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費晟
作為英國的定居型殖民地（settler society），澳大利亞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國際移民史。以1851年爆發的淘金熱為契機，澳大利亞迎來了空前的國際移民高潮，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自然資源開發熱土，這也奠定了這個國家當代移民社會及生態的基礎。
正是在淘金熱中，珠三角地區的華人透過“賒單船票制”進入澳大利亞大陸，1866年後又擴散到紐西蘭，及至1901年、1907年，澳、新先後獲得自治，半個世紀中，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華人移民構成了近代華人全球離散蔚為壯觀的一部分。
據可查的官方記錄顯示，至1861年淘金熱的高峰時期，澳大利亞合法華人移民數量約達5萬人，幾乎全部是男性，主要集中在維多利亞殖民地。考慮到1861年時維多利亞總人口不過50萬，華人移民的影響顯然不可小覷。
華人淘金者進入礦區
眾多華人移民參與淘金是維多利亞淘金熱國際化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參照官方的不完全統計，除了歐洲礦工，有色人種礦工中也有來自美國的非洲黑人甚至澳大利亞原住民，但與華人移民礦工相比，他們僅構成零星的個案。
就維多利亞殖民地政府保留的記錄看，1857—1859年，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華人移民維持在4萬人以上，他們成為金礦區僅次於歐洲裔的第二大移民群體，截至淘金熱基本結束的1881年，維多利亞華人移民人口仍有2萬左右。
問題是，在華人大批抵達礦區時，大部分已知的大金礦都已經佈滿了各色背景的淘金者，這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與歐洲裔淘金者不同，華人移民大多是從南澳大利亞出發自西向東進入礦區的，因此他們抵達礦區的順序與歐洲礦工會存在重大差異。
大體來說，1855年後從南澳趕來的華人淘金者是沿著大分水嶺的山脊小路前行的，因此通常會先進入同樣位於山區高地的維多利亞中北部礦區，即卡索曼·本迪戈，然後他們可以繼續前行至歐文斯礦區，或者順勢南下，進入巴拉瑞特礦區。
無怪乎1853年底華人移民在本迪戈率先引發了公眾注意，而三大礦區裡域早形成的巴拉瑞特礦區反而在19世紀50年代中後期才真正成為華人最密集之處。
1854年時，中北部礦區的卡索曼及附近的吉爾福德（Guillbrd）華人地多時達到了5000人，至1855年時本迪戈也已經有華人5325人，直到1868年仍有3500名華人定居於此。此外，這裡較大的華人定居點還包括本迪戈附近的馬爾登（Maldon）與馬里布洛（Malburough）等小鎮，19世紀50年代時華人社會的規模均維持在1500人左右。”
巴拉瑞特在1854年時也已經擁有5000名左右的華人移民礦工，但到1857年時這個數字增加到7500人，到1858年時華人數量達到9000人以上，此後人數開始迅速下降，因為他們或者轉行離開，或者向最偏遠的東北部歐文斯礦區轉移。
據1857年時的統計顯示，巴拉瑞特男性人口中有22。3%是華人，僅次於英國裔男性，比任何其他族裔的男性都高出兩倍以上。需要注意的是，1855年之後，許多華人移民也會直接從海路抵達悉尼，或者從維多利亞礦區透過陸路進入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金礦區。
比如1856年時，悉尼僅有896名華人入境，而到1858年時人數就激增至1。2萬人，至1861年時，全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華人達到2。1萬之多。
華人在1853年後才逐漸抵達礦區的第二個後果在於，當時礦區相當部分的淺表地層已經被歐洲礦工發掘過，塊頭大且埋藏淺的黃金已經被人收走。儘管這並不意味著華人沒有開發一手礦的空間，但華人找到新的富礦的機率相對較低。
於是，華人淘金者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對前人放棄的礦坑進行二次淘洗，從中揀選出更小塊的黃金，其工作強度與難度就大幅上升了。
所以，華人移民礦工雖然在礦區自然而然地與其他族裔的移民混居，但是大部分人會根據鄉親關係結成團體生活與勞作，藉此相互照應，分攤風險，從而形成了區域性聚居的生態。
無論是勤於淘洗二手礦還是習慣於集體化勞作，都會使得華人淘金者因反覆淘洗礦上而耗戲更多水源，同時也反覆破壞地表植被與上壤結構，這引發了直接的環境破壞問題，更導致華人與歐洲礦工因為礦產與水源的分配產生糾紛。
與廈門契約工的命運大相徑庭，珠三角移民從抵達澳大利亞殖民地不久之後便開始陷入各種種族衝突，對此在後文還會做專門分析。
淺層沉積金礦的發掘
在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幾乎所有的淘金者都致力於開發沉積金礦，也就是從溪流或者地下河床裡發掘天然純金塊。不僅如此，由於絕大多數風塵僕僕的淘金者都是所謂“新手”（new chum），缺乏採礦技能基礎，所以需要不斷學習他人經驗並且摸索礦藏分佈規律。在這種背景下，來自加利福尼亞礦區成熟的淘金裝備與技法在澳大利亞礦區迅速傳播。
大體而宮，華人與歐洲礦工在淘金裝備方面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且上手非常快。因為淘金者們很快就發現，地淺層的沉積金礦開發難度很低，“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只要你身體健康而且擁有體力，哪怕沒資本和文化教養也能幹這一行”。
當然，華人絕不只是靠運氣和體力淘金，在不斷總結和吸納礦冶經驗後，他們掌握了透過取樣確定礦土品級再挖掘作業的能力：
很多華人成了全能採礦業的行家。他們的探礦者攜帶裝在圓形木盒裡的指南針。他們在處理黃金時一絲不苟，他們的腰帶上掛著的12釐米X10釐米的篩子，底部有細密的金屬絲網眼。用來篩選黃金粉未和珍貴的顆粒。
在挖掘出礦上之後的淘洗過程中，最主要的裝備是加州舶來的淘洗盤（milk dish）與淘洗籃（cradle），因為天然純金的物理性質決定了它們很容易變形磨損從而呈現為小塊的顆粒，與沙礫混雜一處，所以淘金者必須利用工具把顆粒金淘洗出來才行。
加州式的淘洗盤與歐洲人當時飲用牛奶所用的圓形錫盤極為相似，所以也被叫作奶盤。用奶盤淘洗礦土的流程需要反覆進行，雖然簡單，但也要小心翼翼，因為用力稍有不均就可能導致細小的金子和泥沙碎石一齊被水流沖走。
事實上，純粹靠奶盤淘金只適用於含金量非常高的砂上，而這又很堆事先預料到。因此，為了提高作業效率，淘洗籃逐漸成為主要淘洗工具，而奶盤則作為補充操作工具，專門用於小金粒的篩選。
淘洗籃的工作原理
淘洗籃是相對高效的沉積金礦淘洗裝置，但是具體規格與外形並不完全相同，最簡單、最基本的淘洗籃也最容易為新手掌握。淘洗籃外形看起來像嬰兒的搖籃，所以礦工可以左右搖晃它。
淘洗籃最上層是一個以鐵皮做底的方形木箱，鐵皮網眼密佈，實際上就是一個篩網。礦工把攪拌過的礦土放入，然後澆水，小於網眼的固體顆粒就可以漏到下一層。下一層則是一塊斜架的木板，帶有類似於洗衣板表面的褶皺，上面鋪著帆布。
如此一來，從上層漏下的顆粒物就會順著水流逐級被吸附在帆布上。最下一層就是出水口，口上有擋板。當礦工完成搖動傾倒出泥水時，擋板就可以把最細小的顆粒黃金截住，避免“浪費”。最終金子會積攢在淘洗籃底部。與奶盤淘洗一樣，這種淘洗工作也需要反覆進行。
不過，來自加州的工具並不總是適用，因為維多利亞礦區與加州礦區的環境不盡相同。最嚴重的問題在於維多利亞礦區缺水。這裡整體乾旱且降水不均衡，地表徑流不足，直接去流水中淘洗黃金成本極高，於是有大量礦土被挖掘出來後堆積如山卻遲遲無法淘洗。
為了在短時間內加工儘可能多的礦土，礦工們發明並推廣了許多新裝備及技術，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馬拉攪拌機（horse pudding machine）。它在1854年前後首次出現在本迪戈礦區，其工作場景類似於毛驢拉磨：在一個圓形的場地裡投入礦土後再傾倒進水，然後馬匹被固定在套具裡繞著中軸轉，中軸和馬匹之間則用一根木杆橫向連線，木杆下掛著許多爬犁，轉起來的時候就能不停攪拌場地裡的礦土，讓它們變得細小。然後再把這些碎化的礦土拿去淘洗，沖刷掉泥沙、石子就能得到金子。
這種工具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還相對節約用水，因為碎化礦土不需要反覆沖刷了。據估計，同等時間內馬拉攪拌機處理礦土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具有同類功能的裝置都高至少20倍以上。
1855年金礦調查委員會在向殖民地議會提交的報告中說：“這引發了一場礦業革命，因為它的出現意味著廣大廢棄的、含金量比較低的礦土都能得到高效利用，意義重大。”馬拉攪拌機迅速在淺層沖積金礦密佈的中北部礦區蔓延，其數目在1855年達到500個左右，而到19世紀50年代末期則達到2000個左右。
馬拉攪拌機
馬拉攪拌機完全是維多利亞淘金者的發明，1855年這項技術申請了專利，並一直用於礦土淘洗，直到19世紀末。它的成本相對低而且操作簡便省力，大大提高了礦工對礦土的利用率，成為卡索曼-本迪戈礦區最具區域標誌性的人造景觀之一。
在世人的刻板印象中，華人勞工為了省錢，常常寧可自己多吃苦也捨不得引入成本較高的機械裝置。但在馬拉攪拌機的應用上全然不是如此，華人礦工幾乎第一時間就注意到並應用了這種新的裝備。1856年7月，墨爾本第一大報紙《巨人報》駐本迪戈固定通訊作家威廉·凱利（William Kelly）介紹了華人移民的採礦活動並記述道：
你可以發現一些中國人使用的馬拉攪拌機，那是從歐洲人那裡買來的，他們稍晚就開始掌握了這種科學與技藝領域的珍稀樣本。……將攪拌機賣給中國人的原主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說，他們透過堅持不懈獲得了本來會錯過的財富。
根據估算，一臺馬拉攪拌機需要大約200英鎊的投資，還要求相對比較複雜的安裝與操作，而華人透過集體投資與分工合作取得了成功。然而，華人並不是在所有的採礦作業中都能順利克服資本的壓力與地質環境的挑戰，他們在深井礦的開發中開始遭遇挫折。
來自深井的挑戰
即便在非常富足的金礦作業，其埋藏最淺的金塊與顆粒金也很快就會被挖掘殆盡，因此淘金者們就得往土層的深處進行挖掘。1853年左右，礦井發掘作業在巴拉瑞特礦區開始流行，並且向各大礦區推廣，許多礦井已經達到6米深。
在土壤表層是草皮，草下面是一層黑黑的沉積土，然後就是灰色的黏土——下面又是一層紅色的沙礫，有時候會很厚——再往下面是紅色或者黃色的黏土，那裡面有好多金子，再往下是一層厚度不一的黏土層，有各種顏色的斑紋，不太值得作業。
然後下面一層是堅硬的白黏土（pipe clay），這對挖掘是一大障礙。這層土很硬，礦工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用鋤頭髮掘時，它能把鋤頭反彈回來，甚至將鋤頭尖撞斷。然而就在這個土層上面有一層薄薄的巧克力色的黏土，很粗糙但很像軟肥皂一樣，這層土就是著名的藍色黏土，黃金含量很高。有些地方大約離地面1英尺深，但有時候要挖20英尺深。
深井礦作業興起之後，由於礦工不能在地表作業而進入地下工作，淘金難度立刻就上升了。因為這不僅增加了工作量，而且難以判斷是否會做無用功：在不同的礦區，這種黏土層的埋藏深度差別很大，而且許多金礦所在的區域內乾脆沒有這種土層，但是礦工們總是唯恐因為挖得不夠深而錯過這個土層，於是礦坑挖掘就越來越深入。
深井採礦的最大挑戰在於地下礦難事故風險高。由於淺表土壤層早已經過翻掘而疏鬆不堪，而深井採掘又嚴重干擾地下土層結構與地下水系，結果不僅是井下冒頂事故層出不窮，礦井塌方也是司空見慣。礦工在狹小的井底沒有專門的避險區域，每逢塌方通常就是慘遭活埋。
透過對巴拉瑞特地區最大的報紙《巴拉瑞特之星》（BallaratStar）的索引進行統計，僅1854—1859年曾經報道過的各種塌方事故竟達200次。面對這種情況，具有煤礦及錫礦採掘經驗的英國康涅什移民開始大顯身手。
大致在1853年中期，一名叫作貝比（J。Wood Beilby）的礦工嘗試用粗壯的樹枝拼接組裝成礦井架置於井下，然後再用6～8釐米厚、1。2～1。8米長的木板緊緊貼住井壁預防側面的突然坍塌。這是巴拉瑞特採礦業首次應用專業的井下建築技術。
但是新問題立刻又出現了：向地下挖掘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穿越地下潛水層，可是淘金者事先並不知情，結果往往在穿過了潛水層後才發現滲水問題，而這時意味著轉瞬間就會有地下激流席捲一切，多數礦工即便逃過淹死的厄運也將丟失掉所有的裝備，血本無歸。實際上包括貝比本人最終都因為滲水事故而被迫中途放棄深井開採。
19世紀50年代中期後，維多利亞各大礦區都出現了抽水用的蒸汽機，可由於其價格昂貴，也只能解決區域性問題。無奈之下，多數礦工選擇在自己身上綁上空木桶以防在突發洪水中瞬間沉底。最後還有一個地質環境上的不利因素在於，巴拉瑞特在歷史上是植被特別豐茂的地方，結果在漫長的沉降過程中，有一些死去漚爛的古代植被在淺表土層下形成了沼氣層。礦工們在挖掘到5米左右深度的時候就可能遭遇沼氣，猝不及防之下很可能中毒喪命。
相比於歐洲礦工，華人礦工雖然採用了基本類似的工具，但在礦井作業技法上卻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比如，華人利用礦坑掘金時就頗有特色。
當時的礦井，井口形狀通常有圓形與矩形兩種。圓井口直徑通常是0。9～1米，矩形的邊長則是1。5米、0。75米。挖掘圓形的礦井技術上更容易，因為淘金者無須打磨出礦井的稜角，但是這種形狀下盛裝礦土的籃子的抬升和降落更麻煩，因為井口的落腳點不好找，而且由於礦坑壁是弧形的，下井的礦工不容易挖鑿出落腳點。特別是遭遇降雨時，坑壁上的落腳點很容易就被沖掉，坑壁也會非常溼滑。
方井就不存在這方面的隱患，而且拉礦土的淘金者可以靠在井壁較長的一邊，用腳撐住對面的井沿，作業就更加穩固和安全。但是，歐洲礦工通常喜歡坐在大水桶裡被同伴吊上吊下，華人礦工因為身形更小巧，雖然挖掘圓形礦井居多，但並不疲於反覆在井壁上鑿出能落腳的凹坑，一旦必要時他們就能抓住吊下的繩索，獨立蹬著凹坑爬出去。
顯然，隨著礦井深度的增加，金礦開發越來越依賴技術與資本投入，尤其是需要大量購買木材以搭建腳手架以及支撐礦道的支架。
對於華人來說，即便他們吃苦耐勞且善於學習借鑑，這些硬體上的要求也絕不是靠意志頑強就可以達到的。
事實上更常見的情況是，偶爾有華人集資買下舊礦，但舊礦井中支架本身已經老化或缺損，華人無力重建礦道支架，結果常常遭遇塌方事故。尤其是中部山地土質稀鬆，由於淺表土層有高密度挖礦，地表植被已經損失殆盡，偶有大雨就會導致水土變成黏稠的泥漿，一塊土墜落往往連帶一大片坍塌。
不僅如此，地下礦道由於沒有木板鋪砌，同樣泥濘至極，這不僅讓挖礦變得困難，而且即便地面上有人報警，地下的同伴也來不及逃跑。從四邑會館留存的寶貴中文材料來看，華人在深井礦開發中付出的代價觸目驚心：
其礦井有深至十餘丈者，井邊不固，每一崩壞，則葬身其中。吾僑為開礦而死者，不可勝計。為了告慰死者，乃發起義祠，當時報名入祠者，在7000人以上，一二年內增至萬名，今日仍存於墨爾本四邑會館中。
1854—1865年本迪戈死亡的華人中，70%以上是採礦人員，總計31個死亡記錄中，26個是因塌方被活埋的。根據維多利亞中部新興的沃恩泉（Vaughan Springs）礦區的記錄，在1857—1859年意外死亡的66人中，有38個是華人，其中就有11個死於礦難塌方，另外6個死於呼吸系統疾病。這些死亡統計是地方驗屍官做出的，難以獲得整個維多利亞的情況，而且這裡有關華人的部分非常不完整，但足以讓人想象深井礦難對華人的威脅之大。所以並不意外的是，到19世紀50年代後期，以深井礦開採的中心本迪戈為例，華人深井礦作業記錄越來越少。
華人淘金者在三大礦區淺層沉積金礦開發活動中的成功與挫折說明，他們能夠主動地吸納外來經驗與裝備，及時掌握先進的技術發明，同時迅速熟悉礦冶地質條件。他們能夠在淘金熱中紮根，絕不僅僅是吃苦耐勞使然。
不僅如此，在淘金熱轉向深井礦開發過程中華人遭受的重大困難也說明，隨著淘金活動的環境阻力越來越大，僅憑吃苦耐勞是難以達到理想目標的，而且這在客觀上也迫使華人相對長期地集中於發掘和淘洗地表淺層的沉積金礦，從而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本文節選自費晟所著《再造金山：華人移民與澳新殖民地生態變遷》
，
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再造金山：華人移民與澳新殖民地生態變遷》
費晟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2月
作為英帝國最偏遠也最晚開闢的殖民地，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自十九世紀以降迅速淪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資源邊疆。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歷史是世界史研究中基礎非常薄弱的領域，本書利用環境史的新視角整合了之前零碎儲存的史料，從近代西方殖民擴張及生態變化的角度探討澳新歷史變化的特點，突破了傳統國別史研究中重視政治經濟話題，從而容易忽略地緣上較為次要的大洋洲區域史的侷限。本書以澳新華人移民的經歷與命運為線索，力求展現全球資本主義及西方殖民擴張中人口交流、經濟發展、環境變化以及文化衝突之間的複雜互動。
華文好書
ID：ihaoshu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