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魏晉壁畫墓“採桑圖”考辨
劉興林
摘要：河西地區至遲在漢代就有了蠶桑絲織生產，目前所發現的採桑圖主要出土於嘉峪關地區魏晉磚室壁畫墓中，是河西地區蠶桑生產的見證。嘉峪關六號墓所見的3幅採桑圖與其他同時期墓葬中所見採桑圖的表現方法完全不同，根據圖畫中採摘物件的表現形式和驅鳥元素等分析，六號墓的所謂採桑圖應該是柞蠶放養中的移蠶圖。根據文獻記載，這裡也存在柞蠶放養的可能性。
關鍵詞：河西地區；魏晉壁畫；採桑圖；柞蠶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絲綢之路因絲綢貿易而得名，它的開通也帶動了河西地區包括絲織業在內的經濟的發展。關於河西地區何時始有蠶織生產，史無確載。懸泉置、居延等遺址和武威磨咀子漢墓都有漢代絲織品出土，金關漢簡也有關於發展蠶桑的條文，可能說明，漢代河西地區已經有了絲織業。嘉峪關魏晉畫像磚墓壁畫中的多幅採桑圖以及絹帛、蠶繭、絲束和梳刷、鍋等繅絲工具的畫像，反映了河西地區早期絲織生產的發展情況。本文不糾纏河西蠶織業的發生時間和發展狀況，而重點對傳統上所說的嘉峪關4座魏晉墓出土的採桑圖進行分析考辨， 認為這些採桑圖的一部分反映的應是野蠶放養， 這些“採桑” 圖可能為柞蠶放養過程的挪蠶圖或摘繭圖。在河西地區蠶桑業普遍存在的形勢下，野蠶放養是該地區蠶業生產的一個方面，它豐富了河西地區早期蠶業生產的內容。
一、嘉峪關魏晉墓葬壁畫中的採桑圖
目前所知河西地區魏晉畫像磚墓壁畫中的採桑圖主要發現於嘉峪關地區，報告和研究者引用時均為“採桑圖”解說之。為方便敘述，這裡暫以“採桑圖”名之。
1972年，嘉峪關市東20公里處發掘魏晉磚室墓8座，其中有6座是壁畫墓。壁畫中多見絲束、蠶繭、絹帛和可能與繅絲有關的工具。有4座墓有采桑圖［1］（P48-50，57，104-105），其中，四號墓1幅，五號墓4幅，六號墓3幅，七號墓2幅，共10幅（圖1）。
圖1 嘉峪關魏晉墓壁畫中的採桑圖
M6：09，前室東壁II2，桑樹左、右各有一人，右側為一赤足女童，胸前掛“受桑器”，正彎弓射箭，左邊一女一手提籠，一手採桑。
M6：10，前室東壁II3，一女童在兩株桑之間，胸前掛“受桑器”，雙臂展開分別向兩邊採桑。
M6：11， 前室東壁南側III1， 中間一棵大桑樹，左邊一赤足女童，胸前掛“受桑器”舉手採桑葉。樹右邊一女，正舉手採桑葉。
M5：05，前室東壁I4，一女正舉左手採桑，右手提桑筐。採桑女和桑樹之上有虎頭紋。
M5：09，前室北壁東側II1，一女右手持籠鉤，左手提籠朝桑樹走去。
M5：13，前室東壁II4，二人在桑樹下采桑，其中一人一手提籠鉤，一手提籠。
M5：14，前室東壁II5，一女在桑樹下舉手採桑，女前置一籠（籠不清）。
M4：41，前室西壁III2，一女提籠採桑。
M7：11，前室東壁II1，一女提籠採桑。
M7：12，前室東壁II2，一女採桑，桑樹上掛籠。
以上採桑圖中，人、樹、桑籠（或籃）形成固定的組合，這也是各地採桑圖的共同特點，以此可以確認壁畫的內容和性質。如酒泉下河清一號墓南壁五層的人、樹圖（該墓原報告推定為東漢時期）［2］，一人，一樹，雖然報告所定的“捕禽人”未必準確，但肯定不是採桑圖。同樣，畫像中的樹木如果不是表現在採桑活動的場面或以桑為背景的故事中，也很難確定是否為桑樹。
嘉峪關魏晉墓的10幅採桑圖，桑樹可以歸納為兩種型別：一類如六號墓的3幅畫像，以粗墨條加細線表現樹葉；一類如四號、五號、七號墓的7幅畫像，以粗墨線點綴示意性的桑葉。六號墓採桑圖的桑樹顯得十分特別，樹冠枝條展開，樹葉附於枝上皆作眼睛、睫毛形，絕不類其他採桑圖上的樹葉表現形式，而且這樣的表現方法也不見於其他地區的畫像中。
二、其他地區的採桑圖和畫像中的桑
採桑圖早在戰國器物上即有表現。河南輝縣琉璃閣戰國墓出土銅壺的蓋上有一圈採桑紋，有2株桑樹和6個採桑女子， 一女子一手提桑筐，一手正採捋桑葉。地面還有桑筐數個［3］（P68）。桑樹低矮，桑枝向兩邊歧出，桑葉順桑樹點綴，表現清晰（見次頁圖2，1）。
現藏故宮博物院的一件戰國銅鍅上刻畫有采桑圖，圖上有桑2株，有人採桑，有人在傳遞桑筐［4］（P170）。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戰國銅壺，頸部的採桑圖也表現了2株桑樹，樹冠都作展開狀，有婦人攀援樹上採摘桑葉，桑葉附枝展開。右邊樹上枝間二女子相對而坐，一人拉過桑枝二人共採，樹上懸一桑筐，樹下一人提筐仰頭看著樹上，隨時準備接送桑筐（圖2，2）［5］（P20）。四川成都百花潭戰國墓出土銅壺上也有相似的採桑圖［6］。
圖2 戰國銅器上的採桑圖
漢代畫像中的採桑圖主要是表現以採桑為背景的歷史故事。山東嘉祥武梁祠後壁石刻畫像中有東漢採桑圖（圖3，1）［7］（P31），圖中右邊一婦人手持桑鉤站在樹側回首張望， 桑籃懸於桑樹上，左邊一男士揹負囊橐與採桑婦相對而視。桑樹枝葉未做細部刻畫，繪作一團。這是一幅“秋胡戲妻”圖。
四川新津崖墓石刻畫像也有一是秋胡戲妻圖，圖上桑樹樹幹彎曲，枝條纖柔，採桑女手牽桑枝，其身後一男子似在挑逗之，女子回首後視。女子身側地上置一桑筐。圖中桑樹只見枝條，不見桑葉（圖3，2）［8］（圖版246）。
圖3 漢畫像中的秋胡戲妻圖
四川新都畫像磚中的桑間野合圖，桑樹葉特大，掛於枝頭，猶如荷葉一般，寓意蠶業興旺。桑葉葉脈和鋸齒狀邊緣皆刻畫清晰 （圖4，1）［9］。山東微山縣漢代畫像石有“趙盾救餓人”故事，餓人跪於桑下， 趙盾下車面向桑下餓人遞送食物。圖中桑樹樹冠也未進行細部刻畫， 枝葉難辨 （圖4，2）［10］。這雖是春秋故事，但背景中仍然反映了漢代人常見的桑樹。
圖4 漢畫中的桑
陝西靖邊東漢壁畫墓，前室西壁上層有一幅採桑圖，一婦人手拉桑枝，地上有一桑籃，身後一男子彎腰向前，右手捧一方盒，左手將盒蓋掀開，似為秋胡戲妻。畫面中桑樹樹葉突出，附於下彎的枝條上好像一串串燈籠，又像是累累果實（圖5）［11］。
圖5 陝西靖邊東漢壁畫中的採桑圖
以上影象中的桑樹，戰國時期多清晰地刻畫出桑樹的葉片，漢代多重人物不重樹木，對於樹型、樹葉等皆不著意表現。只有陝西靖邊縣東漢壁畫墓中的採桑圖， 樹上隨枝佈置燈籠形葉片；四川新都等地的桑間野合圖，在樹枝梢上頂著一片片特大型樹葉，顯得與樹木不太相稱。戰國到東漢時期的桑樹畫像都沒有河西地區那樣的表現方式， 尤其是嘉峪關M6的3幅採桑圖中的桑葉， 不但在其他地區找不到相應的桑樹影象，自然界也不見相似的植物葉片形式。
三、嘉峪關移蠶圖和採桑圖分析
嘉峪關採桑圖上的桑皆與其他地區不合，尤其是M6的3幅更顯特殊，即使在突出桑葉的靖邊東漢壁畫上也找不到共同點。嘉峪關M4、M5、M7採桑圖，以塗抹墨點、斷續或連續的粗墨條示意性地表示桑葉， 可以看作是桑葉的粗略畫法。但是M6的3幅採桑圖， 桑樹葉片卻畫得工整細緻，粗墨線向外畫著類似睫毛狀的細線， 排列整齊，絕不馬虎行事。對比其地區桑樹畫像，六號墓的桑樹除了繪畫表現手法上的不同，應該還存在樹種上的差異。
在六號墓畫像中， 樹枝上繪出多道粗墨線，墨線一頭粗圓，一頭尖細，彎曲似小魚遊動，絕非樹葉的形象。以“小魚”為起點向外或向上細密地排列著長長的細線，形成一個個單元，一個單元中的細線都朝一個方向自然彎曲，並與墨線條大致垂直，整體上就如同眼睛和睫毛。眼睛、睫毛狀“樹葉”刻畫得又如此清晰，繪畫者究竟要表達什麼意思呢？
筆者注意到，採桑人手觸“小魚”頭部做採摘狀，少有手伸向細線部分的，似乎“小魚”是要採摘的物件。M6：10畫像中， 一孩童在兩樹間展開兩臂採桑，右手抓著“小魚”，而左手觸及另一樹上的細線部分， 這應是兩手採摘不能兼顧造成的。就在這幅畫像中，孩童頭頂和左右兩側地上各有一長墨點，頭頂的一點直立下垂，地上的兩點作傾斜狀， 這應該是正在掉落和已經掉落的“小魚”。這樣看來，“小魚”和細線不是一體的事物，採摘的物件正是“小魚”。
“小魚”可能就是蠶形的表示。現在所見家蠶多身體粗細均勻，爬行較平穩，而野蠶，以放養的柞蠶為例，其頭部稍粗，向尾部漸細，身體彎曲波折，野性尚存。如果把小魚形看作是放養在樹上的野蠶， 睫毛狀細線看作樹葉主脈兩邊的支脈，抑或是樹葉的一種特殊表現手法，柞蠶爬在柞葉上並突，蠶尾和柞葉都做了誇張性的表示。如此說來，所謂採桑其實是“採”蠶。野蠶放養也是需要管理的， 而管理中最繁重的工作就是移蠶，或稱挪蠶。一棵樹上葉子被蠶食殆盡，需將蠶從葉少的樹上移到另一片葉多的樹上去，蠶不斷地吃葉，就需要不斷地移蠶。這也是現在柞蠶放養中非常必要和常見的勞動。
推測採桑圖是野蠶放養中的移蠶圖，還可以從“護桑”工作中得到說明。野蠶放養，最大的天敵是鳥類， 轟趕鳥的勞動甚至比移蠶更為重要。嘉峪關魏晉墓中的2幅採桑圖有“護桑”的舉動，且都出現在六號墓中。M6：09， 一女在樹一側取葉上的蠶，樹另一側一孩童拉弓欲射。M6：11，一女在樹下取蠶， 一孩童在樹的另一邊兩手上揚，右臂彎曲，手中拿一石子形物作拋擲狀。2幅畫像上孩童的形態表現的都是驅鳥護蠶。發掘報告說孩童胸前掛“受桑器”，顯然是把他們當作輔助採桑者看待的。敦煌佛爺廟彎西晉墓（M39）畫像磚有彩繪“母童嬉戲”圖，圖上頑皮的孩童身著胸前帶長方形裝飾的上衣，下身赤裸，右手持一棍狀物於胯下作騎馬狀［12］（P85）（圖6），兒童所著上衣與嘉峪關六號墓“採桑”圖上3個孩童的服裝一樣。可見，M6的3幅圖上兒童胸前所“掛”是魏晉時期河西地區常見的兒童肚兜，既不能“受桑”，也無法裝蠶。M6：10只有兒童和樹，未見大人在場，三蠶掉落， 抑或就是孩童取蠶未得其法或頑皮所致，他的工作應該是驅鳥護蠶而不是移蠶。成人持籠移蠶，孩童驅鳥護蠶，於理甚合，而且彎弓或投擲驅鳥也頗有遊樂性， 是少年喜愛參與的活動。當然，護蠶勞動不可能僅僅依靠兒童。
圖6 敦煌佛爺廟彎魏晉壁畫“母子嬉樂”圖
野蠶放養需要護蠶，若是採桑飼蠶是無需護桑的。《詩·衛風·氓》：“于嗟鳩兮， 無食桑葚。”毛傳：“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這首詩是一被遺棄的多情女子的自訴，詩人以鳩食桑葚比興自己沉迷愛情後被遺棄的境況，並沒有關心桑葚的意思。植桑重在收摘桑葉，蠶農關心的只是桑葉。《農政全書》卷三十《樹藝·果部下·桑葚》“桑生葚者，葉小而薄，故蠶桑之家，不得有葚。”中國古代在桑樹的種植和管理上，方便採葉和使桑葉大而肥美一直是人們努力的方向，葉肥葚實必小，人們對於桑葚自然不甚關心，故很少有轟鳥護桑之說。所以，嘉峪關六號墓“採桑”圖上只能是護蠶而沒有護桑， 圖中的樹不是桑，應該是放養野蠶的柞，“採桑”圖應更名為移蠶圖。
類似六號墓3幅移蠶圖上的柞樹形象， 在嘉峪關魏晉墓的出行、狩獵、農耕、塢壁等題材的畫像中也有發現（見次頁圖7），其樹型較小，描繪簡單粗糙，可能也是放養野蠶的柞樹。以柞樹襯托戶外場景中，正說明柞樹在野外遍地可見，是河西地區的常見樹種， 在這裡放養野蠶是因地制宜，有效地利用了這些自然生長的柞，因為出行、狩獵、 農耕等題材畫像的重點不在養蠶上面，樹在其中只起襯托場景的作用，所以對樹型的描繪也非常簡單。
圖7 嘉峪關三號墓出行圖（M3：04）
M5、M4、M7的7幅採桑圖中的樹又是桑還是柞呢？7幅圖與M6的3幅移蠶圖相比，除了枝葉的表示不同，它們都沒有驅鳥的元素。發掘簡報說五號墓前室南壁西側的一幅畫像描繪的是“一桑園門外有一童子正在揚杆轟趕飛落桑樹的烏鴉”，是驅鳥護桑［13］。發掘報告將這個有高牆相圍的“桑園”重新釐定為“果木園”，“守園人手持棍棒在看護果木園。果木園四周有高牆圍繞，前方開一門，樹枝披露牆頭，樹梢有一飛鳥”［1］（P54）。桑樹是不需要高牆圍護的，這個解釋是對的。M6畫像之所以刻意表現出驅鳥的孩童，是因為柞蠶放養需要護蠶，而採桑飼蠶不需護桑，因此，以上7幅畫像應該是真正的採桑圖。
河西地區自秦漢時期已有蠶桑。《居延新簡》74E。J。F16：1—16錄出土於金塔縣天倉鄉北約25公里的漢代金關遺址的《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詔書冊》，其中提到“治民之道，宜務於本，廣農桑”，同時記錄了河西地區植桑情況。居延醫方有“桑螵蛸未有”“幹桑一分半” 等 （E·P·T40：191B）。東漢至魏晉時期，河西地區蠶桑生產已經比較普遍，河西地區的蠶業生產是以桑蠶為主的，嘉峪關4座墓只有1座墓表現柞蠶放養，在10幅“採桑圖”中只有3幅是有關柞蠶的，桑蠶多柞蠶少，這正是河西地區蠶業生產的實際。
類似M5、M4、M7這7幅採桑圖中的樹型同樣出現在採桑以外的各種場景中，它們都在樹枝上用斷續或連續的粗墨線表示樹葉，幾乎所有樹都使用了同樣的表現手法，顯然這是普遍使用的簡化的樹木描繪方法，說它們都是桑樹顯然是草木皆兵，只有結合採桑要素和故事背景才能確定是否有桑樹。
四、魏晉河西地區柞蠶放養的可能性
針對M6這3幅“採桑”圖，我們對嘉峪關地區的野蠶放養進行了初步的推測。野蠶品種很多，主要有慄蠶、樗蠶（臭椿蠶）、天蠶、樟蠶、柳蠶、蓖麻蠶等等，為人們較早和較大規模放養的野蠶主要是柞蠶。早期桑蠶生產也是始於對野蠶的利用， 但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基本不見桑蠶放養，文獻多見的採桑之語，魏晉時期不可能再有桑蠶放養了，嘉峪關壁畫上表現的應該就是柞蠶放養。
柞蠶的利用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六》引司馬彪《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晉郭義恭《廣志》：“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又，《古今圖書整合·禽蟲典》卷一一十所見晉崔豹《古今注》：“漢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為繭，收得萬餘石，民以為絲絮。”（今本《古今注》未見）一般認為，東萊指的是山東半島的牟平，今煙臺牟平區一帶。野蠶當指柞蠶。柞蠶的人工放養早在秦漢以前可能已經有了。由於柞蠶繭舒解繅絲較為困難，秦漢時期蠶桑業已十分普遍而使野蠶的放養難以推廣，長期以來只是少數地區的山民的副業，直到明清時期，柞蠶業才從山東半島向河南、遼寧和雲貴地區性傳播［14］（P549-550）。
放養野蠶的柞屬殼鬥科（又稱毛櫸科，Quercus acutissima）櫟屬植物，落葉喬木，少數為灌木，耐寒、耐瘠薄、耐乾旱，山地、窪地均可生長。我國文獻中柞的名目繁多，有栩、杼（柔）、櫟、橡等名，俗稱麻櫟、柞櫟、橡樹。河西漢簡所記載的樹木種類有杏、梓、松、柳、榆、槐、梜、萩和桑等［15］，沒有提到柞，這可能說明當地人們對柞樹木材價值開發不多和柞蠶放養不廣，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
《後漢書》卷五一《李恂傳》記李恂“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李賢注：“橡，櫟實也。”《晉書》列傳第二一：摯虞“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柞樹子即橡實， 俗稱橡子。《齊民要術》卷五《種槐、柳、楸、梓、梧、柞》：“俗人呼杼為橡子，以橡殼為‘杼鬥’，以剜剜似鬥故也。橡子儉歲可食，以為飯；豐年放豬食之，可以致肥。”東漢時期函谷關和西晉長安一帶乏糧時可以橡子為食，說明這裡的柞樹非常普遍。
柞樹種植較易。《齊民要術》種柞條：“宜於山阜之曲，三遍熟耕，漫散橡子，即再勞（耮）之。生則薅治，常令淨潔。一定不移。十年，中椽，可雜用。二十歲，中屋槫，柴在外。斫去尋生，料理還復。”［16］（P358）種下橡子，出苗後不用移栽，是非常簡單的事，即使河西地區漢魏時期沒有柞樹，隨著絲路的開通、河西地區的開發和人口流動，帶入橡實引種柞樹也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河西地區已有柞樹分佈，引進蠶種和放養技術自然也就有了柞蠶業。
五、結語
現在柞蠶放養已遍及全國各地，各地放養野蠶的柞樹品種多經過人工改良或引種，不一定是歷史時期的原生品種。現在河西地區的優良柞樹品種是遼東櫟，亦稱遼東柞，該品種廣泛分佈於遼寧、河北、山西、山東、甘肅、寧夏、陝西、四川等地［17］。柞樹雖然分佈較廣，但並不是有柞樹的地區就一定有柞蠶放養。以上從六號墓樹木表現特徵上進行分析得到的嘉峪關採桑圖的初步認識，也只是提供了一種解釋的可能性，而且有柞蠶放養和普遍放養畢竟是兩回事，它可能還只是河西區域性地區的新生事物。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和人口的遷移， 河西地區魏晉時期普遍有了蠶桑業，柞蠶的放養方法像蠶桑技術一樣傳播到河西地區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墓室畫像多帶在非寫實的示意性，要想從畫像中準確區分樹種是件不容易的事，但如果把六號墓畫像刻意描繪的特殊形態的樹與一般採桑圖中桑混同也是難以理解的。區分是必要的。嘉峪關五號墓出土了一些絲物的殘片，如能對其進行科學分析，鑑定織物材料是來自桑蠶絲還是野（柞）蠶絲，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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