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編選自《成為波伏瓦》
轉自：勿食我黍
作者｜
凱特·柯克帕特里克
（Kate Kirkpatrick）
牛津大學攝政公園學院哲學和基督教倫理學講師、哲學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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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年的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跟她的父親對“愛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產生了分歧。在一個視結婚生子為女性歸宿的時代，19歲的波伏瓦卻如飢似渴地閱讀哲學，並夢想著從中找到一種她可以身體力行的哲學理念。波伏瓦的父親認為“愛”意味著“奉獻、愛慕和感激”。對此，波伏瓦無法認同，她驚愕地反駁道，愛絕不僅僅是感激，不是我們因為別人為自己做了些什麼，而感到虧欠他們的東西。第二天，波伏瓦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竟然有那麼多人不懂愛！”
當時年僅19歲的波伏瓦還不知道自己日後會成為20世紀最著名的女性知識分子之一，也不知道她的人生經歷會被後人如此大量書寫，並廣為流傳。光是她的書信和自傳就達到了一百多萬字 ，她的寫作範圍極廣，囊括了哲學論著、獲獎小說、短篇故事、戲劇、旅行見聞、政治時評以及新聞報道——而她的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更是被譽為“女性主義的聖經”。當時年紀輕輕的波伏瓦也許想不到，之後的自己能夠與人合辦政治期刊，成功地推動立法，為遭受不公的阿爾及利亞人伸張正義，到世界各地發表演講，甚至領導政府設立的委員會。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法國哲學家、作家、女性主義者，她和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並稱為西方女性學術的三個中心。
與此同時，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成為20世紀最聲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讓-保羅·薩特是一對飽受爭議的知識分子伉儷。但不幸的是，幾乎在整個20世紀，大眾都認為是薩特貢獻了“知識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貢獻了“伉儷”。1986歲年，波伏瓦在巴黎去世，法國《世界報》（Le Monde ）的訃聞標題裡赫然寫著：“波伏瓦的作品名過其實。”波伏瓦研究者託莉·莫伊教授在1994年寫道：“在閱讀現有的波伏瓦傳記時，如果你會覺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她跟薩特以及其他情人們離經叛道的關係，這也是可以原諒的。”
在這些文字寫下之後的幾十年裡，一系列關於波伏瓦的新發現漸漸浮出水面，讓很多原以為了解她的讀者大吃一驚。但諷刺的是，這些發現並沒有破除這樣的錯誤認知——最有意思的是，波伏瓦的愛情生活，反而進一步掩蓋了她思想家的身份。然而，讓波伏瓦縱情一生並且不斷反思自己人生的，正是她的哲學理念。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哲學和生活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一個哲學的選擇。”
當波伏瓦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執筆寫作時，她不僅僅是為了她自己，也是為了她的讀者。人們認為，波伏瓦最暢銷的自傳都體現出一種哲學抱負，即力圖展現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斷地被他者所塑造並與他者產生聯結的” 。約翰·多恩曾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然而，波伏瓦所表達的觀點並未停留在這個層面。因為，除了與他者的聯絡，波伏瓦的自傳背後還有一種信念在支撐：做（being）自己並不意味著從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個自己，做自己意味著，要在一種不可逆轉的“成為”（becoming）的過程中，與同樣在改變的他者一起不斷改變。
自柏拉圖以來，哲學家們就一直在探討，認識自我對於過好一生有多麼重要。蘇格拉底說，想要成為一個明智的人，你必須“認清你自己”；尼采寫道，生而為人的任務就是“成為你自己”。對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學反駁：如果作為女性，不被允許“做你自己”，那該怎麼辦呢？如果成為你自己的同時就意味著，你在那些你本該成為的角色上是個失敗者——一個失敗的女人、愛人，抑或是母親，那該怎麼辦呢？如果成為你自己會讓你成為眾矢之的，被嘲諷、怨恨、羞辱，那該怎麼辦呢？
波伏瓦所生活的時代見證了女性所能擁有的可能性發生的劇烈變化。在她的一生中（1908—1986），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接受大學教育，也獲得了選舉、離婚和避孕的權利。波伏瓦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亞風潮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在這些文化的轉折點之間，波伏瓦《第二性》的面世標誌著一個革命性的時刻，在這之後，女效能夠公開地自我思考，甚至最終坦誠地談論自己。波伏瓦所接受的哲學教育在她的同輩人中已經算是前所未有的，但儘管如此，當年近不惑的波伏瓦開始思考“作為女人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時，她還是被自己的發現震驚到了。
在20世紀，“女性主義”這個詞爭議不斷，波伏瓦對長篇累牘的關於女性的愚蠢論點感到厭煩，為“女性主義的爭吵不休”［7］ 所浪費的大量筆墨也讓她感到疲憊，因此，她決定創作《第二性》。但當波伏瓦落筆寫下她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時，她並不知道這本書會給她以及追隨者的人生帶來多麼巨大的影響。
人們已經著墨很多去解讀波伏瓦的名句以及“‘成為’一個女人意味著什麼”，因此，在本書中，我要探討的則是波伏瓦如何成為她自己。18歲時，波伏瓦寫道，她認為她沒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紙上有秩序地表達出來，因為它處在永恆的“成為”的過程中；她說，讀自己前一天寫下的日記時，就像在讀已經死去的一個個“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樣。波伏瓦是一個哲學家，她始終反思和質疑她所在的社會的價值觀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義。
波伏瓦認為時間的流逝對於人的經歷至關重要，因此，這本傳記是遵照她的生平年表展開的。波伏瓦說，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關係都發生了改變。她之所以寫下自己的人生經歷，是希望“展現出變化、成熟的過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轉的老去”。因為生命在時間的長河裡徐徐展開，而波伏瓦想要“追隨年輪的線索”。在這一點上，波伏瓦依然是那個讀亨利·柏格森的少女。柏格森認為，一個人的自我並不是一個靜止的物，它是一個“程序”，一個“有活力的行動”，一個充滿變化的“成為”的過程，至死方休。
波伏瓦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選擇。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識到自我驅動與他人成就、個人慾望與他人期望之間的衝突。幾個世紀以來，法國哲學家們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過一個被他人所看見的一生，還是不為他人所看見的一生更好？笛卡爾借用奧維德的話說：“想要過好自己的一生，你必須不被看見。”薩特不惜筆墨來論證他者對自我的物化“凝視”。他認為這種“凝視”會將我們囚禁在臣服的關係中。波伏瓦對此持不同觀點，她認為要過好一生，人應當被他者看見，但必須以一種對的方式被看見。
而問題是，什麼才是對的方式呢？這取決於誰在看你，以及在什麼時候看。想象一下，你是一個剛剛年過50的女性，你最近決定開始書寫自己的人生故事。你從少女時代寫起，然後回顧自己風華正茂的過往，已經接連出版了兩捲回憶錄。在書裡，你記錄了自己21歲時和一個男人的對話，這個男人後來成了你的戀人，也成了一個國際知名的哲學家。雖然你和他一樣功成名就，名馳天下，但那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女性寫作還沒有到達那個分水嶺的時刻。那時的女性還不能公開承認她們的勃勃野心，也不能表達她們的憤怒，更不可以說出那個名揚天下的大哲學家滿足不了她的性慾這樣的話。想象一下，你們的愛情故事已經成了傳奇，以至於人們用它作為唯一的視角來解讀你的整個人生，雖然它只是你漫漫人生中的一些片段。
波伏瓦回憶錄裡的兩個故事塑造了她的公眾形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甚至是扭曲了她的形象。第一個故事把我們帶回到1929年10月的巴黎，兩個哲學系的畢業生坐在盧浮宮外面，大膽地討論著如何定義他們的關係。他們剛剛在競爭激烈的法國國家哲學教師資格考試中金榜題名（薩特第一，波伏瓦第二），馬上要開始他們哲學教師的職業生涯。那一年，薩特24歲，波伏瓦21歲。按照回憶錄裡的故事記載，薩特不想要那種忠於彼此的傳統伴侶關係，因此他們制定了一個“契約”，按照這個約定，他們是彼此“本質的愛”，但同時他們准許對方同時擁有“偶然的愛”。這是一段開放式關係，前提條件是他們的心是屬於對方的。他們對彼此毫無隱瞞，無話不說，剛開始是一個兩年的契約，以後將會延續下去。薩特的傳記作者安妮·科恩-索拉爾寫道，這對伴侶將會成為“一對值得效仿的楷模，他們擁有一場長久的秘密合謀，他們實現了卓越的成功。顯然，他們實踐了難以調和的伴侶關係：伴侶雙方始終保持自由、平等以及對彼此坦誠”。
薩特和波伏瓦的多元戀“契約”激起了人們強烈的好奇心。有許多本傳記是專門圍繞著他們的戀愛糾葛來寫的；在《法國人如何創造了愛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 ）一書中，作者用一整個章節的篇幅來寫他們倆；BBC（英國廣播公司）的頭條稱他們為“第一對摩登情侶”。卡洛·萊維稱波伏瓦的《盛年》（The Prime of Life ）一書講述了“20世紀最偉大的愛情故事”。黑茲爾·羅利2008年出版的書中描寫了波伏瓦和薩特的關係，她寫道：“就像阿伯拉爾和愛洛伊斯一樣，薩特和波伏瓦最終合葬在一起，他們的名字永遠地連在了一起。他們是世界上的一對傳奇的情侶。我們不能把‘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讓-保羅·薩特’分開來單獨看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之所以寫這本傳記，也是因為我們很難撇開波伏瓦或者薩特，去單獨思考另一個。在此之前，我花了幾年的時間去研究薩特的早期哲學思想。在這個過程中，我越發懷疑波伏瓦和薩特受到的關注是不對等的。為什麼波伏瓦去世時的每一篇訃告都提到了薩特，而在薩特去世時，卻有一些訃告對波伏瓦隻字未提？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甚至在21世紀，波伏瓦都沒有被人們當作一位獨立的哲學家去看待。一部分原因是波伏瓦在自傳裡講述的第二個故事。1929年初，在巴黎盧森堡公園的美第奇噴泉旁，波伏瓦終於下定決心同薩特分享她在自己的筆記中醞釀了很久的一個哲學靈感：多元的道德（pluralist ethics）。然而，薩特對這個想法“嗤之以鼻”，這一下子讓波伏瓦對自己智識上的“真正能力”產生了懷疑。在那個法國哲學星光閃耀的年代，波伏瓦無疑是一顆冉冉升起的哲學新星；那個夏天，年僅21歲的她成了有史以來透過競爭極為激烈的法國哲學教師資格考試最年輕的人。同薩特一樣，那時嶄露頭角的哲學新秀莫里斯·梅洛-龐蒂也會找波伏瓦對話，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們也在生活裡保持對話，並在出版物裡對談彼此的哲思。但即便如此，在後來的人生裡，波伏瓦都堅稱：“我不是哲學家……（我只是）一個文學作家，薩特才是哲學家。”
美第奇噴泉旁的這段對話讓後人們不禁發問：寫出了《第二性》的波伏瓦是否低估了她自己，抑或是故意隱藏自己的鋒芒？為什麼她要這樣做？波伏瓦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榜樣：她有很多成就都是史無前例的，她的所作所為更是為後來的女性開闢了新的道路。在女性主義的圈子裡，波伏瓦被奉為一個理想榜樣，“她的存在象徵著可能性，作為一個女性，能夠不顧一切，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一生，為了自己，不受成見和偏見約束”。然而，《第二性》的核心觀點之一便是，沒有一個女效能夠“不受成見和偏見約束”地過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顯然也沒有做到。這本傳記正是要講述波伏瓦是如何在成見和偏見裡苦苦掙扎並勇敢反擊的。
仔細閱讀過波伏瓦傳記的人常常會懷疑，波伏瓦是否在自傳裡故意改變了自己的形象。不過，往往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她為什麼要這麼做。畢竟，那個愛情契約的故事給我們呈現了一個誓要真相的女性形象，同時，《第二性》著力展現女性真實的境遇和遭逢。是否是因為公眾的關注迫使波伏瓦放棄袒露真實的自我？如果不是，為什麼她要隱藏起她哲學智識和個人生活裡的重要部分，不讓公眾知道呢？為什麼現在重新思考如何銘記她的人生尤為重要？
這些問題的答案，首先來源於我們接觸到的關於波伏瓦的新材料。波伏瓦的自傳在1958年到1972年間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她一生中也寫就了很多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自傳性的內容，比如1948年出版的西部美國遊記，1957年出版的中國遊記，1964年出版的關於母親的回憶錄，1981年出版的關於薩特的回憶錄，以及1983年出版的薩特寫給她的部分信件。
波伏瓦在世的時候，在薩特和她的小圈子，也就是那個被稱為“薩特家族”——或簡稱“大家族”——的圈子裡，不少人都自認為他們很瞭解波伏瓦寫自傳的目的。他們認為波伏瓦寫自傳不過是為了塑造她自己和薩特的公眾形象。很多人甚至認為波伏瓦這麼做是出於嫉妒，認為她是想在薩特的羅曼史上獨佔鰲頭，作為“本質的愛”被永遠銘記。
然而在幾十年後，1986年波伏瓦去世之後，她的日記和信件被公之於眾，打破了小圈子裡那些人一廂情願的猜想。1983年波伏瓦出版了薩特寫給她的信，因為曝光了他們關係的細節，波伏瓦失去了一些朋友。在波伏瓦去世後的第四年，她的戰時日記以及寫給薩特的信件也被出版了，很多人大吃一驚，發現原來波伏瓦不僅有過女同性戀關係，而且交往的戀人還是她之前的學生。她寫給薩特的信件也讓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友誼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哲學交流上的，人們也發現波伏瓦對薩特的作品有很重要的影響，但這一點並沒有引起很多討論。
1997年，波伏瓦寫給她的美國情人納爾遜·阿爾格倫的信件出版。這些信件的出版讓大眾看到了一個他們意料之外的波伏瓦：一個溫柔敏感的西蒙娜，飽含激情地給情人納爾遜寫情書，而且這些情書比之前寫給薩特的要熱情百倍。直到2004年，她與雅克-洛朗·博斯特的信件出版，人們這才發現，在波伏瓦與薩特愛情契約的第一個十年裡，波伏瓦就與別的男子有過十分熱烈的愛戀，而且直到她生命結束，他們都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在大眾原來的想象中，薩特才是那個站在波伏瓦和薩特浪漫情事頂峰上的神，但現在，他跌落了神壇。是薩特努力地讓波伏瓦留在他哲學世界的中心，甚至公開承認她對他作品的重要影響。但是，評價波伏瓦的一生顯然需要我們毫不留情地把薩特從那個中心位置移開。
在過去的十年裡，更多的新材料和檔案不斷面世，讓我們能更清楚地認識波伏瓦。波伏瓦學生時代的日記讓我們得以一窺她在遇到薩特之前的哲學思考，以及她對他們倆關係的早期印象。這些材料讓我們發現，波伏瓦真實的生活其實和她之前在回憶錄裡呈現給公眾的相去甚遠。但是這些日記是在2008年以法語出版的，因此只有學術小圈子裡的研究者瞭解波伏瓦的這一段人生經歷。2018年，研究者們也接觸到一些新的材料，包括波伏瓦寫給她的情人克洛德·朗茲曼的信件。他們發現，朗茲曼是唯一一個被波伏瓦用法語中最親暱的第二人稱“tu”去稱呼的人。同年，波伏瓦的回憶錄被法國最具影響力的伽利瑪出版社收錄於七星文庫中，這個版本包括了波伏瓦之前從未出版過的日記和創作手記。除了這些新的法語出版物以外，最近幾年，瑪格麗特·西蒙斯和西爾維·勒·邦·波伏瓦也一直在編輯一套波伏瓦系列叢書，她們蒐集、翻譯、出版和再版了很多波伏瓦早期的作品，不僅包括波伏瓦關於道德和政治的哲學散文，還有給《時尚》（Vogue ）、《時尚芭莎》（Harpers ’ Bazaar ）撰寫的雜誌文章。
根據這些新材料，我們發現，波伏瓦在她的回憶錄中隱去了很多內容。當然，這些省略背後不無原因。在如今這個充斥著各種媒體的網路時代，我們很難想象波伏瓦出版自傳給當時的隱私慣例帶來了多大的挑戰。她的四本回憶錄（如果算上她在母親和薩特去世後寫的兩本回憶錄，一共是六本回憶錄）已經讓她的讀者對她的生活十分了解。而且波伏瓦並沒有承諾說要交代所有細節。實際上，她明確地告訴了讀者，在自傳裡她有意地模糊了一些事情。
從最新發現的材料，也就是波伏瓦的日記和給情人克洛德·朗茲曼的信件裡，我們可以發現，波伏瓦在回憶錄裡模糊和隱去的不僅僅是她的情人們，還有她早期關於愛情的哲學思考，以及她的哲學創作對薩特的影響。波伏瓦一生曾遭到不少人質疑，質疑她的學術能力和原創性。其中有人猜測，波伏瓦的書都是薩特幫她寫的。更有甚者，指控說波伏瓦的長篇鉅著《第二性》不過是拙劣地照搬了薩特《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中的兩個假設，然後藉此發揮出來的；也有人譴責她盲目地把薩特的作品奉為圭臬。雖然後來波伏瓦在她的一些作品裡明確地反擊了這些不實的指控，但這種懷疑和指控在她生前死後從未消停過。波伏瓦去世時，有一篇訃告說她只不過是薩特思想的普及者，另一篇更是貶低她“完全沒有能力做哲學性的原創思考”。
也許今天的讀者會很愕然，像波伏瓦這樣的女性竟然會被譴責沒有原創性。但是很遺憾的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很多女性創作者都會面對這種指控，而且很多時候她們甚至內化了這種自我貶低和輕視。波伏瓦當然是有她自己的原創哲學思考的，而且其中一些和薩特的哲學論述很相像。波伏瓦曾有一次用薩特的署名發表了她自己的文章，當時薩特很忙，都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薩特也承認，他那備受輿論好評的首部作品《噁心》（Nausea ），之所以以小說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哲學大部頭形式呈現，實際上是波伏瓦幫他出的主意。在薩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波伏瓦一直幫他閱讀手稿，提了很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波伏瓦寫作和出版了不少哲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她也批判了薩特，甚至最終改變了他的想法。在波伏瓦後來的作品中，她迴應了那些汙衊她沒有能力的指控，嚴正宣告其實早在遇到薩特之前，她就有關於存在與虛無的哲學思考，只不過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結論不一樣。當然了，薩特還是繼續以獨立署名的方式出版了《存在與虛無》這本書。實際上，很多人稱為“薩特式”的思想其實並不完全是薩特自己獨創的。但可惜的是，波伏瓦所做的關於她的哲學創作獨立性和原創性的辯解都沒有受到重視，甚至是有意無意地被無視了。
這就引出了為什麼我們現在需要重新審視波伏瓦的一生這個問題的第二個答案。傳記往往能夠向我們透露出一個社會真正在乎和重視的是什麼。去了解另一個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其實能夠讓我們對自己的時代和價值觀有更多的認識。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批判了很多關於女性氣質的謬論。她指出女性氣質其實是男性對女性的恐懼的投射和幻想。很多謬論的產生，是因為男性無法把女性當作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去對待。波伏瓦告訴我們，女性同樣是有自我意識的人，她們能夠為自己做決定，能夠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創造。她們想要以自己本來的樣子去愛人和被愛，因此當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們的時候，女性會感到痛苦。在波伏瓦遇到薩特之前的一年，她和自己的父親有過一段關於愛情的爭執。18歲的波伏瓦在日記中寫道：“關於愛情，我憎恨幾樣東西。”其中一點便是，人們從來沒有要求男性像女性一樣把愛情當作自己的畢生理想。波伏瓦在一種傳統文化氛圍中長大，她接受到的教育是一個有道德的人要學會“像愛你自己一樣地去愛你的鄰居”。但在波伏瓦的經驗中，她發現真正做到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在她的觀察裡，人們似乎總是要麼過度自戀，要麼不自愛，波伏瓦從書籍和真實生活裡都找不到讓自己滿意的道德範例。
波伏瓦後來的情感生活有沒有讓她感到同樣失望，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波伏瓦一次又一次地決定一生要以哲學為伴，不斷反思，用她的哲學思考去指導生活，自由地過一生。為了實現這一點，她嘗試進行不同形式的文學創作，同薩特保持終生的對話。在大眾的想象裡，波伏瓦和薩特被一個很模糊的詞語捆綁在了一起：“愛”。而“愛”是波伏瓦用幾十年的時間去反覆思考和認真審視的一個哲學概念，也是我們現在要重新審視波伏瓦一生的原因。
重新審視波伏瓦的另一個原因是，一直以來，波伏瓦對於人們描述她人生的方式感到不滿。她拒絕了傳統婚姻，卻被大眾誤會成了另一種情慾糾葛的老套情節。甚至在她去世後，很多人還是用“女人想要什麼”是一回事，但“女人真正能做到什麼”卻是另一回事這種思路，來臆斷她的一生。在他們的想象裡，波伏瓦不僅淪為了薩特的愛情獵物，在智識上也對他甘拜下風。
在他們倆的關係裡，波伏瓦之所以被看作受害者，是因為人們仍然堅信所有的女人打心底還是想要一個男人能夠一輩子只愛她。薩特和波伏瓦做了五十多年的傳奇伴侶，在這期間，薩特無數次打著“偶然的愛情”的名義，去公開追求各種女性，拈花惹草。然而相比之下，波伏瓦就顯得小巫見大巫，她的回憶錄裡只記載了屈指可數的幾次偶然的愛情關係，而且都在她50歲出頭的時候切斷了聯絡。雖然，我們現在知道其實波伏瓦是故意在回憶錄裡隱去了其他的情人，但很多人都認為，是薩特巧妙地哄騙波伏瓦進入了這段不對等的關係裡。他們相信，儘管波伏瓦和薩特一直沒有結婚，但實際上薩特還是玩著已婚男人最熟悉的橋段：外面彩旗飄飄，家裡紅旗不倒。有時候，波伏瓦的生活被描述成父權制的犧牲品，當然，這種看法影射的其實是，一個老去的知識女性遠沒有一個同樣老去的知識男性有魅力。也有人認為，波伏瓦上當完全是因為她的愚蠢。她教過的學生比安卡·朗布蘭是這樣評價她的：波伏瓦拒絕婚姻和家庭，實際上是“親手種下了她日後不幸的種子”。路易絲·梅納德在《紐約客》雜誌上寫道：“波伏瓦是一個可敬的女性，但她也不是千年寒冰。儘管她有不少風流韻事，但她的文字卻讓人有這樣的一種感受：如果能夠獨佔薩特，她願意不惜代價放棄一切。”
對比之下，波伏瓦學生時期的日記向我們呈現了故事的另一面。認識薩特之後的幾周，波伏瓦感到很高興能邂逅這樣一個人，於是認為他是不可替代的。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心靈、我的身體，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穫了一個無可比擬的朋友。身體和心靈的夥伴，別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31］ 在後來給納爾遜·阿爾格倫的信件裡，她向阿爾格倫解釋道，薩特於她，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友誼。因為薩特並不是很在意性生活。波伏瓦坦言：“薩特到哪兒都是一個溫暖、活潑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儘管我之前沒有什麼經驗，但我跟他相處之後不久就感受到了這一點。而且漸漸地，我覺得繼續跟他做情人不僅沒用，甚至是不禮貌的。”
這個所謂的“20世紀最偉大的愛情故事”會不會其實只是一段友情故事？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波伏瓦同樣被描繪成了薩特的手下敗將、父權制的受害者，以及她個人失敗的產物。波伏瓦究竟有沒有自己內化厭女症情結？她是不是對自己的哲學能力沒有信心？很多人認為波伏瓦終其一生，只不過是“普及宣傳”了薩特的思想。借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比喻來說，波伏瓦就好像一面反射放大鏡，擁有“誘人的魔力，能夠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他真實大小的兩倍”。更糟的是，有人指責波伏瓦就這樣滿足於做一個反射鏡的角色。
我們很難判斷波伏瓦這樣的“從屬”地位到底應該歸咎於波伏瓦和薩特，還是我們文化裡針對女性的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和偏見。甚至在今天，我們也常常從個人或家庭的人際關係角度去描述女性，而不是把她們當作專業人士去看待；在描述女性時，我們用的被動語態多於主動語態，各種消極負面的性別差異也滲透進我們的語言中。舉個例子，“儘管身為女人，波伏瓦卻可以像男人一樣思考”。此外，在傳播女性言論時，人們常常用轉述和概括，而不是直接引用。
當代有影響力的文化評論出版物一直把波伏瓦定義為薩特背後的女人，甚至會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表述：
1947年2月22日，《紐約客》
“薩特身旁的女知識分子”；“你見過的最美的存在主義者”
1958年，威廉·巴雷特（哲學家）
“那個女人，他的朋友，就是寫了女性抗議的書的那個”
1974年，《小拉魯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性學者，薩特的信徒”
1986年，倫敦《泰晤士報》
“在政治和哲學思考中，她都追隨他的指引”
1987年，《小拉魯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薩特的信徒和伴侶，一個熱情的女性主義者”
1990年，戴爾德麗·貝爾，波伏瓦首本傳記的作者
薩特的“伴侶”，她“應用、傳播、澄清、支援、踐行”了他的“哲學、美學、道德和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