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青銅器被四川自貢藝人做成燈籠藝術品。圖為2021年5月該藝術品在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博物館展出。（視覺中國/圖）
“我們發掘結束了！”2021年8月20日，許丹陽發了一條微博，兩張合影裡，是4號坑的考古隊員們燦爛的笑容，他們比著V的手勢，背景是三星堆遺址內的蔥綠大草坪，那是考古隊員們每天上下工都會看到的景色。
2021年3月20日，國家文物局向公眾公佈了三星堆遺址內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順承1986年發現的1、2號坑，新發現的六個坑被編為3到8號。如今經歷了將近一年的發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助理館員許丹陽負責的4號坑是這六個坑中最早完成現場考古發掘的一個。
現場發掘的結束，只是“萬里長征”邁出了第一步。將來挖掘完，就要對考古資料做基本的整理，“不會比發掘的時間更少”；還要對殘損的器物進行修復，“修復花的時間就更長了”。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黎海超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1986年挖出來兩個坑，我們研究了三十年。接下去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修復之後是文物的展示，若干年後，公眾可能會在三星堆博物館的新館中見到這批文物。
2021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一百週年，也是公眾目光持續被這個考古專案所吸引的一年。央視在3月份和5月份各對三星堆進行了一場考古直播，第三次電視直播將在2021年9月9日至11日進行。各路媒體空前地對原本安靜冷門的考古工地進行連篇報道，三星堆相關話題衝上微博熱搜成了家常便飯。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三星堆的考古話題可能依然會不時出現在公共媒體上。在公眾考古的實踐中，這次的三星堆發掘已經成為了一個示範性的案例。
在技術上，這次的發掘也成了新的標杆。陳德安是1986年那次三星堆考古發掘的負責人之一，他對比了前後兩次考古發掘。“這次考古發掘是中國考古史上規模最大、力量最強、裝置最先進的一次，和當年1號、2號祭祀坑的發掘相比，條件是天壤之別。”陳德安說。
每一家合作單位，帶著各自的“看家本領”，匯聚在三星堆：中國絲綢博物館負責絲蛋白的檢測和保護；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帶來了象牙保護的技術；北大有擅長的碳14測年技術；上海大學基於薄荷醇的文物臨時加固技術則曾獲2019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上海大學講師徐斐宏是這次3號坑的發掘負責人，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了這次發掘的特殊性。“別的考古工地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這個工地就是一個探索性的工地。不管是它的硬體、配套的多學科的合作，還是從公眾考古、對外宣傳這個角度來說，都是最前沿的，”徐斐宏說，“我們把已經有的新技術整合起來，做一套工作的模板、示範，這是我們這個專案想要達到的。”
截至南方週末記者發稿時，4號坑已經發掘完畢，3號坑在收尾階段，面積最小的5號坑已經見底，但器物還沒有提取完。6號坑最特殊，坑裡只有一個木箱，目前已經被整體切割提取，運到了實驗室裡，等待進一步的“開箱”。7號坑和8號坑的進度慢些，7號坑在8月6日才完成第一件青銅器的提取；而面積最大的“8號坑的驚喜還在後面，下面可能還有大型金屬器”，8號坑的發掘負責人、北京大學副教授趙昊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每當直播開始的時候，考古工地上會異常地忙碌。上次直播，5、6、7號坑同時開挖，現場人手一度吃緊。由於考古人的付出，公眾對三星堆文化乃至考古學的理解，也許能變得更加深刻準確。多位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三星堆此次發掘可能要持續到2022年春節。中國考古人將用一整年的辛勤勞動，致敬1927年三星堆發現以來的歷代考古前輩，也致敬中國考古學誕生一百週年。
“運氣真好，剛好把這個角給找著了”
3號祭祀坑的發現，充滿了戲劇性。
1986年出土於1號和2號祭祀坑的某些青銅文物，經過專家的拼合修復，始終找不到能將其拼合完整的殘片。比如之前出土的“眼形器”，有菱形、鈍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種樣式。菱形是完整的器型，兩件鈍角三角形上下拼合成菱形，四件直角三角形也可以四面拼合成菱形。這就意味著鈍角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的器物數量，必然是偶數。但是已發現的此類器物，卻不是偶數。
專家們猜測找不到的殘件應該在另外的某個坑裡。“我們一開始就比較堅信存在著至少第三個坑。”三星堆遺址考古所所長、也是此次發掘的現場總負責人冉宏林說。
1986年搶救性發掘之後，國家將三星堆遺址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作為“國保”，三星堆以保護為主，發掘為輔，之後34年間，主要的工作就是“消化”，圍繞著1、2號坑出土的1700多件文物，保護、研究、展示成為專家學者們的主要工作。就算要考古發掘，也要有規劃、要國家文物局的批准，冉宏林說：“不是我們想挖就可以挖的。”
與此同時，198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們在三星堆遺址區發掘了月亮灣小城、倉包包小城、青關山大型建築基址、仁勝村墓地等重要遺蹟，明確了三星堆遺址分佈範圍和結構佈局。在四川盆地內部，考古學家也發現了不少三星堆文化的其他相關遺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的分佈範圍。
為了向公眾更好地展示已經發掘完畢的1、2號坑，2004年，兩個坑之間的空地上搭建了玻璃展示臺，鋪設了木棧道。而正是這個玻璃展示臺，讓考古隊差點錯過了3號坑。
2004年之後，“我們做過兩次密集探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回憶，但是在探測的時候，下意識地繞開了兩個坑之間每天人來人往的展示臺，這讓探測一無所獲。時間在慢慢流逝，下一個祭祀坑依然沉眠於地下。
十五年後，新的機會來臨了。2019年3月，四川省公佈了《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實施方案》，其中提到要對三星堆的遺址開展新一輪的有針對性的考古工作，1、2號祭祀坑附近區域的考古勘探和後續發掘被提上了日程。
對兩個老坑附近區域的考古勘探於2019年10月22日正式開始。由於之前的金屬探測一無所獲，冉宏林只能從理論上推演判斷哪些地塊最有可能出現3號坑。他畫了詳細的圖紙，在老坑附近三百平米的區域，他推演了五種可能性，考古隊據此佈設了多條探溝，開始挖掘。
歷史在偶然與必然的交錯中執行。沿著冉宏林推演的其中一條探溝向下挖，考古隊發現某個坑狀遺蹟的一角。
2019年12月2日下午，雷雨和冉宏林都在三星堆博物館開會。突然，冉宏林的手機震動了。是前線發來的訊息。
雷雨和冉宏林立刻離席會議，趕往發掘現場。1986年負責挖掘的考古隊領隊陳德安和陳顯丹兩位老先生當天也被請到了現場。“坑是坑，但不知道是不是祭祀坑。”陳顯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的判斷。
第二天，考古隊員們順著那個“坑狀遺蹟”繼續挖，一點點青色開始露頭，漸漸地，露出了一二十釐米，像是某件器物的口沿，“我都不大相信，還覺得是宋代的銅器。”雷雨回憶起那天的激動心情，“很多人搞一輩子考古，重要的發掘可能都碰不上一次”。
陳德安下坑，伸手一摸，語氣肯定地說：“是大口尊，沒問題！”兩個老坑裡的器物，他不知道摸過多少遍。
考古隊員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一直在尋找的3號坑，就被遮蔽在自己腳下。如果那條探溝再差幾釐米，考古隊就要再次與3號坑失之交臂。“運氣真好，剛好把這個角給找著了，不然的話又得等幾代人吧。”雷雨說。
有了兩位老專家的定心丸，冉宏林立即著手保護現場：封鎖訊息，把探溝回填上，周邊建起新的圍欄，升級安保系統，“待明年搭大棚，大家夥兒慢慢發掘。”冉宏林說。
2020年9月開始至今的新一輪三星堆考古使用了大量“黑科技”，圖為參與三星堆考古發掘的合作機構研發人員在工作中。（ICphoto/圖）
新範例：DNA測試、三維掃描、薄荷醇加固
2020年正式發掘之前，探測已經顯示下面有大量的金屬器物。考古隊員對地下的文物等級，都心裡有數。國家文物局給這次發掘定下了極高的標準。
“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多學科、多單位優勢互補、聯合攻關的原則。”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徐堅參與了上海大學承擔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的前期協商工作，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作為此次發掘的領導機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陸續邀請了數十家考古學發掘和研究機構、科學檢測機構、文物保護機構等等參與發掘工作。正式開始挖掘的時候，合作參與的機構多達34家。前後研究論證的過程將近一年，2020年9月，正式開挖。
遺址上很快矗立起一個近兩千平米的鋼構建築，遠遠望去，這個建築在陽光下閃著銀青色的寒光。這就是三星堆祭祀區的考古大棚。大棚之下，還有四個鋼架玻璃工作艙，3、4、8號坑分別獨享一個工作艙，5、6、7號坑因為緊挨著，就被納入了同一個工作艙。現場的發掘工作主要由四家單位承擔，除了北大負責的8號坑，還有上海大學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負責的3號坑、四川大學負責的5、6、7號坑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負責的4號坑。
一般的田野考古都是在野外進行，是一門“看天吃飯”的行當，在氣候多雨的四川盆地，一年裡適宜考古的時間並不長。但是有了這個大棚和工作艙，天氣就不再是干擾因素，考古隊能夠長時間地持續發掘下去。
發掘艙是恆溫恆溼的，溫度15攝氏度，溼度保持在90%以上，“四川的天氣和土壤環境都比較潮溼，我們這樣做盡量是保持文物出土之後的環境跟它在裡面的環境一致。”馬永超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馬永超是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一名講師，曾在3、4月間負責川大在現場的發掘。
進入工作艙，所有人員要穿醫用防護服，並在懸掛可升降的工作臺上開展工作，身體不接觸坑內地面。“儘量減少人對土壤的汙染，”趙昊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對器物保護來說，一點點汗液、唾沫影響不大，但是我們後期如果想做土壤中有機物的DNA測試，我們不希望看到現代人的DNA。”
“把能使用的各種技術手段都用上。”趙昊這樣形容此次三星堆挖掘的科技“陣容”。比如三維建模掃描的技術，其他的考古工地也在用，但用得不密集，“挖到一定規模，做一次掃描”，但三星堆不一樣，坑裡的一點點變化，就要做一次掃描，坑內任何東西的提取，也要做一次掃描，“掃描頻率是國內最高的”。
和掃描配合的是繪圖。由於成本的限制，國內大部分的考古工地都是手工繪圖，但是三星堆全程數字化高精度繪圖，“保證了坑內所有資訊出現在一個高精度的平面圖和剖面圖上。不管是普通公眾，還是專業人員進行研究的時候，都能得到跟我們現場幾乎沒有差別的資料。我們要把資料完整地傳遞給公眾。”趙昊說。
很多遺物出土的時候非常脆弱，發掘人員不能直接用手捧出來。“三星堆的玉器很多是燒過之後被扔到坑裡面的，燒得很酥，完全變白，像粉一樣，這種情況下直接取，那就壞掉了。”徐斐宏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基於薄荷醇的臨時加固技術這時候派上了用場。
考古人員在現場將薄荷醇簡單加熱融化後，塗抹在脆弱文物的表面，薄荷醇會滲到脆弱文物表面的縫隙中去。冷凝之後，文物和薄荷醇都會變硬，這給提取工作創造了機會。“像琥珀一樣把器物鎖死在裡面。”趙昊形容道。而薄荷醇是醇類物質，易揮發，提取完器物之後，室溫條件下薄荷醇很快揮發，留下一個毫髮無傷的器物。
“科技考古有很多維度，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冶金考古，怎麼把它們綜合到一個專案裡，做一個系統化的東西，做一個範例，這是我們這個工作應該做的事情。”徐斐宏說。
在徐堅看來，這次三星堆考古使用的一整套技術，反映了兩個重要的考古理念——保護前置和全面準確提取古代資訊。“地下埋藏的發掘是不可預期的，但是根據預判，可以積極採取預防性保護措施，在發掘尚未開始的時候就制定了各類材質的遺物出土的預案。同時，發掘過程中，儘可能全面、完整地提取古代資訊。這是重要的嘗試，這種理念已經被考古工作者們廣泛接受，所以，這次三星堆的工作經驗很有可能會迅速推廣到全國各地。”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新難題：神樹、象牙和木箱
“論突破性的話，客觀來說，新發現六個坑是很難與1986年發掘的1、2號坑相比的，因為它們是一個從0到1的過程。”徐斐宏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不過，修復1986年2號坑出土的高達近五米的青銅神樹，專家們用了十年。這次發掘，在3號坑也出土了一棵形制相似的神樹。不少專家認為2號坑與3號坑存在成組關係，徐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從相對位置和規模上看，若干坑似乎構成成組關係，即2號和3號、5號和6號、7號和8號。進展至今的發掘也從埋藏物質組合上證明了這一點。”
“成組的坑所經歷的儀式過程比較相似，不成對的坑可能有點差別。4號坑是典型的火燒，8號坑有典型的倒灰燼渣子的情況，2號坑和3號坑就沒有倒，而是在黃土之下直接掩埋了大型器物。”趙昊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
新的神樹在7月15日被提取，如何對這株神樹進行修復，以及如何理解它與2號坑的神樹之間的關係，是未來擺在專家面前的又一道難題。
與1986年的發掘一樣，考古隊員們也在祭祀坑裡發現了大量象牙。出土的完整象牙，從數量上來說，3號坑100根出頭，7號坑有150多根，8號坑有200多根，4、5號坑還有大量的象牙碎片。1986年出土的象牙，由於當時技術的限制，沒有保護下來。這次挖掘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提取和保護象牙。
深埋地下三千多年，一旦暴露，象牙可能會慢慢失水，不久就會“成為粉渣狀，一碰就碎，像餅乾一樣”，3號坑負責取樣的法曉萌同學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現場工作人員會給象牙裹上保鮮膜，用溼毛巾再裹一層，再蓋上塑膠布，儘量延緩它失水。
2001年，同屬於古蜀文明的金沙遺址被發現。金沙遺址中也有大量象牙，但是金沙遺址的象牙是埋在沙土裡，清理起來相對容易，目前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裡能看到當時儲存下來的象牙。這次的象牙埋在黏土中，如何在不傷害文物本體的情況下，把附著的黏土剔除，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同樣棘手的還有象牙碎片。5號坑的象牙碎片特別多，碎片表面還有精美的紋飾，鋪滿一整層，“這些象牙碎片是否有排列規律？我們現在推測它可能是一個由象牙製作的器物碎掉之後的樣子。但是現在還不能夠確定那是一件什麼器物。將來複原那個器物，也是一個難題。”馬永超說。
3、4月份，馬永超一直擔任川大考古隊的現場負責人，接替馬永超的是黎海超教授。5月，黎海超見證了7號坑象牙的出土，三星堆的8個祭祀坑裡，2、3、4、7號坑露出的第一層文物都是象牙。
由於象牙和其他器物的疊壓情況特別複雜，最後確定的方案，首先將象牙和周圍的器物和泥土分離，然後用高分子石膏繃帶物件牙進行加固保持其整體性，最後從“祭祀坑”裡提取出來。
黎海超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提取6號坑裡的一個木箱。艙與艙都緊挨著，遇到問題，每個艙的工作人員都會聚在一起討論，有時候陳顯丹老爺子也會被請來參與討論。討論比較激烈的，馬永超記得有兩件事：一個是如何提取5號坑的象牙碎片，一個就是如何提取6號坑裡的木箱子。
6號坑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坑。坑裡“基本沒出什麼東西”，只有一個木箱。經過幾千年的埋藏，木箱已經完全碳化，木箱下面還有灰燼的痕跡。一把漂亮的玉刀從木箱底部的縫隙露了出來，除此之外，裡面裝著什麼還不清楚。
考古隊在論證如何提取木箱上，花了大量時間。最後的解決方案是整體提取，運到實驗室裡，再慢慢研究。木箱的三個邊緊挨著坑壁，考古隊不想破壞坑壁的考古資訊，如何切割黏在一起的木箱和坑壁，著實讓黎海超頭痛了一陣。“木箱極其脆弱，切割極其困難，總會有不完美的地方”，考古隊一邊做、一邊討論，光是分離木箱和坑壁，就用了幾個月。
為了獲得更多的考古資訊，木箱要和箱底下的灰燼層一起提取，總體的重量超過兩噸。考古隊把木板插入坑壁與箱體之間分割好的空隙，再將鋼板一條條插入灰燼層的更下層，最後把鋼板焊接，這樣就在木箱外面，再造了一個箱體，這個箱體被運往實驗室，等待進一步的考古研究。“可能兩週內就要開始清理了。”黎海超在8月28日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
“典型的節點性的遺址”
“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一個！”法曉萌現在還記得幾個月前看到青銅頂尊人像出土時的心情，“全艙的人都很激動”，旁邊發掘艙的人也跑來看。法曉萌是上海大學考古學專業的研一學生，她來到“坑裡”已經有半年了。
這尊3號坑出土的青銅頂尊人像，通高115釐米，下部為一尊跪坐的銅人，雙手合握於身前，頭部頂一塊方板，方板連線青銅大口尊，尊的肩部有龍形裝飾。“其他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裡面應該是沒有的，只有三星堆有這種東西。”徐斐宏說。
這件器物蘊含著豐富的考古資訊，“這件銅器，上半部的尊和下半部的銅人，兩部分的產地很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它代表了三星堆文明，吸收借鑑了源自中原地區青銅文明，在它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改造。它的背後，其實象徵了所謂的青銅時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徐斐宏解釋。
黎海超也認為三星堆青銅器的來源複雜，“有相當一部分青銅器的技術和原料都是外來的，很有可能這些青銅器就是在外地製作的。比如在殷墟製作，再運到三星堆。但也有一部分應該是三星堆人自己在當地做的”。
考古學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文化。幾十年的考古發掘表明，三星堆遺址的年代距今大約有4800年至3000年，延續了近兩千年。從距今4800年到3500年左右這一千多年，它還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並沒有進入文明階段。“三星堆真正能夠進入青銅文明的時間，現在看來不早於商代中期。三星堆文明在商代中晚期確實是達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三星堆文明以神秘、奇妙而引人注目，但即使這樣，整體來說，並不意味著它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中原地區以商為代表的東亞文明的最高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長、三星堆研究專家高大倫說。
三星堆的幾個祭祀坑，經碳14測年，其年代區間落在3200年前左右。祭祀坑所反映出的古人活動的資訊，“代表這個文明的末期的一個特殊的行為”。“三星堆人把他們最珍貴的東西打碎、焚燒，埋了起來，這是非常特殊的現象。很少有文明會把他們最珍貴的、最好的東西全部一下子埋了。”徐斐宏說。
把這些埋著大量文物的坑叫“祭祀坑”，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叫法，事實上各路專家對坑裡的器物是否因祭祀而堆放有著不同的看法。
趙昊以8號坑為例，來分析當時人們的行為。8號坑和其他坑不一樣，“它的器物大部分都是砸碎的，尤其是銅器，但是玉器又不砸，這就很奇怪，然後還經過了焚燒，焚燒之後再把器物敲得非常碎，很均勻地倒在坑裡，把整個坑都鋪滿了，給人感覺目的性和儀式性非常強，有一個宗教儀式的感覺。代表什麼意味我們不太清楚，但是我個人有一個判斷，埋藏者是以一種尊敬、謹慎的心理在做這些事情的。”
三星堆文明的另外一個特殊之處是，它是完全透過考古學來構建出來的一個文明。缺乏文獻的支撐，讓三星堆文明在公眾眼中顯得神秘，不可捉摸，但是在考古學家看來，三星堆確實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一部分。“三星堆是古蜀文明最核心的遺址，它對我們理解我們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過程非常重要，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在不同的地域會有不同的文化特徵，以及為什麼它們能融合在一起，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三星堆在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節點性的遺址。”趙昊說。
參與最新一輪三星堆發掘的一線考古人員大多是85後甚至90後。（受訪者供圖/圖）
新人：“可能一生就一次這麼珍貴的機會”
每天下午六點多，發掘艙裡的工作人員陸續出艙。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有的人膝蓋上戴著護膝，有的人腰上貼著止痛貼——在發掘坑裡長時間的跪姿和彎腰，讓很多人腰痠背痛。所幸發掘區離廣漢市區並不很遠，開車十幾分鍾，他們就可以回到住地。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負責此次8號坑的發掘，趙昊從2月20日來到考古工地，一直待到了現在。他是北大考古隊的現場負責人。趙昊有時會在自己的防護服的右臂寫上“昊昊”，昊昊帶領的是一支年輕的團隊，北京大學2017、2018、2019級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以及2020級的博士後，輪流參加發掘工作。
每個單位都有一位帶隊老師和輪流來“見世面”的學生。每一支隊伍都非常年輕，4號坑的負責人許丹陽只有26歲，徐斐宏和馬永超都是90後，冉宏林2021年6月才剛剛完成博士答辯，論文題目為《成都平原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研究》。參與發掘與文保的200多人，有150多人都是90後，上海大學考古隊的平均年齡只有25歲。
四川大學考古學的研一新生蒙萌，已經來“艙裡”近兩個月了。頭一個月每天都要工作，發掘工作不能停止，理論上所有人都不能休息，但是為了保證考古隊員的體力恢復和健康，只能採取輪休的形式。
蒙萌每天八點半進艙，負責7號坑的取樣工作。穿好醫用防護服，一天的忙碌工作就開始了。艙裡的學生們被分為發掘組、取樣組和記錄組，流水線般地執行不同的任務。蒙萌剛開始進的是發掘組，後來同學換班回去學校，她就開始負責取樣的工作。四川大學三星堆考古隊在微博上經常展現同學們的工作照片，在可升降的工作臺上，“要學會各種姿勢，劈叉、吊艙、直接趴下……”
這是蒙萌第一次下考古工地。“第一次就來了這麼上檔次的工地。”她笑著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川大考古隊租了兩套房，和蒙萌同一批來的四位女生，再加上另外三位同學，住在一套四室一廳的屋子裡，老師則另住一套。“生活條件比一般的考古工地已經好很多了。”
8號坑是新發現的六個坑裡面積最大的，五米長，兩側的寬不一樣，東側三米八，西側四米。因為大，推進得自然要慢些。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是逐步清理坑內上層的棕黃色填土。在現場，考古隊以60釐米×60釐米的網格進行區塊控制，每次以5釐米左右的深度向下清理。對於暴露出的任何遺物，小至一粒銅渣，都進行了鐳射定位測繪和三維掃描記錄，以確保每一件文物的出土狀態、空間資訊、層位關係得到系統記錄。
每一個坑的挖掘都奉行同樣細緻的標準化流程。法曉萌負責過3號坑的取樣和記錄工作，她向南方週末記者詳細地描述了整個工作流程。
發掘組的同學主要在坑內進行發掘工作。如果發掘組發現的是青銅或玉石，負責拍攝同學會先拍照，器物露出表面的時候拍，提出器物的時候再拍。接著取樣組會使用全站儀記錄它的三維座標（精確到毫米），錄入電腦系統，然後製作標籤和編號。記錄組的工作就是手寫發掘日記，他要緊跟著上述每一個步驟，並寫到記錄本上。幾點鐘出土了什麼東西、今天有哪些客人來訪、發掘人員的看法、推測，他也都要記錄下來。拍攝的同學在器物貼上標籤的時候再次拍照。
“我記得第一天來的時候動都不敢動，”蒙萌回憶說。上一批同學“手把手”地開始交接工作，“怎麼刮面、怎麼用竹籤去剔象牙上的泥巴”。現場的考古工作是一門體力活，同時也考驗著同學們的專注與耐心。
法曉萌來得比蒙萌早，2月份就到了遺址區。法曉萌本科學的是歷史，來到工地之後，她突然意識到，比起歷史學，考古學是一門“十分需要跟人合作的工作”，不僅同學、老師們要默契配合，還要和文物保護團隊、工地上幫忙挖掘的工人協同作戰。
“對學生來說，可能一生就一次這麼珍貴的機會。”5、6、7號坑發掘負責人黎海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帶隊的川大學生，因為人數較多，離三星堆也比較近，輪換的頻率也比北大和上大的學生要高，蒙萌在9月中旬就要回到學校了，下一批學生將由她手把手地交接下去。
3號坑的挖掘現在已經到了收尾階段，挖掘結束之後，法曉萌還要協助進行資料資料的整理。研究生三年，三星堆的工作將會佔用去她大部分的時間。她已經在規劃畢業論文的選題。“研究方向應該是三星堆文化，”她說，“這半年的工作，讓我更加認清了自己的興趣所在，我覺得我可能以後會一直從事相關的工作。”
南方週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