋代建築集中於南宋時期。它由前殿、後堂、配殿及窟前建築等組成,這是我國南方地區儲存罕見的、完整的宋代寺廟格局。

前殿

部分被明清前殿所疊壓。由臺基、柱礎、磉礅、散水、踏道等組成。臺基外側有石砌包邊,用丁順結合的方式砌築,這是典型的宋代做法;臺基正中有石砌踏道伸入殿內,這與通常位於臺基正前方的做法稍有差異;檯面上發現柱礎石11個、磉礅2個,可將該殿復原為面闊7間、進深4間的大殿。其通面闊30、通進深14米。這是我國南方地區發現規模較大的宋代寺廟建築。

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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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後堂與明清建築疊壓情況

規模較前殿為小。臺基的右側儲存較好,出露前後兩個拐角。臺基的砌法同前殿。由於其上疊壓有明清時期的後殿,面闊和進深間數不詳。臺基前連線月臺,目前僅暴露出月臺左右兩側的包邊石。

窟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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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前建築(南宋)

摩崖造像集中雕鑿於建築基址區北側的一塊巨石(5號石)上。5號石周圍發現了一座臺基式建築,將該石包裹其中。由臺基、柱礎、磉礅、散水、慢道、副階等組成。臺基的墊土、包邊的做法類似前殿。檯面上共有9個柱礎石, 5號石頂面及立面有較為複雜的柱洞、榫眼,它們與地面的柱網共同構成了一座樓閣式建築。這是川渝石窟寺中揭露最完整的宋代窟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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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建築佈局

由前殿、天井、正殿、配殿及窟前建築等組成,配殿及窟前建築儲存較差。它們多疊壓於南宋建築基址之上。

前殿可分為早晚兩段。早段屬於明代建築,其表面覆蓋著明代房屋的倒塌堆積,考慮到展示利用,未對其做過多清理。開間和進深間數不詳;晚段屬於清代建築,系在明代前殿基礎上,整體稍向後移,規模上略有縮小。

正殿的臺基和地面為明清共用,可復原為面闊3間、進深3間的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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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建築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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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建築遺蹟區三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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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及地宮遺蹟

建築基址後有4塊天然巨石(1-4號石),順山勢呈一字排列。1號石頂面有柱洞、溝槽等遺蹟,其前壁雕鑿平整,其上有摩崖題刻;2號石頂面鑿成外方內圓式,圓心中有一個方形榫眼,可能為轉輪藏基址。該石側面刻有明代正統元年《江津縣重修石佛禪寺記》,這是復原宋、元及明代早期石佛寺歷史沿革的重要文獻;3號石是連線2號石和4號石的通道,其上鑿成踏道,兩側分佈柱洞,原應為長廊建築;4號石最為複雜,中部鑿空為地宮,由甬道、宮門、宮室、石函及天窗等組成。巨石頂面分佈有排列規則的柱洞、凹槽等。根據柱網分析,它應為一座木構的四邊形佛塔。在巨石周圍出土了大量的南宋時期滴水、瓦當等,從而證實了巨石上在南宋已修建有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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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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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造像石南側

摩崖造像集中分佈於5號石上,巨石周身雕刻多層羅漢群像,四面開有造像龕,造像活動主要集中於晚唐五代和南宋時期。

晚唐五代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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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龕水月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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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龕左側飛天

在巨石南面雕刻了水月觀音、東方三聖,它們與安嶽圓覺洞、大足北山同時期的造像風格一致,其中尤以水月觀音最精彩,觀音抱膝端坐于山巒座上,身姿優美,兩側有鏤空雕刻的飛天,展現了工匠高超的技藝。南宋時期觀音院的寺名可能與這尊水月觀音像有重要聯絡。

南宋造像

在巨石北面、西面和周身分別雕刻千手觀音、泗州大聖、五百羅漢等。泗州大聖坐於方形金剛臺座上,兩側侍立二弟子。其旁題刻“符陽處士寋清紹興壬申夏鐫題”,可知其為南宋初年所雕;五百羅漢像以分層的形式環繞巨石周遭,目前統計有450餘尊,多數羅漢頭部缺失,姿勢表情各不相同;千手觀音儲存較差,頭部和手臂遭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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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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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區俯拍照

墓葬區位於建築基址區東北部,該區域發現有較多僧人塔墓的石塔構件,形似石壇,小地名為石壇子。

南宋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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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墓葬集中區

有單室墓和雙室墓兩種,均由墓室、壁龕、棺床及排水溝等組成,墓內多雕刻有花卉、動物、文字、仿木結構建築等,部分墓葬還帶有封土石圍及墓前小碑等,這在西南地區宋代墓葬中非常少見。從墓葬型別和碑刻來看,這批墓葬屬於南宋中晚期,可能系供養人的墓葬。

明代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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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僧人塔墓

有八邊形墓及長方形單室墓、多室墓等,其中八邊形墓內雕刻有佛像、文字等,應為高僧塔墓的地宮。多室墓的門楣上題刻有“廣壽塔基”或僧人法號,也應為僧人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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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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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出土造像、構建、碑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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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頭(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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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瓦當(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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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明代)

出土文物標本共900餘件,其中陶建築構件有瓦當、滴水、脊獸、脊等;瓷生活用具有盆、碗、盞、燈等;石建築構件包括石柱礎、柱等;石造像有佛教造像、道教造像、像基座等;石碑刻包括墓碑、經幢、功德碑、記事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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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題記

綜合遺址中發現的碑刻題記可知,該遺址最早於晚唐五代時期開始雕鑿造像;北宋末,徽宗朝宰相張商英與這裡有一定淵源;南宋初,名為古佛巖。紹興年間有杜氏舍院基後,開始興修寺院,並增刻造像,建立放生園。南宋晚期碑刻上顯示該寺當時名為觀音院;元代石佛寺香火日盛,自號“西蜀第一禪林”;元末,佔據重慶的割據政權大夏國皇帝明昇在位時毀於戰亂;明初僧人道勝一田禪師重修了寺院,明代工部尚書、江津縣人江淵將其位列“江津八景”之一;清代中期又屢次修繕,終至清末民初逐漸毀圮。

杜氏舍院基碑對釐清南宋初石佛寺遺址的歷史具有重要作用,一些碑刻上還涉及南宋晚期寺院試經、度僧的情況,這是研究宋代度僧制度的重要出土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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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價值

石佛寺遺址是宋代寺院格局嚮明清寺院格局轉變的重要例證。

宋代寺院格局與入宋日本僧人所作《五山十剎圖》中前佛殿、後法堂的基本配置相似。同時,該遺址還儲存了相對完整的明清寺院佈局,併疊壓於宋代寺院基址上,清晰地反映了從宋代至明清時期寺院格局的演變過程。

石佛寺遺址是寺院營建規制與因地制宜相結合的傑出範例。

它巧借天然巨石營建佛塔、轉輪藏等,與寺院建築規制相融合,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建築形制;在遵守基本的寺院佈局規範的前提下,結合地形、地貌的特點,靈活地轉移了從建築基址區延伸而來中軸線,適宜地安排左右兩側建築的大小、方位,形成了一種折線中軸、左右不對稱的形式,同時利用地形高差,依山就勢,自下而上層層佈局,體現了山地寺院建築不拘一格的靈動特點,與莊嚴規整的平地寺廟形成了鮮明對比。整個寺院經過精心的佈局,最終達到了建築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石佛寺遺址是我國古代山水寺院園林景觀的優秀代表。

寺廟選址於三面環山,一面朝江之地,不僅可隱於山林之中,給僧人提供了一處優雅靜謐的修行空間,又可將對面壯闊的江面、巍峨的城郭盡納眼底,其間還有滾落巨石的點綴,動與靜的結合營造出了一種禪境氛圍,園林景觀塑造與宗教思想相結合,寺廟建築、宗教文化與植被、奇石、山水、城市共同組合成一座富含人文意趣、風光優美、靈動恢宏的園林景觀圖,也成為歷史上的“江津八景”之一。

石佛寺遺址是地下遺存與地面遺蹟相結合、寺廟建築與墓葬相呼應、碑刻材料與出土遺存相印證的歷史時期考古的罕見案例。

該遺址不但有地下埋藏的建築基址、墓葬,也有地面聳立的石窟造像、石上遺蹟;僧侶生前的宗教活動場所與死後的靈魂居所共同展現於一處遺址當中;出土碑刻極大彌補了歷史文獻的缺失,成為了遺址重要的自證材料,是解讀遺址內涵的關鍵一環,展示了遺址傳承有序的發展程序,這些在歷史時期考古中都是極其少見的。

石佛寺遺址發現的石造像、石構件及碑刻題記等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

它巧妙利用巨石營造造像和碑刻,並出土了大量的圓雕造像、石構件等,採用高浮雕、鏤空、圓雕、線刻等多種技法,技藝精湛、藝術水平高超,特別是水月觀音造像,線條流暢、細膩傳神,是我國十世紀儲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水月觀音造像之一。碑刻上還記載了宋徽宗朝宰相張商英、明代工部尚書江淵以及明夏割據政權的史料,是這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重要見證。

(發掘單位: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輯:韓旭川

稽核:賈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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