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上海翻譯》2021年第1期
轉自：譯原電子雜誌
明清科技翻譯之思想史意義發微
———兼論徐光啟和傅蘭雅的翻譯思想
李騰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100070）
［文章來源］《上海翻譯》2021年第1期
［基金專案］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專案“晚清日語譯才培養機制與中國翻譯文學近代化程序關係研究”（ 編號： 18CWW003） 和北京市教育委 員會社科計劃資助專案“譯者技術傳播能力的構成與培養研究”（ 編號： SM202010038001） 的階段成果。
［收稿日期］2020-08-13
［作者簡介］李騰龍，博士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領域： 翻譯與比較文化、理論語言學。
［摘要］晚明之際的徐光啟積極投身於翻譯事業，使翻譯從宗教殿堂走向現世市井，實現了中國翻譯第一次質的變化；清末的傅蘭雅在華從事翻譯二十八年，孜孜於科技術語的統一工作，並對當時的翻譯實踐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理論昇華；處於社會轉型期的兩人是解讀中國近代翻譯史和思想史的關鍵人物。本文分別闡釋了徐、傅的翻譯思想，並將二者作為一個整體置於時代背景與社會思潮中去比較分析，把握其思想產生的深層原因與歷史走向，進而探究明清兩代科技翻譯的關係及其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明清科技翻譯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期完善中國譯學思想史相關研究，推動翻譯學學科建設的深化。
［關鍵詞］明清科技翻譯；翻譯思想；思想史意義；徐光啟；傅蘭雅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358（2021）01-0060-05
1、
引言
“對一個學科進行思想史的深度挖掘和整體梳理是學科發展、成熟的必由之路。”（夏登山，邵有學，2001：72）徐光啟和傅蘭雅，一為國人，一為西人，均深處中國社會轉型和西學東漸的大潮之中，都親自參與了西方科技書籍的翻譯和校對工作，他們的翻譯實踐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轉型產生直接的推動作用，其翻譯言論是解讀中國翻譯史和思想史的草蛇灰線，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界中伏脈千里。
“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季羨林，1998：5）其一便是來自西方歷算之學的大水，即梁啟超（2013：10）所謂的在“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的“明末大公案”。這場大公案的中流砥柱徐光啟，不僅親自參加翻譯實踐，還制定和推動了中國第一個文化翻譯戰略，“使中國翻譯事業從宗教殿堂走向了國計民生的現世市井”，使“翻譯在中國第一次與國民教育、國民經濟掛鉤”，實現了“中國翻譯的第一次質的變化”（劉宓慶，2012：22），這種翻譯的質的變化一直持續到清末，最終使中國社會亦起了質的變化。
西水東注的工程經過清代中期的相對沉寂，於清末再次達到高潮，此時的科技翻譯在時間和規模上都遠邁明末，然而從事翻譯實踐的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國人未留下什麼譯論。值得關注的是英人傅蘭雅（JohanFryer），他在華主持翻譯館館務長達28年，譯書100餘種，積極致力於科技術語的統一工作，被譽為“傳科技之火於華夏的普羅米修斯”（戴吉禮，2010：1），他的《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和《科學術語：當前的不一致與確保統一的途徑》是對清末科技翻譯實踐的全面總結和理論昇華，是研究中國翻譯史和翻譯思想史的珍貴資料。
“中國現代翻譯學應該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上，尋找曾經孕育了她幾千年歷史的文化之根，重建傳統，同時吸取西方翻譯學的智慧，參照現實文化變遷的需要，建立一種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譯學。”（許鈞，2018：16）本文以徐光啟和傅蘭雅兩位明清科技翻譯史上的代表人物為切入點，在時代背景與社會思潮中解讀比較兩者的翻譯言論，並對其翻譯思想作歷史性的追溯和梳理，以闡明明清兩代科技翻譯的關係及其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進而探明明清科技翻譯在中國近代史中的最終走向以及思想界對其所作的歷史迴應。
2、
徐光啟和傅蘭雅的翻譯思想
2。1徐光啟的翻譯思想
晚明的徐光啟是“最早將翻譯的範圍從宗教以及文學等擴大到自然科學技術領域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具有“傑出的哲學思辨能力”，可惜並未“從哲理高度上詳細闡述有關譯學理論”（陳福康，2010：55），也未就語言的轉換、翻譯的技巧等本體問題發表看法，但從散見於其著作中的相關言論和他對譯文的具體處理上，仍然可以一窺其翻譯思想。
徐光啟（2011a：190）在撰於萬曆三十九（1611年）的《簡平儀說序》中明言：
必若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以光昭我聖明來遠之盛，且傳之史冊……自今伊始，夐越前古，亦綦快已！
在撰於崇禎四年（1631年）的《曆書總目表》中，徐（2011b：198）又云：
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令甄明《大統》、深明法意者，參詳考定，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
這兩段話雖然文字不多，但言簡意賅，誠為徐光啟翻譯思想的核心。在徐光啟看來，無論是天文、歷算、火器等具體的科學技術，還是形而上的道德哲學，中國均已落後於西方，若要扭轉中國文化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態勢，勢必透過翻譯引進異質的西方文化以促進自身文化的更新與發展。其翻譯思想涵蓋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徐光啟以超前的意識、開放的胸襟、虛心的態度敏銳地洞察到晚明之時的中國已經開始落後於西方，這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思想界是極為可貴的，和兩個世紀後晚清的一些迂腐之士比起來，可謂是洞見燭幽、超邁千古。徐光啟的這種遠見卓識以及背後所折射出的世界發展大勢是其翻譯思想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其二，所要翻譯的內容（物件）為“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即既包括西方歷史上的有益之學，也包括當世急須之學，力圖涵蓋古今，盡囊其中。可見徐光啟對翻譯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所設計的翻譯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但須從最急需的入手。其三，規模如此浩大的工程，徐光啟卻希望“歲月間拱受其成”，難免有些理想化，這種急於求成的心態反映的是晚明社會危機下徐光啟強烈的憂患意識，也從側面印證了翻譯任務的艱鉅性和必要性。其四，徐光啟指出，必須求諸利瑪竇那樣既注重道德修養又懂科技知識的“道藝之士”，幫助我們翻譯其“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即翻譯的主體是外國人，而不是中國人，這大概與當時來華傳教士大都通漢語，而中國人不通西語有關，這也從側面說明徐光啟對語言的重視程度不夠，從而忽略了翻譯人才培養問題，不得不說是項遺憾。其五，其翻譯事業有著宏偉的終極目標———“夐越前古”“會通超勝”。既要縱向上取得自身的進步，又要橫向上超越其他國家，這說明徐光啟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尤其是後者，可謂是“以夷制夷”思想的濫觴。
2。2傅蘭雅的翻譯思想
光緒六年（1880），傅蘭雅在其所創《格致彙編》（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上分期發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一文，後又於光緒十六年（1890）在上海新教傳教士全國大會上宣讀《科學術語：當前的不一致與確保統一的途徑》（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一文，論證了科技翻譯的可行性，總結了科技翻譯的方法原則，是瞭解清末翻譯狀況的珍貴史料。
早在和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時，利瑪竇（徐光啟，2011c：10）就曾感慨譯事之難：“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瞭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晚清之際，西學翻譯的種類擴充套件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個方面，入華的傳教士面對的是越發巨大的文化鴻溝，他們對西書中譯大多抱著不可譯的態度。（傅蘭雅，1880/2009：284）
當是時，中西文化隔絕已久，相對於西方的現代文化，中國文化尚未走出傳統期，因此在傳教士看來，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漢字也最古老、最生硬，用它們來譯西方的自然科學扞格不入，而譯“泰西教門與泰西國政”等社會科學“則不甚難”。這一觀點對自然科學著作和社會科學著作翻譯難度所作的區分和評估是值得商榷的。從嚴復譯《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等書即可知人文書籍的翻譯難度絕不亞於自然科學，甚至有所過之而無不及，兩者的翻譯難度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畢竟，可譯和不可譯是相對的，二者之間的界限是動態推移的，凡是用一種語言表達的東西都能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Nida，1982：5），因此認為格致之書的翻譯“誠屬不能越之難也”，誇大了中西語言的不可譯性。對此，傅蘭雅以利瑪竇、徐光啟等人譯書為例進行了反駁，並從語言學的角度論證了西書中譯的可行性。
在傅蘭雅看來，所有的語言都是經過歷史沉澱篩選形成的，具備自我更新的能力，關於語言的這一普遍性特徵，奈達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漢語自然也不例外，正如索緒爾（Saussure，1995：108）所言：“除了保證語言的連續性，時間還有一項表面看起來與此相矛盾的作用：使語言符號發生或快或慢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時談到符號的不變性和可變性。”在中國和西方各國交涉、譯介西學的過程中，中國語言文字會“隨時逐漸生新”，出現“華字新名”，這些新名詞歷經社會生活的檢驗，或者漸棄不用，或者以更妥帖之詞取而代之，和數百年前英國借用希臘、羅馬文字的情形是一樣的。（傅蘭雅，1880/2009：285）這樣，傅蘭雅就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駁斥了西方格致之書的不可譯論。
傅蘭雅在反駁西方格致之書不可中譯時已流露出對專有名詞（名目）的重視，指出“名目”為譯書的難點，並就華文已有之名、設立新名、作中西名目字彙三種具體情況分別提出相應的原則，這些原則主要針對化學書籍的翻譯擬定，但在很大程度上對於各個科技領域的術語翻譯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890年，傅蘭雅又在《科學術語：當前的不一致與確保統一的途徑》一文中更加詳細明確地闡述了科學術語翻譯的七條原則，這些原則著眼於譯文語言的表達，傾向於使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並聚焦於術語本身的特徵，在翻譯實踐中可操作性更強。
3、
思想、歷史、語言與翻譯
翻譯思想史的研究“包括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個人思想的考證、闡釋和挖掘固然是翻譯思想研究的根本出發點，但另一方面，翻譯思想的研究如果走不出個體的框框、不達到集體和社會的層面，仍然沒有和翻譯理論徹底劃清界限”（夏登山，邵有學，2001：74）。
3。1社會的思想性到思想的社會性
相對於哲學史一般都以一定的形上預設作為其基本背景，超越於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思想史的視角往往是歷史的，即對一種思想從產生、形成到發展、走向的一種歷史性追溯與歷史性梳理，因而社會歷史條件往往會成為思想史研究的一種特別限制，意即所有的思想都必然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生成，因而也就必須置於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和理解。（丁為祥，2013：77—78）因為思想的變革要由社會來催生，社會的變革要由完成變革的思想來指導，思想史是社會史的氣脈，社會史是思想史的血肉。
就翻譯而言，其事業的興起是社會變革內在力量的覺醒于思想領域的呈現，正如王克非（1997：163）指出：
“翻譯一事成為中國政府走向現代化的一種特殊措施，因此翻譯題材的原著的來源，常常反映出近代思想界的大勢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至於各時期譯書的性質和數量，也可看出譯書的動機和知識界興趣的一般趨勢。”
究其動機與興趣，徐光啟（2011b：251）是為了“會通超勝”“興化致理”，以“必出唐虞、三代上矣”；傅蘭雅（1890/2009：278，291）是“惟冀中國廣興格致至中西一轍”，使“國中之寶藏與格致之儲才．．．．．．煥然全新”，都是藉助翻譯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因此二人的選材都極其重視自然科學領域，即徐光啟（2011c：5）的“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的“象數”之學，傅蘭雅（1890/2009：287）的“合己所緊用”的格致之書。唯一不同的是徐光啟同時亦重視“修身事天之學”（天主教），因為他認為“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徐光啟，2011a：290），使得“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徐光啟，2011b：251），這正反映出晚明之際早期啟蒙思潮對封建道德規範的有利衝擊，儒家思想已經無力挽救日漸淪喪的道德和失序的社會，“為善必真、去惡必盡”（徐光啟，2011b：250）的“事天之學”成了徐光啟重建社會規範的希望。
翻譯活動既然是應社會之需而產生，那麼翻譯對人類社會進步的推動也是必然的。從翻譯結果來看，徐光啟所譯之《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挽救了瀕於衰亡的中國傳統數學，引起了明末及有清一代人們對數學的重視和研究，促進了中國由古典數學向近代數學的轉型，其中《幾何原本》所用部分譯名沿用至今。傅蘭雅在中國工作長達三十五年，譯書二十八年，還自費創辦科學雜誌《格致彙編》，孜孜於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並推動科技術語譯名的統一工作，使現代科學技術得以在中國深深紮根。翻譯與社會的互動正是來源於翻譯所處的社會的歷史性。
3。2整體的時代性到歷史的延續性
十七世紀，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方面走向僵化封閉，一方面在內部孕育著新生的力量，但面對晚明之季種種社會問題，本土的固有文化已經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決之道。二百多年後的晚清，中國更是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面對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社會變革思潮激盪下，中國文化有待於為已趨腐敗的傳統價值尋求新的學術基礎和活力”（沈定平，2007：618）。以徐光啟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提出“會通超勝”的翻譯思想，以傅蘭雅為代表的以傳播文明和福音為己任的西方傳教士亦“忍耐自甘”，借翻譯“裨益中國”，他們有選擇地過濾篩選、吸收借鑑、消化融合西學，給亙古悠遠的中華文化增添新鮮的異質因素，以期保持本土文化的活力並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近代轉型。對於這一點，梁啟超（2013：107）說得很直白：“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
因此，傅氏翻譯思想與徐氏翻譯實踐的契合亦在情理之中。首先，傅蘭雅對於徐光啟和利瑪竇的翻譯是有所瞭解的，這一點從《譯書事略》中“蓋明時利瑪竇諸人及今各譯書之人”等論述可知。其次，他本人也連續多年從事科學書籍的翻譯，提出的翻譯原則實際上是對我國，包括晚明以來直至清末科技翻譯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昇華。雖然徐、傅二人翻譯的焦點聚焦於科學技術這個形而下“器”的層面，但二人的翻譯思想與翻譯實踐是對明清兩代社會歷史狀況的互動與觀照，這不僅是一場自救運動，更是思想領域形而上“道”層面上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式的文化革新，這種思想變化的整體性時代特徵正是二人翻譯思想與翻譯實踐具有一致性的深層原因。
縱觀中國翻譯史，明代的翻譯思想在中國譯學史上居於承上啟下之地位，起有繼往開來之作用，實開近代中國翻譯救國的先聲，而清末的翻譯則是晚明翻譯的接續與高潮、繼承與深化。明清兩代的科技翻譯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同一性，它們走出了漢唐佛經翻譯的藩籬，譯界由縈懷於宗教論域而轉向對科技實學的關切，譯者的興趣也完全轉向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功用，譯文對目的語文化的整合、改良、構建作用幾乎佔據了近代譯論家的大部江山，對文明與進步的追求賦予翻譯家和譯論家一種獨有的人文情懷，成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這種現象反映了中國近代思想觀念變遷的內在結構與歷史延續，其所裹挾的西學思想使得近代中國的思想史意義較之傳統時期的中國格外突出。
3。3語言學的範疇到思想史的範疇
翻譯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翻譯中語言符號的轉換勢必意味著原語文化內涵的重鑄，這種重鑄要以目的語文化為原料。可以說，語符轉換與文化交際是翻譯中的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文化交際以語符轉換為手段，語符的轉換要以文化的接受性為依歸，即“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媒介，這表現為它們的相互依存；兩者的每一方由於自己的實現才創造對方，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馬克思，2006：30）。相應地，翻譯研究通常被置於語言學和文化學兩個範疇。
相比於文化史，思想史更關注社會內在結構與人們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之間的關係。近代國人思想觀念的變化主要來源於西學的輸入，因此，要“探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或現代思想在中國的興起史，實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優先考慮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大量產生、傳播及其功能問題”（黃興濤，2003：71）。每一個名詞（術語）都是一個有意義的命題，它與思想緊密相關，正所謂“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維特根斯坦，2013：30）。正是語詞（語言）與思想的緊密關係使得清末入華的傳教士認為“蓋中國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譯泰西格致與製造等事，幾成笑談”，而且發出如果“中國並無其學與其名，焉能譯妥”的疑問（傅蘭雅，1880/2009：284）。可以說，每譯一名，即是輸入一新思想。
“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比任何時期都要多得多。佛教詞彙傳入中國，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詞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王力，1980：516）這些由西洋翻譯過來的詞彙有三個層面上的內涵：
語言學意義上的詞彙本身；
它們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傳達的有關知識、觀念、思想和信仰；
以及由它們彼此之間所直接間接形成或引發的特定話語。（黃興濤，2003：73）比如徐光啟所譯的《幾何原本》，譯文中確立的點、線、直線、三角形、四邊形等名詞形成一套有關平面圖形的概念和知識系統，這些概念知識使得幾何一詞成為一個學科的名稱。與此同時，它在論證中所使用的分析法、綜合法、歸謬法等對於不善於抽象思維和邏輯推理的中國人來說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因此，徐光啟將《幾何原本》看作是一種形而上的數學思想著作，而非列舉具體知識的方法書，認為此書可以使國人的思維更加縝密和靈活：“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徐光啟，2011c：5）同理，傅蘭雅所釐定的科學名詞所凝聚的也是一系列的現代科學知識，它代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最新認識，其中既有形而上的認知思維，亦有已經物化的新鮮事物，這兩者都蘊涵著當時中國所缺少的現代性，而正是這些現代性賦予了新譯名詞以思想史的意義。
思想觸及一個國家或民族靈魂最深處的東西，具有支配性和規範性的結構性力量。它透過還原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去剖析人們內心的內在邏輯和價值共識，去詮釋人們的外在表現與行為慣性。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思想的本質又要靠語言來呈現，“在具體處理一個文字時，只有當文字所說的東西在解釋者自己的語言中找到表達，才開始產生閱讀理解”（加達默爾，1994：56）。如果說思想與歷史的關係使得“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那麼思想與語言的關係使得“一切思想史都是語言史”。思想、歷史、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不僅為治史者言說思想提出了挑戰，也使得相關譯者註定在某種程度上身兼思想家和語言學家的雙重身份。
4、
結語
晚明和清末，內憂外患並起，社會動盪不安，思想界亦是暗流湧動，裂變在即，救國的思潮大行其道，為西學的輸入和生存提供了契機和空間，而西學的實學特徵和先進之處也迎合了當時主流思潮和社會現實的雙重需要，這一切均為西學東漸做了充分的準備，使得明清科技翻譯高潮的發生由可能走向必然。
由翻譯東漸而來的西學以現代科學知識為表徵，引入新的認識論（已知什麼），並藉由認識論使思想界發生本體論（什麼可知）和方法論（如何可知）上的改變。由此，裹挾著現代性的西學一方面改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也改造著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與外在功能，使中國在思想觀念與社會現實趨於同構的過程中走向現代化，這一現象成為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而這一切都發軔於翻譯，翻譯思想史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1］D．Saussure，F．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Paris： Payot，1995．
［2］Fryer，J．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A］．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7－20，1890［C］．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538-546．
［3］Nida，E．A．＆Taber，C．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 E．J．Brill，1982．
［4］陳福康．中國譯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戴吉禮．傅蘭雅檔案（第一冊）［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6］丁為祥．簡議哲學史與思想史之別———兼與葛兆光先生商榷［J］．文史哲，2013（3）：74－82．
［7］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A］．載羅新璋，陳應年．翻譯論集（修訂本）［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278－294．
［8］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於“一般思想史”之認識［J］．開放時代，2003（4）：70－82．
［9］季羨林．我看翻譯［A］．載許鈞．翻譯思考錄［C］．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3－5．
［10］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M］．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1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2］劉宓慶．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2．
［1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A］．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捲上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50．
［14］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明代：調適與會通（增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5］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16］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7］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韓林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8］夏登山，邵有學．論翻譯思想史的研究物件與撰寫方法［J］．外國語，2001（2）：72－77．
［19］徐光啟．測量法義（外九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a．
［20］徐光啟．徐光啟詩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b．［21］徐光啟．幾何原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c．22］許鈞．張柏然與中國翻譯學［N］．光明日報，2018－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