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國藩的“日記懺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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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7日凌晨1時許，《胡適留學日記》最終以1。3915億元（含佣金）成交。
《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留學日記》中，關於“打牌”的記錄早已成了今天網民的梗：
其實，日記裡的真實記錄是這樣的：
七月廿一日：化學第二小試……打牌。
七月廿二日：打牌。讀美國短篇名著數種。
七月廿四日：上課。得德爭一書。打牌。演化學算題。
七月廿五日：上課。作書復德爭。打牌。
七月廿九日：讀《馬太福音》。讀Samuel Daniel情詩數章。打牌。
八月五日：打牌。
八月十日：連日或以讀書，或以打牌，恆子夜始寢，今日覺有不適，故以此矯之。
胡適先生除了打牌之外，可沒落下學習。
不過，胡適的確把日記當成了集書評、隨筆、資料整理和生活手記於一身的思想跑馬地。在日記中，他常進行自省甚至懺悔。
留學時期的胡適
比如，他就曾經大段痛陳自己在立誓戒菸又復吸後自責不已的心情：
“胡適，汝在北田對胡君宣明作何語，汝忘之耶？汝許胡君此後決不吸紙菸，今幾何時，而遽負約耶？故人雖不在汝側，然汝將何以對故人？故人信汝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為志人，為學者，且能高談性理道德之學，而言不顧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菸。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
不知其過而不改，猶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恥。人即不知，汝獨不內愧於心乎？汝乃自認為懦夫耶？知過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恥之懦夫也。虧體辱親，莫大於是矣。”
其實，往前再推一些時候，晚清名臣曾國藩也經常在日記中對自己的所為進行懺悔。
曾國藩像
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曾國藩日記雲：
本日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睏乏，都檢點不出來，自治之疏甚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記雲：
早起，讀《易經》震卦，無所得。午初，人慾橫熾，不復能制，真禽獸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他又記日記說：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墮壞更甚乎？
《曾國藩日記》
曾國藩在日記中的自省，或許源於一次求教。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曾國藩向倭仁請求修身之道，倭仁便教他“寫日課”與“研幾”。
“三朝元老” 烏格里齊·倭仁
所以，曾國藩在他十月二十六日給弟弟的信中說：
“……餘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餘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餘自十月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
晚明時期的“省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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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不僅遵照倭仁的提示寫日記，還將日記與同朝官員吳廷棟等人傳觀，且送請倭仁批閱。
這種寫省心日記或傳觀日記的傳統，其實源於晚明時候的省過會。
遷善改過本來就是王陽明格物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明代末年，商業興盛，習俗日漸奢靡。一部分士人自覺罪惡感深重，想要抵抗這個時代。因此，當時文人悔過、懺過之風盛行，省過與改過也變成了一個很熱烈的論題。
晚明風俗畫《南都繁會圖》
既然“改過”是道德修養的核心，那麼怎樣知道自己的過錯，又不自欺其過錯呢？於是，士人們決定尋找一個客觀控訴者，即將自己的過失向大家坦白，由師友來糾察。在集會時“自呈己過”的過程中，省過會便逐漸發展起來了。
王陽明像
因此，當時不僅有個人有《人譜》和省身錄，還有倡導省過、改過的各種社群。王陽明的門人所創辦的“惜陰會”中，便要求每人立日記、每家立日記。
在明末思想家陳確所舉辦的省過會中，大家要公開自我坦白，展示自己的日記：“……次第陳日史於前，司罰無阿眾之筆”。
明末清初計程車人“打卡記錄”：
日記、日譜與功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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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宋明理學中，這種自省其過的傳統很長。
當時的士人在從事道德修養時，除了語錄與高深的談論之外，會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警醒自己。理學家在生活踐履中，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憑藉：
“肘後牌”便是當時士人採用的憑藉之一。
“肘後方”是我們在中醫裡常見的詞彙，表示緊急時不可或缺之方藥。而“肘後牌”不止表達道德修養中的要旨，也的確會將它佩於手肘之處。這樣是為了每次手肘彎曲之時，都會因觸碰而自警。
明儒李二曲的肘後牌。圖源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此外，還有人往所穿衣服上寫字，有些類似我們今天的文化衫。如明末清初的盛敬，為實現“慎獨”之訓，便將這兩個字書於所穿的葛衣之上，以便隨時提醒自己。
但使用最為廣泛的，還是日記、日譜。
日記與日譜之間還看不出明顯的區別。二者均為每天的記錄，常有換用的情形。
書院弟子立修身日記，是宋代到清代一直使用的一個辦法。其中，帶有簿記形式的修身冊子，是廣為流傳的日記形式之一。
明代後期的儒學思想主張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實踐，故而，日譜也傾向涓滴不漏地記載當事人地每一舉動和念慮：
每有一善，便算一件功；每做一件壞事，便算一過。
從而，人的整個靈魂狀態便類似公司的營運狀態，用簿記來進行管理。而日記的書寫者，則像一個老練的會計
：搬出“賬本”，則公司的營運狀況便一清二楚了。自己成德的可能性，以及在成德的路上走了多遠，都可以由這些簿記中查得。士人們便希望透過這種務實的方法，達到道德超越的目的。
因此，當時的修身日記有兩種功用：
第一，立日記者凡是日間的所思所行，夜間必須毫無遺漏地進行記錄，因此，許多念頭便不敢有，許多事也不敢做；
第二，必須對內在心靈地全部活動和生活中的所有細節都記錄下來，以供自勘或請求成德君子代為診治。
其中的第二點，
有些類似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告解與悔罪的傳統
。求人評日記，或是在省過會、規過會中互質日記，也頗似向神父告解。
如果不能清楚記得自己的作為，也就沒辦法進行一場完整的告解。
在教人立日記的話中，也一再強調功過並錄，從最隱微的念頭發動，記下所有的細節，以求悔過的完整。
而“過錯”本身並非孤立的東西，它作為一個“症狀”，其下有一整個廣深的結構。
明末思想家劉宗周便曾說：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為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
思想家劉宗周
因此，要想對這“前後幾十層”的結構有所瞭解，就必須擁有最為完整、無隱諱，也完全忠於自己的記錄。
其實，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圈中，日記不僅僅是自省的憑藉，還常常成為一種教材。
古代的書院講會
日記之所以成為教學的媒介，與明清兩代之間士人社會生活的變化有關。在明代，講會是知識分子群體活動的一大專案，士人常常會跟隨一個大師東奔西跑。有些大型講會，在各省均設道宗，先期通知，傳單四發，屆時動輒數千數萬人聚集在一起。
明朝傾覆後，士人的群體活動消寂下來，文化活動的形態也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過去那種四處出遊、張貼布告招徠聽眾的情形幾乎消失了。
不過，得到著名大師的教導，仍是士人們所向往的。
既然少了當面受教的機會，以日記作為教學媒體的風氣便逐漸興起。
清初思想家顏元在給南方大儒陸桴亭的信上便說：“山河隔越，不敢多寄，謹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七卷中摘一張呈正。”
顏元像
顏元認為，他的學問特色是實踐，所以想承其學的人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聖賢的模樣來。如果千里之外的人立志要走他的路子，不必一定要聚會見面，甚至不必讀他的著作，要緊的是趕快模仿他的辦法立日記。
而當時，的確也有不少千里之外素未謀面的人，只要發心按照他的方式立日記，便自稱是他的學生。常州有位孫應榴，便曾“遙拜李塨（顏元的學生，二人共創顏李學派）為師，立日記，省過甚嚴”。
由此可知，立日記是決心皈依師門的表現，所以在顏李學派中，常有“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學焉”的記錄。
李塨像
五年後，孫應榴將四個多月間的日記託人郵寄給李塨，李塨讀後，覺得其師顏元的學問已經開始南傳了。他還給日記寫了批語：“歸拭目眵，評乙數日乃訖”，說自己好幾天才看完。
從這段話看來，日記差不多等於是作業，而評日記也有些像評作業了。
可以看出，對李塨而言，日記還是一種教學材料。1681年，有學生拜訪李塨，“抄先生日譜去。”
此外，日記還有父傳子的現象。安徽環山的方啟大，就在他將死之前，把自己的日記一篇授予其子
，說：“此中聊見爾父所學，他無足念也。”
有的日記則好像一篇論文。
顏元便常在書信中提到“拙功課記中亦摘一紙”，這裡的功課記便是日記。
互評日記之風在明末清初時也頗為盛行。
李塨便曾規其師顏元“言躁而長，猶未改”，顏元甚為感謝，故從此便持日記秋李塨評。
余英時的高足，錢穆的再傳弟子，歷史學者王汎森先生即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中指出：“今人認為最私密的日記，在當時竟是類似學報、論文抽印本、講義，甚至是函授教材的東西。”
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王汎森考察了清代士人的思想史和生活史。他不僅討論了清代的省過會、士人的修身日記，還關注清代的文字獄、禁書復出等眾多議題。他關注在晚明商業化日趨成熟、異族統治帶來無處不在的政治壓力，這些背景像無處不在的“風”吹掠而過時，是如何對處於道德緊張狀態計程車人們形成影響的。而這種影響猶如毛細管作用般，“在最微細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對於記錄修身日記並進行互評這種自我在他人面前被完全開啟的現象，
王汎森先生將之稱為“中國近代個人領域的政治化”
。
比如上文省過會中這種自我坦白的風氣，
直到民國初年五四時期的社團中還有某種遺存
。
如武昌人社即規定：“各人需將自己的過失、醜惡的心理，重行盡情披露，實行人格公開”，或是攜帶日記供社員傳閱，並上臺坦白自己及社友的過失。
武昌人社的創辦者之一宛希儼
平民的“打卡本”：功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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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過格與勸善書都是基於善惡因果報應及超自然報應等信仰形成的通俗手冊。
與修身日記相同，社會風氣奢淫的明末清初，同樣也是功過格最為流行的時期。上文所述簿記式的日記，就是受功過格影響產生的。功過格在當時的流行程度，還要超過士人們的修身日記。
我們今天熟知的《太上感應篇》，就是勸善書的雛形。而功過格的雛形，則是元代的道教人士所著的《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裡面要求學道者自錄其功過得失。因此，功過格同樣具有自省的功能。
《太上感應篇》
像店主在帳簿上記數般，功過格的擁有者，需將逐日登記行為的善惡在一記分冊上，因此有學者將之稱為
“道德記帳法”
。
人們將善言善行記為“功”，記“功格”；惡言惡行記為“過”，記“過格”。各種善行與惡行分別有分數。奉持者將每天行為對照相關專案，將分數逐日記入冊內，月底作一小結。到了年底，再將功過分數加以總結。
功過格
功過格的勸善方法，乃鼓勵中下人為善，還特別設計了
“不費錢功德”
。“不行使低假銀”“傳佈感應善書”“時時察奴婢飢寒病暑”、“不勒佃戶”等項，均被列為 “大眾不費錢功德，除了富豪，許多中下層人民也可實踐。
那麼，既然功過格與上文所述的修身日記如此相似，為什麼卻沒有大範圍流行起來呢？
原因就在於，二者之間存在許多明顯差異，使得日記無法被廣大的下層士大夫與平民所接受。
功過格提倡“現世報”
，積累了善行便可以生子，再積累多少便可以中進士。這種許諾與保證比佛家更為直截了當，不需地獄，也不需輪迴，馬上就能得到。這一思想很能打動廣泛的人民，因此影響力非常廣大。
但晚明時期的正統儒家觀念則認為，道德行為本身即是它自己的目的，所以不必再去問是否有福報跟隨而來，
而且認為企求福報的想法是錯誤的
。
在宋明理學中，功過無法互相折抵，罪過是無法徹底拔除的。
日記中對罪過的拔除，也沒有儀式性的安排。因此這一關鍵性的缺環使得遵行它的人無法獲得內心的紓解，罪過永遠緊跟著自己。這些都是使修身日記無法普遍化、平民化的侷限。
當代的記錄：Vlog、打卡與手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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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頻繁地聽到“打卡”、“Vlog”之類的詞彙。
哪怕今天，功過格早已不再流行，我們依然熱衷透過“打卡”，對自己每天所定的目標進行記錄。無論是電子端的APP，還是手賬的To do list，
在螢幕上點選“已完成”或在方格紙上打勾的儀式下，我們追求著完成自律行為的成就感
。
現在流行的To do list
只不過，功過格中的現世報思想是打動古代人行善的誘因。雖然都回歸到了現實的獎勵，但
今天的“打卡”則除去了外在於人的，超然的宗教道德約束這一環節
。現代人所追求的更多是個體心靈的完滿，完成“打卡”的獎勵機制也由自己決定。
而另一種流行的記錄形式——Vlog，其拍攝的內容聚焦在“生活日常”，即對拍攝者的生活的記錄和拼接。在“全民Vlog”的風潮中，我們每時每刻的日常都被記錄下來，迎來越來越大的曝光。
在B站搜尋關鍵詞“Vlog”，有300多億播放量。
將私人生活記錄與外界進行互動，與明末清初的修身日記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形式，但其核心卻完全不同。
現在流行的，非私人性質的生活記錄讓我們將個人生活交由外界觀看、審視和評價。當生活架上相機，長時間在公共場域的曝光，讓生活開始被塑造為自我表演，
我們會不自覺地先行想象受眾的喜好，從而調整自己的呈現方式
。
而且，Vlog是對生活有選擇性的記錄——我們可以只記錄下那些喜人的、精彩的瞬間，好像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影片博主竹子的31天Vlog。
圖片來自：@你好竹子V
再回看幾百年前的生活記錄。
同樣是透過私人領域的公共化進行對自我的塑造，二者差別如此巨大的原因之一，或許在於某種超然的道德形式的缺席
。
如果說，“打卡”中的這種缺席尚且體現了某種對個體自由的追求，但“Vlog”等許多網際網路時代的生活展現形式無疑從某種程度上綁架了我們的生活。如果說明清士人透過記錄日記所追求的那種道德形式已經過時，那在當下的個人生活記錄中，缺席的又究竟是什麼？
今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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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家王汎森重量級新作，集思想史研究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