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假設一個人體實驗，有可能會失敗，甚至面臨死亡，你要試麼？
病人：當然，一定要試，我等待的就是這個機會。
醫生：如果法律允許你選擇撤除呼吸器，你覺得會怎樣？
病人：很多的不捨，但我不想拖累別人，走了對大家比較好。
醫生：我在想個問題，只能依靠呼吸機生存的人，是清楚的比較可憐，還是不清楚的比較可憐？
病人：可能像我這樣比較可憐……
這些對話來自於一部叫做《一念》（A Decision）的記錄片，醫生叫做吳育政，病人叫做劉進育。二十多歲的劉進育因為車禍導致全身癱瘓，躺在床上靠呼吸機生活了七年了，雖然吳醫生不斷地在為了他尋找可能的康復機會，但至今吳醫生能為他做的，也不過是用一個輪椅，帶上他和簡易的呼吸裝備，到醫院的草坪裡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的空氣。
片中還有一位跟劉進育年紀相仿的年輕人維維，同樣被迫要考慮到生與死的問題，但並不是他自己，而是關涉到他的母親，並且在母親生病的過程中，他還發現了一個母親保守多年的秘密——自己是一出生就被母親所領養。在要不要繼續維持那種毫無希望的對母親的治療的問題中，維維陷入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抉擇。“她當年沒有放棄我，而我又怎麼能放棄她？”
吳育政是一位堅決的反對“無效醫療”（Medical Futility，Futility源自於拉丁文，意思就是一個徒勞無功的行動無論重複幾次也無法達成目的）的醫生。在片中他講了一個自己的故事，他的外祖母80歲得了中風10年之後，罹患肺部感染，當時身為醫生的他與醫院簽署了協議，明確不為她再做任何侵入式的治療，比如插管、心臟按摩點選等，一週後外祖母過世。吳醫生雖然哽咽，但仍然說出了，這是為了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情，讓她能好好的走。
《一念》的最後，維維放開了手，讓母親“回去了”，而劉進育還在等待著相關法律的頒佈，以便他可以自己決定要繼續或是解脫，吳育政醫生，則是一邊在幫劉進育尋找著康復的希望，一邊在社會上繼續呼籲反對“無效醫療”。
片中劉進育所期待的法律，最終成為了現實。2016年，中國臺灣地區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透過法律的形式，保證病人能夠知悉自身病情，進而自己決定後續的醫療方式，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實現病人的主體性。這也是亞洲地區第一部以病人醫療自主權利為規範核心的法律。
對人性的尊重，可能是整個人類社會中最根本的價值觀。而在這個價值觀中，更為基本的，就是對生命的態度，生命一端包含了豐富意義的如何生的問題，而另一端則是人們似乎都想要回避的如何死的問題。能夠將關於死的問題進行明確的法律規定，是一件具有極大意義的事情，同時也是一件困難，且可能會遇到多重爭議的行動。
著名的法律學者德沃金在他的《生命的自主權》一書中，就對這個問題有過深入的探索。他認為，大多數關於所謂“安樂死”的合法性探索中，最普遍的觀點就是“很難設計出一項能有效預防濫用的法律，而且一旦疾病纏身的老人有權這麼做時，他們便會感受到是否請該請求死亡的壓力。”
德沃金將遇到無效醫療的人分為：意識清醒且具有行為力、意識清醒但不具有行為能力、意識不清醒這三類，他認為需要充分考慮這三種類型的情況，才有可能對“安樂死”的合法性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如果說法律關注的是：生死由誰決定？決定的標準與條件何在？作出決定之後是否該讓他人稽核？如果得讓他人稽核，又該如何稽核？那麼在此之上，關於“安樂死”的討論卻不止於法律，德沃金說“但我們還得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生還是死？到底哪個選擇才是正確的？這個問題是更重要的，甚至比由誰決定生死還要來得更重要。”
在法律的背後，政治和道德問題也在極大的影響著人們對“安樂死”的觀點。首先，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和政府是否有權利干涉一個自由公民關於死亡的決定，以及如果有權，那麼這個干涉的程度如何，這是需要整個社會需要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一致的問題。這也才能深入下一個道德判斷的議題。
而在道德層面，“安樂死”則關涉了一個橫亙在人類文明中的巨大問題，這個問題的一端是發源於古希臘伊壁鳩魯派，經由休謨到邊沁、穆勒；另一端同樣是古希臘的斯多亞派，經由康德再到羅爾斯。前者對於道德的判斷是以幸福為核心。即幸福的或者能讓人幸福的才是道德的；而後者則認為道德要高於幸福，道德的才能是幸福的。
這兩種道德觀的衝撞，在“安樂死”中更為明顯。人活著，究竟是活下去這種體驗更重要，還是在活的過程當中的一些心靈上高於現實體驗的情感更重要？或者說，對於一個陷入“無效醫療”困境中的人來說，他的利益究竟是維持生命體徵，還是減少內心的痛苦儘快解脫。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維持一個人的生命，可能是首位的，但如果從康德、羅爾斯的角度看，在生命這些感性元素之上，還有著一個道德的王國，在那裡，人的自尊才是更為核心的人性價值。在這背後，更一般的觀念的衝突，最終就落到了肉體與精神、經驗與理性這些人類世界裡永恆的二元對立中。
所以最終，“安樂死”就成為了人類的一些究極問題的具體表象，而其核心，是人類思想中那些逃不掉的哲學追問。在這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就是作為一個人來說，或者說作為一個容納了各種特點的總體人性來說，其中“動物性”與“神聖性”二者之間該如何去理解和平衡。
如果從“動物性”的角度來看，無疑生存下去就是最大的價值，沒有什麼能夠凌駕於其上的東西，超越了生命本身去談價值，這在很多經驗派、功利主義者的眼中是純粹的無稽之談。
但在人類千年的文明史中，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東西，“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目標和行為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似乎在人性當中，總有一些可以超越物質生命本身的品相。我們可以賦予其很多名字，比如道德的、理智的，但相較於“動物性”來說，“神聖性”可能更能夠將人在充分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理解自己的境況之後，所能做出的超越動物本能的那些行為以及背後所蘊含的精神價值體現的更透徹。
這種“神聖性”也正是人類以有限的生物之軀，向無限發起挑戰的勇氣和追求。即便是沒有人能夠真正徹底的以“神聖性”永生，但就在這向“神聖性”不斷迫近的過程中，人才真正超越了動物的概念，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人。
德沃金說：“死亡之所以擁有那麼大的主宰權，是因為死亡不僅是虛無的開始，也是一切的終結。而我們思考和談論往生的方式，我們對有尊嚴地往生的看重，顯示了善終的重要性：我們希望怎麼活，也就希望怎麼死。”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但人性正是在對不可能的事情作出反抗時，才會徹底的迸發出它的光輝。而遍尋人性中的那些武器，唯有“尊嚴”能讓人們不向死神低頭，也只有自尊才能讓人在相對短暫的生與死之間，獲得“神聖”的可能。
許多年前，我因腿傷意外入院，半個月後出院時，我第一時間並不是慶幸自己身體的康復，而是抬起頭看著久違的藍天。就如吳醫生不論如何，都要推著劉進育到醫院外看看花花草草，曬曬太陽一般。而當我再次去醫院複查，看見那些截肢的病友時，也不再是心生遺憾，而是被他們頑強之下的生存尊嚴所打動。
生與死，從來都不是問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毫無選擇的機會。唯一的問題是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在無法對現實的、物理的必然進行抗衡的時候，該如何用一種有尊嚴的方式進行思考，以及該如何讓這些尊嚴，能夠成為儲存自我人性的信念，和激勵他人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