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鉤
古代中國的女性是否有財產權？
我曾將這個問題放到網上，詢問網友，結果許多網友都回答：沒有。還有人說：“母隨子貴，如果有兒子的話，作為母親才能獲得繼承家業的名額”；“多年媳婦熬成婆，自然就有財產權”；“當成為武則天、慈禧，才有你說的財產權”。總體而言，大部分回答的網友都認為古代中國女性並沒有天然的財產權。
然而，事實上，古代中國女性是有財產權的，包括財產繼承權，以及對自己財產的處分權。我們先從宋代說起。
“女合得男之半”
為了可以更生動一點介紹宋代女性的財產權，我們還是來講述南宋《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的一個案例。巴陵縣（今湖南嶽陽）有一名未婚女子阿石，許配給廖萬英為妻。叔父石居易見侄女父母雙亡，沒什麼嫁妝，便劃撥了一塊田地送給她，並託侄兒石輝（即阿石的兄長）出售，換錢為阿石添置嫁妝。誰知石輝是個無賴，之前因為胡作非為，欠了一屁股債，居然將賣田所得的400 餘貫錢挪用來還債。
阿石的未婚夫廖萬英得知訊息，上門向妻舅石輝索取陪嫁田。石輝耍賴，廖萬英便將他告上了法庭。法官認為，“女弟婚嫁，託孤寄命，非石輝之責，誰之責哉？既無毫髮之助，反以乃叔助嫁之田，賣田歸己，是誠何心哉？”先將石輝“決竹箄二十”，以示薄懲。
同時，法官也教誡廖萬英：娶妻論財，非君子所宜為。大丈夫磊磊落落，怎麼可以盯著妻子的一點奩產？如今你“縱使得膏腴沃壤以自豐”，亦已“盡失親戚輯睦之義”，可謂得不償失，“更請思之”。
不過，法官儘管在道義上批評了廖萬英，但在法律上，還是承認阿石的嫁資“即廖萬英杌上肉”，廖萬英當然有權利要求石輝歸還妻子的陪嫁田。因此，法官最後的判決支援了廖萬英的訴求，判石輝賣田的交易為無效交易，勒令石輝“贖回田產，付廖萬英”。
從這個判例，我們可以知道，宋代的在室女（未婚女子）通常都是以“辦嫁資”的名目獲得一部分財產，叫“奩產”，因為一般來說，在室女終將出嫁，她的財產也將作為嫁妝帶至夫家。給予在室女一份奩產，是宋朝法律規定的分家析產原則：“已嫁承分無明條，未嫁均給有定法。諸分財產，未娶者與聘財，姑、姊、妹在室及歸宗者給嫁資。”換言之，在分家析產時，獲得一份奩產，是在室女的法定權利。
南宋《耕織圖》中的女性
司馬光的《家範》提到一個例子：某士大夫，“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而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堪比巴爾扎克筆下的吝嗇鬼葛朗臺。一日此人病危昏迷，兒子趁機偷了他的鑰匙，開啟密室，將父親所藏財物一搶而光。老頭子醒來，摸不著枕頭下的鑰匙，頓時被氣死，而不肖子孫們也不哭，只顧著將哄搶到的家產隱匿起來，卻因為分產不均，幾兄弟打起了官司，在室的姐妹也“蒙首執牒，自訐於府庭，以爭嫁資”。
司馬光講這件事，是將它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的反面教材告誡後人，不過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女孩子敢跑上法庭要求分奩產，說明至少有一部分宋朝女性已自覺地認識到，繼承父產是她們應得的權利。
那麼在室女可以分得的奩產到底有多少呢？北宋時，財產繼承法承唐制，“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女性得到的奩產，只有男性聘財的一半。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小瞧宋朝小娘子的奩產，以為它只是一份可以挑著走的嫁妝。
實際上，宋代厚嫁之風極盛，陪嫁的奩產不僅有“首飾、金銀、珠翠、寶器”等財物，還包括“隨嫁田土、屋業、田園”等不動產。 宋理宗朝時，一位鄭姓大戶送給女兒的奩產是“奩租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締姻五千貫”；又有一個叫虞艾的縣丞之子，“娶陳氏，得妻家摽撥田一百二十種，與之隨嫁”。即便是貧窮之家，也要銖累寸積，為女兒留點嫁資，恰如一首宋人範端臣的詩作《新嫁別》所形容：“十年辛苦寸粒積，倒篋傾囊資女適。”
到了南宋時期，女性的法定財產繼承權又得到擴充套件，而不僅僅是獲得一份嫁資。據南宋的幾份判詞，“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以他郡均分之例處之，二女與養子各合受其半”，可知此時，至少在一部分地區，父母雙亡後，女兒能繼承的遺產份額是兒子的二分之一。
“女合得男之半”的遺產繼承原則，只適用於在室女與兄弟共同繼承父財的情況。如果戶主生前沒有生育（或抱養）兒子，只有女兒，宋人稱之為“戶絕”，因為按傳統的禮俗，只有男丁才能繼承香火、祭祀祖宗，沒有男丁，即意味著絕了香火。這是古人的觀念。根據宋朝的“戶絕繼承法”，“諸戶絕財產，盡給在堂諸女”。也就是說，在室女如果沒有兄弟，將可繼承父母的全部遺產。
不過，如果在室女有出嫁或歸宗（指出嫁後因離婚或喪夫而回歸孃家）的姐妹，這些姐妹也可以分享遺產。法律規定的遺產分配準則非常細緻，在室女、歸宗女、出嫁女所得份額各不相同，只記住一個總的原則就行了：在室女繼承的遺產份額多於歸宗女，歸宗女繼承的遺產份額又多於出嫁女。
如此遞減是合理的，因為出嫁女與歸宗女之前已經得到一份奩產，她們可繼承的遺產份額理應少於在室女；而出嫁女有夫家贍養，她從孃家繼承的遺產份額也理應少於歸宗女。姐妹們有時候還會遇到其他與她們競爭繼承遺產的人——按照宋人慣例，戶絕之家往往會以繼嗣的方式接續香火，“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繼嗣之人也有權利獲得一部分遺產。
繼嗣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夫亡妻在，由妻子選立繼子，這叫“立繼”；另一種是夫妻均亡，由近親尊長選命繼嗣之人，這叫“命繼”。根據“戶絕繼承法”，立繼子享有與親生子同等的遺產繼承權利，按“女合得男之半”的原則分配遺產；命繼子的繼承份額則依情況而定：
如果只有在室女與命繼子分割遺產，在室女得四分之三，命繼子得四分之一；只有歸宗女與命繼子，歸宗女繼承二分之一，命繼子繼承四分之一，另四分之一入官；同時有在室女、歸宗女與命繼子，則命繼子得五分之一，女兒共得五分之四，這五分之四的財產中，在室女得三分之二；只有出嫁女與命繼子，則出嫁女繼承三分之一，命繼子繼承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一入官。
除了在室女、出嫁女與歸宗女，其他身份的女性有時候也能從孃家繼承到一部分財產，如按《宋刑統》所載沿襲自唐朝的戶令，民戶分家析產之時，“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按天聖年間編訂的《戶絕條貫》，在戶絕情況下，如果被繼承人沒有女兒、孫女，被繼承人之姑、姐妹與侄女也可以繼承到總共三分之一的財產：“今後戶絕之家，如無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將資財、莊宅、物色除殯葬營齋外，三分與一分；如無出嫁女，即給與出嫁親姑、姊、妹、侄一分。”
女性分得的財產，包括不動產，是受宋代法律保護的。因此在前面的案例中，廖萬英才能夠勝訴。按紹興年間的一項立法，“田宅與女折充嫁資，並估價赴官投契納稅。其嫁資田產於契內分明聲說，候人戶齎到稅錢，即日印契置歷，當官給付契書”。家長將一部分不動產分給女兒作為奩產之後，需要赴官辦理公證手續，並交納契稅，然後由官方發給新契書，契書內註明了嫁資田產。
這樣，不但政府可以收到稅錢，民間也可避免產權爭端，“若不估價立契，雖可倖免一時稅錢，而適所以啟親族兄弟日後訴訟”。奩產公證的立法，以及廖萬英訴石輝案的判決，均顯示宋朝女性的奩產是獨立於孃家財產之外的，親族兄弟不可以侵佔。等到在室女成親，奩產便以嫁妝的形式帶至夫家，“妻家並不得追理”。
“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
按宋人婚俗，男女在議定婚姻之時，男方要給女方送“定帖”，帖中寫明“男家三代官品、職位、名諱，議親第幾位男，及官職年甲月日吉時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書主婚何位尊長”，如果是入贅，則列明所帶入女家的財產名單，“將帶金銀、田土、財產、宅舍、房廊、山園，俱列帖子內”；女方也要給男方回“定帖”，除了說明“議親第幾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時生”，還要“具列房奩、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奩產。
這個“定帖”具有“婚前財產證明”的效力，可以用來證明哪些財產是新娘子帶來的奩產。區分是否為奩產，從法律上來講，很重要。因為宋朝法律規定，“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意思是說，兄弟分家，妻子帶來的奩產屬於小兩口的私產，並不是大家庭的公產，不需要拿出來分割。我們來看南宋的一起民事訴訟案——
南宋李嵩《骷髏幻戲圖》上的女性
有一戶人家，戶主叫陳圭，起訴兒子陳仲龍與兒媳蔡氏將陳家田產盜賣給了蔡仁。經法官查證，事實是陳仲龍用妻子蔡氏的奩產購置了田產，然後典給蔡仁耕種。法官認為，“在法：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產，並同夫為主。今陳仲龍自典其妻裝奩田，乃是正行交關”，不存在盜賣的行為。
不過，法官又查實，蔡仁乃蔡氏之弟，瓜田李下，形跡可疑，如今陳圭既然有詞，蔡仁於理不宜久佔奩田，且蔡仁在法庭上也表示願意將田業退還給姐姐。因此，法官作出裁決：蔡仁退典，“若是陳圭願備錢還蔡氏，而業當歸眾，在將來兄弟分析數內；如陳圭不出贖錢，則業歸蔡氏，自依隨嫁田法矣”。亦即裁定爭議田產的所有權歸蔡氏，陳圭若想取得產權，必須備贖錢給兒媳蔡氏。
由於法律將奩產列為一項獨立的財產，有一些存了私心的人，便利用這一立法，“作妻名置產”，將家庭的一部分公共財產登記成妻子的奩產，這樣，將來兄弟分家的時候，便能多佔財產。按宋人袁採的說法，這種情況“多矣”。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宋朝女性的奩產在取得之後，便不容親族兄弟侵佔；成婚之後，即便是奩產的賦予人——孃家父母也無權追回；夫家的其他成員（包括丈夫的父親）也不可染指。
那麼丈夫本人呢？依宋朝法律，“諸婦人隨嫁資及承戶絕財產，並同夫為主”；“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為戶”。看起來似乎妻子的奩產歸丈夫所有，或者說，是丈夫佔主導權的夫妻共同財產。事實是不是這樣呢？透過考察宋代的事例，我們相信，“同夫為主”“以夫為戶”的規定，乃是因為按當時的戶口—賦稅制度，一戶只能立一個戶主，戶主只能登記為丈夫之名（孀婦方可立為女戶），並不意味著丈夫取得了對妻子奩產的支配權。
我們來看一個事例：南宋末婺州的樓約與妻子王氏，生育有女兒樓妙清。“王氏愛妙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置薪山若干畝，蔬畦若干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貲所營，毫髮不以煩樓氏，今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
其後樓妙清年老，又將繼承自母親的產業全部送給外孫王野仙：“吾二人（指樓妙清與丈夫）耄矣，不幸無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侄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所畀之業，宜具授之。”在這個例子，不管是王氏，還是樓妙清，她們對自己的奩產，都具有完全的支配權，丈夫對此也沒有表示異議。
另一個案例則顯示妻子對奩產的支配權受法律保護：南宋有一個叫江濱臾的讀書人，為休掉妻子虞氏，先是誣告妻子與人通姦，又檢控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奩器皿”，是盜竊江家財物。換言之，“虞氏盜與奸俱有”，按古禮，“淫佚”與“盜竊”都是“七出”的要件。但法官審理發現，虞氏所搬走的均是她的奩產，不構成盜竊。最後法官作出裁決：“江濱臾撰造事端，以鳥獸之行誣其妻，虞氏亦人爾，尚何面目復歸其家？虞士海（虞氏之父兄，替虞氏到庭應訴）既稱情義有虧，不願複合，官司難以強之，合與聽離。虞士海先放，江濱臾勘杖八十。”法官懲罰了誣告的江濱臾，並承認其妻擁有對奩產的支配權。
女性對奩產的支配權還體現為，如果改嫁，她可以將帶來的奩產隨身帶走。改嫁分兩種情況，一是離婚改嫁，一是夫亡改嫁。
先來看第一種情況。南宋有一名姓周的民婦，初嫁曾氏，並生子曾巖叟；再嫁趙副將；於開禧二年（1206）三嫁京宣義，但成婚未及一年，周氏就因為京宣義寵溺嬖妾，離開京家，投奔兒子曾巖叟。四年後，周氏去世，留下一筆奩產。京宣義貪圖這筆奩產，便訴官要求周氏歸葬。但這一訴求被法官駁回：“在法：夫出外三年不歸者，其妻聽改嫁”，京宣義棄妻於曾家數年，婚姻已宣告失效，自是沒有權利“取妻歸葬”，更沒有權利繼承周氏的遺產。周氏之喪“聽從曾巖叟安葬”，京宣義“不得更有詞訴”。
你看，周氏數次離婚、改嫁，卻一直保有自己的奩產。
再來看第二種情況。大約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一名叫吳汝求的年輕人，跑到法院控告繼母王氏侵吞了他父親的財產。原來，這吳汝求的父親叫吳和中，是一位貢士，家道也算殷實，只是結髮妻子早逝，留下一子，即吳汝求。在兒子七歲時，吳和中娶了王氏為繼室。老夫少妻，吳和中自然對王氏很是疼惜，並依著她的主意，購置了不少田產、房產，都以王氏奩產的名義立契。
嘉定九年（1216）九月，吳和中去世，未久王氏便帶著“自隨田二十三種、以妝奩置到田四十七種”，改嫁他人。此時吳汝求已長大成人，卻是一個“狂蕩弗檢”之徒，不消幾年，便將父親留給他的財產揮霍殆盡，房產都賣光了，連個棲身之所都沒有。
吳汝求這才想起，繼母王氏在父親生前，多次教唆父親以她的名義購置物業，父親一死，她又很快將名下的財產全部帶走，這分明是蓄謀已久要侵奪吳家的家產。因此，吳汝求將繼母王氏告上了法庭。
受理此案的法官認為，儘管吳汝求自陳“王氏所置四十七種之田，系其故夫己財置到”，但打官司講的是證據，“官憑文書，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復何說”？法官只能裁定這些財產歸王氏合法擁有。這是對法律與契約的尊重。同時，考慮到吳汝求“一身無歸，亦為可念”，“請王氏以前夫為念，將所置到劉縣尉屋子業與吳汝求居住，仍仰吳汝求不得典賣。庶幾夫婦、子母之間不至斷絕，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於地下矣”。
法官請求王氏，將吳和中生前給她購置的其中一份物業給予吳汝求居住，但所有權仍歸王氏，吳汝求不得典賣物業。如此，王氏的財產權依法得到保護，而母子的情份也得以兼顧。
丈夫去世、妻子攜產改嫁的事情，在宋代是很常見的，因為宋人自己說，“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屬纊，已欲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前面我們提到宋代有不少人“作妻名置產”，袁採告誡家人：千萬不要這麼做，因為這世上，“有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1。袁採的忠告，其實正好反映了宋代女性改嫁之時有權帶走奩產的普遍性事實。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孀婦帶走奩產的權利才會受到限制，那就是在兒女年幼需要撫養的情況下。孀婦若未生育，那麼她帶著奩產改嫁，或者將奩產帶回孃家，都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
如果孀婦守志不改嫁呢？根據法律規定，她將是丈夫全部財產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在法：諸分財產，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無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財產，妻之財產也。”
當然，妻子繼承之夫財，最終還將傳給子女，但她作為母親，在分戶析產之前，哪怕兒子已成人，具備完全之民事行為能力，寡母仍然保留著對處分家庭財產的知情同意權：“交易田宅，自有正條，母在，則合令其母為契首”；“若欲典賣田宅，合從其母立契”。
對女性財產權的歷史考察
將女性的財產繼承權放入歷史長河中考察，我們將會發現：宋代政府關於財產繼承的立法之詳，可謂歷朝之冠；宋朝女性的財產權，亦可謂最受保障。
先秦時，在嚴格的宗法制度下，女性並無財產權；漢朝時，女性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繼承財產，因為按國家立法，“死毋子男代戶，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孫，毋孫令耳孫，毋耳孫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產子代戶”，戶主的繼承順位是：兒子—父母—寡妻—女兒—孫子—耳孫—祖父母—同產子（兄弟之子），身份為母親的女性屬於第二順位繼承人，身份為妻子的女性屬於第三順位繼承人，在第一順位繼承人缺位的情況下，她們可以透過取得戶主地位的方式繼承到財產處分權。
唐代，國家開始在法律上明確女兒的財產繼承權（以辦嫁妝的名義）：“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在戶絕情況下，父母的遺產除用於“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餘財並與女”，確認女兒有權利繼承戶絕財產。
宋朝在唐朝的文明基礎上，將財產繼承立法發展到歷代最為繁密的程度，特別是關於戶絕財產的分配，宋人自己說，“竊惟戶絕之法，朝廷行之最為周密”。不同身份的繼承人（如在室女、歸宗女、出嫁女、立繼子、命繼子），在不同條件下（如戶絕與非戶絕、立繼與命繼）各自的法定繼承份額為幾何，法律都作出了詳細的規範，因此，法官仲裁民間發生的財產繼承權糾紛時，基本上都有法可依。
在法律繁密化的過程中，宋朝女性的法定財產繼承權也發展至歷朝最高水平——雖然宋代還是男權社會，財產權還談不上男女平權，但不管與之前的漢唐時期相比，還是與之後的元明清時期相比，宋朝的女性都有更多的機會獲得更大的財產繼承份額，並且保有這份財產。
（本文節選自吳鉤
所
著《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
》，
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
吳鉤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2021年4月
中國的近代化究竟始於何時？
國內有晚清和晚明兩種主流說法，而海外則有一種“宋代近世說”，認為早在宋朝，中國就已經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經開始近代化轉型，那為何還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國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門檻？
在《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 中，作者吳鉤綜合各說，構建出一個獨特的闡釋框架，嘗試為中國的近代化的時間開端提供一種合理解釋。他帶領我們重回歷史現場，仔細考察了25項極具近代化特徵的宋朝文明表現，呈現當時在市政、人文、經濟、政治、司法等5個領域出現的種種近代化的端倪。
透過考察這些文明表現的興起、運轉，以及它們在宋亡後悲劇性地走向消亡的過程，作者著重展現了兩宋時期的中國是如何悄然擺脫中世紀的桎梏，開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現出宋朝最生動、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時，他也試圖說明，中國的歷史並非單純的線性發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又有傳統的斷裂與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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