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憲法學
羅馬混合政體的優良性探析
——波利比烏斯《通史》讀書筆記
政治憲法學第641期
政治憲法
作者 | 楊之涵
南京大學哲學系2018級博士生。
摘要
與單一政體相比較，混合政體具有確保政治的穩定與國家的強盛等明顯的優良特徵，而混合政體又有機械性混合政體與有機性混合政體之分，前者以斯巴達為代表，後者則以羅馬為代表。在波利比烏斯看來，機械性的混合政體雖然可以保持國家的穩定與國力的強大，但無力承擔起統治帝國的重任，這也是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雖然贏得了希臘世界的霸權，但卻很快又喪失殆盡的原因所在。有機性的混合政體既有利保持政治的穩定，也有利於國家的對外擴張，這也是羅馬能夠最終稱霸地中海世界，並長久維持地中海霸權的原因所在。
相較於三種常態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及其相應的三種變態政體（僭主制、寡頭制和暴民制）這六種單一政體，羅馬混合政體由於吸納了君主制（執政官代表君主制）、貴族制（元老院代表貴族制）和民主制（公民大會和保民官代表了民主制）這三種常態政體的有利元素，因而具有明顯的優良性。對此，學界都具有比較充分的共識。然而，透過相關研究，筆者發現，波利比烏斯對混合政體本身進行了進一步的區分—他將混合政體區分為機械性混合政體和有機性混合政體—而這一區分至今尚未被學界所充分認識。本文藉助對古希臘著名思想家兼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傳世之作《通史》一書的中譯及其相關研究，尤其是對《通史》第六卷（集中探討了混合政體）的中譯及其相關研究，筆者對波利比烏斯所說的這兩種混合政體進行了一番梳理與研究，以期有助於學界更加充分地認識波利比烏斯的混合政體理論。
在波利比烏斯看來，混合政體可以分為機械性混合政體和有機性混合政體，前者以斯巴達為代表，後者則以羅馬為代表。這兩種政體同為混合政體，它們具有許多共同的特性。首先，這兩種混合政體都可以較好地抵禦單一政體的衰變，從而防止政體上的迴圈，進而實現政治上的穩定和國力上的強大。其次，混合政體是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種常態政體的混合，它摒棄了僭主制、寡頭制和暴民制這三種變態政體的有害成分，而且，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種常態政體要素之間相互制衡，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自己的界限，從而防止了任何一方在權力上的專斷，進而實現了權力的平衡，從而保持了人民的自由。不過，雖然這兩種混合政體具有較多的共同特性，但是，它們之間仍具有較大的差別，不能完全等同視之。其中一個非常明顯的區別就是，雖然這兩種混合政體都可以實現政治的穩定和國家的強盛，但是，作為機械性混合政體的斯巴達卻完全無法承擔起統治帝國的重任，即使它一度獲得了希臘世界的霸權，它也根本無法長久地維持這種霸權。然而，作為有機性混合政體的羅馬，不僅實現了長期的對外征服戰爭，而且也長久地維持了對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帝國統治。換言之，這種有機性混合政體既可以讓羅馬攫取帝國，又可以讓羅馬維持帝國。
一、斯巴達的機械性混合政體
眾所周知，相較於單一政體，混合政體具有內在的優良性，而單一政體的缺陷性則非常明顯。正如波利比烏斯所說，單一政體不僅不具有穩定性，而且非常容易衰變成其他政體。在波利比烏斯看來，斯巴達政體就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是一種單一政體。在古風時代，藉助斯巴達偉大的立法者呂庫古的改革，斯巴達革新了原有的政體，弱化了原來的王權。呂庫古透過設立二十八人的元老院，從而引入了貴族制的要素，並透過設立五名監察官，從而引入了民主制的要素；因此，呂庫古的這兩項改革從而使斯巴達的政體擺脫了單一政體的缺陷，以至於斯巴達的政體同時兼具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種要素的這一混合政體的特徵。波利比烏斯認為，在斯巴達偉大的立法者呂庫古的理性設計下，斯巴達政體不是一種單一化的政體，也不是一種均質化的政體，而是一種混合政體，這種混合政體保障了斯巴達政治的穩定性和長久性，從而避免了單一政體的缺陷。呂庫古在斯巴達實施的法律，把不同的角色賦予國王、貴族和庶民，使國家存續了八百年，既為呂庫古本人贏得了至高的讚美，也維持了斯巴達城邦的安寧。對於斯巴達政體，波利比烏斯推崇不已，甚至對它的推崇程度僅次於羅馬，以至於他甚至不惜筆墨地進行了一番詳細的描述。
不過，斯巴達的混合政體是呂庫古透過自身理性的思考而建立起來的，換言之，斯巴達政體是理性設計的結果。由於理性具有內在的有限性和侷限性的特徵，因為人終究不過是凡人，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知識和認識—正如加圖所說，世界上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一個人，他具有擁有一切才能、把握一切知識和掌控所有資訊的偉大天資，即便所有人的所有才能全都集中在某一個人的身上，他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他終究是一個必死的肉身和有朽的凡人，而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神明；具言之，他不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和任何領域全都一一瞭如指掌、洞若神明，而不會有任何時間上或者空間上的客觀限制，也不需要任何實際的經驗和時間的考驗—因此，它只能在整個國家或者城邦處於機械不變或者靜態不變的情況下安排一切和管理一切。確切地說，它只能涵蓋國家在機械狀態或者靜止狀態之下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出現不可預料的突發事件或者外部事件，尤其是對外征戰的情況，它的整個內部機體就無法適用和涵蓋這種理性之外的外部事件，它需要一切事務都要按部就班地進行。因此，理性設計的結果就是，斯巴達雖然是混合政體，但是，斯巴達的混合政體是一種機械性或者靜止性的政體。這種政體是一種異常僵化的政體，它沒有任何的彈性機制。此外，斯巴達地處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一個偏僻角落，它的四周都被群山和幾乎沒有海港的海岸線包圍，因此，它從來不願主動走出伯羅奔尼撒而進行征服活動，尤其是斯巴達自身內部還受到困擾他們數百年的希洛人問題的巨大糾纏。斯巴達渴望的是內部安全，並在那種環境下心滿意足地過一種封閉性的“美德生活”。他們不希望別人打擾自己的平靜生活，更不希望有影響自己幸福生活的突發性外部事件出現，而且，他們自己也不喜歡去幹預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會影響自己的“置身事外”。他們對自己的這種平靜、有序、安定而又封閉的生活有一種深深的自我滿足感和自豪感。
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儘管混合政體的斯巴達是當時整個希臘世界最為強大和勇武的城邦，但是，除非形勢所迫，斯巴達人永遠不會主動發動戰爭，以至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這樣描述科林斯人對斯巴達人的控訴，說他們膽小甚微，害怕一切。修昔底德甚至認為，斯巴達人的擔心和遲緩與雅典人的敏捷、堅毅、果敢和勇於冒險形成了鮮明對比。
不過，問題的悖謬之處就在於，恰恰由於斯巴達實行的是混合政體，這種混合政體造就了斯巴達的穩定與強大，讓斯巴達成為了當時整個希臘世界最為強大的城邦，以至於其他任何城邦都無法無視斯巴達的力量。出於自身實力的外溢和國際政治的需要，斯巴達自己也無法完全置身於希臘世界的事務之外，而“兩耳不聞窗外事”地只過一種完全封閉性的“小國寡民式”的生活。然而，一旦它踏足外部世界，尤其是與雅典的爭霸，斯巴達的這種機械性或者靜態性的混合政體就完全無法應對外部紛至沓來的種種事件，尤其是無法應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斯巴達對希臘世界的統治。突發性的外部事務，尤其是繁瑣性的帝國事務，本身就會讓斯巴達無所適從。換言之，即使斯巴達由於自己的混合政體以致國力強大，進而艱難地贏得了帝國，它也終究無法承載起統治帝國的重擔。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斯巴達贏得了希臘世界的霸權，但卻很快又喪失了這種霸權，就是一個明證。此外，沉重的帝國統治會拖累，甚至腐蝕斯巴達自身的政體安排和運轉，進而可能造成其混合政體自身的分崩離析，因為，斯巴達自身的這種機械性混合政體完全沒有為外部事務，更不要說為沉重的統治帝國留下空間，而斯巴達混合政體的平衡性一旦打破，它自身的政體也會失去其“混合性”而淪為單一政體，最終，它自身的自由也會隨其“混合性”的喪失而面臨消失殆盡的危險。這正如波利比烏斯所評論道，對於維護斯巴達的國家安全和保持斯巴達人的自由來說，呂庫古的立法是完全足夠的；但是，“當斯巴達人努力地爭奪希臘的霸權時，他們很快就面臨喪失自身自由的危險。”直到最終，斯巴達人都沒有保全帝國，相反，短暫的帝國統治反而讓斯巴達左支右絀、無所適從，因為，正如前面所言，帝國的統治對斯巴達的機械性混合政體其實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甚至是一個巨大的腐蝕，它會讓斯巴達政體自身變得無法運轉、維繫和保全。
二、羅馬的有機性混合政體
羅馬的政體雖然也是混合政體，但羅馬的混合政體卻不是透過理性思考而結下的產物，“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群人有意識的作為的結果”，而是多少代羅馬人“透過諸多困難和逆境的磨練而得來的”。可以說，“羅馬共和時期國家機器的成功運轉，是羅馬歷代公民同心協力共同奮鬥的結果”。加圖也常常說道，我們的憲制比其他國家的憲制優越就在於這一點：那些國家的幾乎每一個憲制都是由一個人，即這些國家的法律和制度的制定者建立的，例如克里特的米諾斯，斯巴達的呂庫古和雅典的梭倫，而另一方面，我們的共和國卻是建立在許多人而不是一個人的天才之上；它不是一代人建立的，而是多少個世紀間由許多老前輩建立的。一代又一代的羅馬人透過從災難中所學到的經驗教訓，羅馬人建立起了“所有現存政體中最為優良的政體”，也即是所謂的混合政體。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羅馬的混合政體與斯巴達的混合政體不是一回事，事實上，這兩種混合政體差異甚大。具言之，羅馬的混合政體不是一種理性設計出來的混合政體，而是歷代羅馬人磨鍊和拼搏出來的一種混合政體，因而，它不是像斯巴達那樣的一種機械性或者靜止性的混合政體，而是一種有機性或者動態性的混合政體。羅馬的混合政體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僵化政體，而是為外部事務，同時也為統治帝國留下了空間的一種政體。
事實上，羅馬人的混合政體將三種常態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實現了三種常態政體的綜合優勢。羅馬政體同時擁有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種政體要素，而羅馬這個國家本身也是由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種政體要素所控制和支配的。對於羅馬所建立的政體構架及其後來相應的統治秩序來說，羅馬的這三種政體要素如此有機地“混合”在了一起，它們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出奇的平衡、均質、協調，乃至和諧，以至於即使是羅馬人自己也可能根本無法說明白，他們自己的整個政體到底是屬於貴族制、民主制，還是屬於君主制。事實上，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並沒有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因為，如果一個人只把自己的眼睛盯在執政官的權力上，那麼，他們的政體似乎完全就是僭主制（μοναρχικὸν，monarchical）或者君主制（βασιλικόν，royal）；如果他只把自己的眼睛盯在元老院（senate）的權力上，那麼，他們的政體似乎就是貴族制；如果他只把自己的眼睛盯在民眾的權力上，那麼，他們的政體似乎明顯就是民主制。”波利比烏斯對羅馬的這種看法也得到了許多現代學者的贊同，菲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就認為，執政官與法務官（Praetor）享有巨大的權力，他們就像“國王”（kings）那樣行使“君主式的權力”（monarchic power）；“貴族”是元老院的核心角色；而人民則是執政官和元老院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因此，在羅馬，整個國家的各個部分都由這三種要素所控制。換言之，整個國家都是由代表君主制的執政官、代表貴族制的元老院和代表民主制的公民大會這三者混合而成的一種獨特政體。
具體而言，在共和制之下的羅馬，執政官以及危機時期設立的獨裁官代表了君主制的元素，元老院代表了貴族制的元素，而保民官和公民大會則代表了民主制的元素。因此，羅馬憲制混合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優良特性。執政官權力巨大，他們可以召集各個公民大會，也完全掌握著軍事指揮權，而且，他們對一切公共事務擁有最高權威。執政官可以向除保民官以外的其他所有官員下達命令，“其他所有官員都在他們之下，並且必須服從他們”。而且，出任的執政官並不是碌碌無為之輩，相反，他們必須具備“勤勞、正直、傑出的軍事教養、作戰時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平時期的作風謙遜樸實、生活正派嚴謹，不喜財貨，而只是渴望光榮”。因此，這樣選任出來的執政官可以避免像那種敗壞的君主那樣胡作非為。此外，獨裁官這一官職也是羅馬人的一大發明。在危急時期，需要權力的統一領導，為防止在危急時期兩位執政官的相互掣肘而貽誤軍機，羅馬人設立了獨裁官一職，從而保證在危急時刻，獨裁官可以不受制約地指揮軍隊，以平定危急。不過，為了防止獨裁官尾大不掉，進而長期性地攫取最高權力，羅馬人規定獨裁官任職的最長期限是半年，即使危急尚未結束，獨裁官到期也必須交出權力。
元老院則控制和支配了國家的錢袋子—國家財政，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由元老院進行管理。如果沒有元老院的支援，領兵在外作戰的執政官，根本就無法獲得軍事補給。同時，元老院也決定著國家的重大方針和政策。而且，元老院也負責向其他城市派遣使者和接待其他城市的使者，並在事實上監管整個羅馬和盟友領土上的法律實施狀況和安全。此外，元老院是一個人數龐大的精英人才庫，由一幫經驗豐富而又行事審慎的元老所組成。這些元老完全不知奴顏婢膝為何物，他們而是像“國王們”那樣不卑不亢、富於進取和勇於任事。公元前280年，伊庇魯斯的皮洛士國王（Pyrrhus of Epirus）的使節基尼亞斯（Kineas）前往羅馬元老院，他就觀察到，元老院是“一個諸王的集會”（an assembly of kings），而《馬加比一書》（I Maccabees）的作者也記載道，他們與國王無異。因此，元老院行事向來老成持重、志存高遠而又砥礪前行。孟德斯鳩就認為，元老院一如既往地審慎行事，當軍隊讓所有的人灰心喪氣時，元老院讓那些心灰意懶的人振作起來。而且，元老院是聯結執政官與人民的紐帶，也是貴族之間的中間人，正如安德魯·林托特（Andrew Lintott）評價道，“元老院是共同政策得以形成，以及貴族之間的分歧得以調和與聯結的天然會場；它的政治重要性適應了政體和社會的雙重需要。”
然而，政治需要人民的參與，共和國是由人民組成的，是“人民之事業”。羅馬的各種官職，包括執政官，都是由人民授予和選任的。可以說，“即使是最有權力和影響的職位也會受到公民大會的約束和限制”。國家的主權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權批准或否認法律，公民大會在形式上掌握國家最高權力，體現著人民主權的原則，這正如當代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約翰·諾斯（John North）所說，人民大會（Assemblies）在法理上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且，人民大會在維持各方的平衡性方面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人民在選舉和分配官職時，他們會根據候選官員的名望和聲譽進行選舉和分配，而不是盲目決定，馬基雅維裡就說道：“人民在分配官職時所依據的，是公眾對一個人的議論和他在他們中間的名聲。”這樣一來，人民就可以選舉出優秀的官員來管理這個國家。此外，人民也有自己的平民大會和保民官，可以抵禦貴族和元老院對平民利益的侵奪與傷害。總之，執政官、元老院和平民之間是一種有機性或者動態性的相互制衡，任何一方都不會因為自身權力的過大而危及另外兩者，從而導致共和國的分崩離析。
三、羅馬有機性混合政體的優良性
正如波利比烏斯評論道，構成羅馬混合政體的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個要素之間是相互制衡而又相互協作的，它們之間的有機“混合”足以應對和解決任何突發事件和緊急狀況；在波利比烏斯看來，我們再也無法找到比它更加優良的政治制度了。羅馬的政體十分優良，其優良之處在於，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之間形成了巧妙的制衡關係，因此，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都無法完全佔據上風，以至於“這個政體自建立以來，藉助人民的精神、元老院的力量和某些官員的威望，所有濫權行為都得到了矯正。”而“迦太基之所以潰亡，是因為在最需要制止濫權時，就連漢尼拔也不被允許這樣做；雅典也之所以倒下去，是因為雅典人認為自己的過失微不足道，因而無需矯正。”羅馬人則“透過力量的均勢來達到和諧，或者說透過具有不同傾向的各種原則相結合的方式來達到和諧。”波利比烏斯認為，正是貫穿政治制度的這些平衡帶來了內部穩定，而羅馬以此為基礎，進而取得了對外的巨大成功。因為，優良的混合政體保證了羅馬決策的正確性，同時也保證了羅馬政策的連續性和權威性。在這一政體之下，官員、元老和人民之間各有分工、各取所需，官員有權力，元老有威望，人民有自由。
事實上，羅馬人之所以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從巨大的失敗中東山再起，羅馬人的獨特政體—亦即混合政體—無疑扮演著關鍵性的作用。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坎尼戰役中，漢尼拔利用獨特的新月陣型和巧妙的騎兵迂迴包抄戰術，讓羅馬人遭遇了大敗。在這場戰役中，羅馬人大約有七萬名步兵和六千名騎兵英勇戰死，另外，羅馬人還有一萬名步兵被俘。然而，“儘管羅馬人現在毋庸置疑地戰敗了，他們的軍事名聲也被擊碎了，但是，憑藉他們政體的獨特優點和他們明智的建議，他們不僅恢復了他們在義大利的霸權，並在後來擊敗了迦太基人，而且，在數年後，他們還讓自己成為了整個世界的主人。”在權威的新版《劍橋古代史》中，著名歷史學者約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也說道，羅馬人面對危機的堅韌促使波利比烏斯用其《通史》第六卷的整個篇幅，對一個從如此危機中爬出來的國家的憲制特點做出解釋。
普遍認為，羅馬之所以能夠一次次地擊敗強敵，最終稱霸世界，與羅馬獨特的混合政體也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如孟德斯鳩所說：“羅馬的制度具有強大力量，使英勇氣概得以儲存”。混合政體可以最大限度和最長時間地保持羅馬的元氣，而最大限度和最長時間地保持元氣，貴族無疑可以長久地保持對榮譽的渴望和追求，而組成羅馬軍隊的羅馬農夫也無疑可以長久地恪守傳統和古制，以至於加圖認為，最堅強的人和最驍勇的戰士，都出自於農夫。而貴族長久地保持對榮譽和渴望和追求，以及羅馬農夫長久地恪守傳統和保持驍勇，這無疑對保持羅馬的軍事戰鬥力作用巨大。此外，優良而又合理的混合政體制度極大地推進了羅馬的對外擴張，實現了眾多邦國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領土野心。首先，在羅馬對外擴張的道路上，混合政體的穩定性保證了國內政治的穩定性，這種政治穩定性無疑是羅馬對外擴張的政治基石。正如前面所說，羅馬是由執政官所代表的君主制、元老院所代表的貴族制和公民大會所代表的民主制這三種常態政體的有機結合，而擁有這三種政體要素的羅馬政體可以抑制或者延緩在單一政體下的那種固有的敗壞趨勢。而這極大地保持了羅馬政治的穩定性。可以想象，假如羅馬國內的政治本身混亂不堪而沒有政治穩定性的話，那麼羅馬人還談得上進一步對外擴張嗎？政治力量的內耗而非政治力量的積蓄，會對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造成巨大創傷。其次，在羅馬對外擴張的道路上，由於羅馬人的這種混合政體，羅馬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可以保持羅馬人上下一心與內部自身的緊密團結，也可以實現這三者之間的有效配合，而代表君主制的執政官、代表貴族制的元老院和代表民主制的公民大會一旦擁有了這種團結與配合，這對實現羅馬自身巨大實力的力量外溢和對外的征服程序，其作用無疑難以估量。
四、結語
作為一名希臘人，波利比烏斯有著在羅馬有組織的強力面前束手無策的悲慘經歷，也有著其作為希臘人的自尊心慘遭重創的痛苦記憶，他對羅馬混合政體的巨大優越性可謂瞭然於胸。波利比烏斯對羅馬憲制的熱情讚揚，並不是出於任何宣傳目的，也不是出於對羅馬任何先天或後天的偏愛。換言之，正是波利比烏斯親身感受和親眼見證了混合政體的這種巨大優越性，以至於波利比烏斯對混合政體念念不忘，乃至毫不吝惜自己的筆墨，甚至不惜中斷布匿戰爭的緊湊敘述和犧牲其《通史》的連貫性，以整整一卷（《通史》第六卷）的篇幅來詳細穿插論證混合政體的優越性。
事實上，不只是在《通史》第六卷，在《通史》其他的卷章中，波利比烏斯也多次談及了羅馬人的獨特政體對於羅馬稱霸世界的重要意義。實際上，在《通史》第一卷的開篇，波利比烏斯就向讀者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在短短不到五十三年的時間當中，透過何種方法和何種政體，以至於羅馬人成功地征服了幾乎整個世界？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亙古未有的偉大成就。”在《通史》第三卷第2章，波利比烏斯再一次念茲在茲地提醒讀者道：“為了闡述羅馬人的政體（Roman Constitution），我將不得不在這個地方打斷自己的敘述。我將指出，羅馬人的獨特政體如何有效地幫助羅馬人，讓他們不僅征服了義大利人、西西里人以及隨後的西班牙人（Spaniards）和凱爾特人，而且，最終還幫助他們戰勝了迦太基人和構築了普世帝國。”而在《通史》第六卷的開篇，波利比烏斯再一次提醒自己的讀者，並希望自己的讀者明白，在這種獨特的政治體制及其運作方式下，羅馬人為什麼能夠在短短不到五十三年的時間裡，就幾乎征服了整個世界，並把整個世界置於自己單一的強權統治之下。在波利比烏斯看來，這絕對是史無前例的。因此，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波利比烏斯會撰寫整整一卷（第六卷）的篇幅，以系統論述羅馬人的獨特政體（也即是混合政體）了。
綜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羅馬的這種有機性混合政體具有一般混合政體所具有的優點，那就是，政治的穩定、人民的自由和國力的強大。此外，由於它的這種有機性，以至於羅馬還具有一般混合政體所沒有的優點，那就是，它可以承擔起帝國的統治重任。能否承擔起帝國統治的重任，是波利比烏斯評判斯巴達與羅馬之間的關鍵標尺。事實上，帝國的視野從未脫離波利比烏斯的視線，能否承載起統治帝國的重負，一直也是波利比烏斯衡量一個國家政體優劣的重要標尺。
然而，斯巴達的機械性混合政體是一種機械性或者靜態化的體制，完全無法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而過多投身外部事務，無疑會對斯巴達自身的機械性政體造成重創，況且，斯巴達政體本身也無法靈活而有效地處置外部事務，尤其是帝國事務。但是，羅馬的有機性混合政體則與斯巴達完全不同，它可以靈活而有效地干預、處置和解決外部事務，在羅馬一步步地稱霸地中海世界之際，羅馬的這種有機性混合政體也在作自我除錯，並逐步地適應了統治帝國的重任，這恰恰也是羅馬政體的巨大優越性所在。正是由於這種有機性混合政體，羅馬最終贏得了帝國的統治權，且長久地維持了帝國的統治權，以至於不少人甚至習焉不察地認為，羅馬人獲得帝國的統治權是一種理所當然，而喪失了進一步前去深究的慾望。
本文原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3期。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註釋。
本期責任編輯：幹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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