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鄉村、查古建、看實情”的調研活動中，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調查組考察了山西境內明、清時期68座牌樓，其中明代牌樓17座，清代牌樓51座。這些牌樓分佈在山西境內9個地市中的35個縣區中，覆蓋了山西省近1/3的縣區。各地市調查的牌樓數量為：臨汾20座、運城13座、晉城11座、忻州8座、晉中6座、呂梁4座、長治3座、陽泉2座，太原1座。從以上調查資料顯示，山西境內南部區域現存牌樓數量多於北部區域。在縣區中，調查了沁水縣的8座牌樓，沁水現存牌樓數居山西省縣區首位。
牌樓和牌坊，常被人們通用一體，但嚴格地說，牌樓與牌坊是有區別的。牌樓是在單排立柱上加設額枋、斗拱等構件，並且施用屋頂的建築，這種屋頂俗稱為“樓”。牌坊是在單排立柱上加額枋等構件，不設屋頂的建築，這與古代常用坊門表彰人或事有密切的關係。
這次考察的17座山西境內明代鄉村牌樓，均加設屋頂，是名副其實的牌樓。但是其中仍有 7 座牌樓，在文物普查的資料中把“樓”稱為“坊”。像翼城縣的石四牌坊、翼城縣的木四牌坊、和順縣城中和北街的石牌坊、和順縣城中和北街的木牌坊、永濟市的東姚溫張氏節孝坊、洪洞縣的龍章世顯牌坊、交城縣的寵承三錫石牌坊等，即此種情況。在實地調查山西境內清代鄉村牌樓的工作中，發現有關資料中記載清代牌樓，多數仍以“牌坊”作為稱謂。所以本文在引用例項介紹和對比分析的表述中，依舊尊重原始資料的記錄，不做改動。
一、山西牌樓的分類
從牌樓的功能和用途去考察它的類別，可以清晰地比較出山西境內明、清兩個不同時期，牌樓發展的趨向性和代表性。
功德牌樓
功德牌樓，是一種表彰性的建築，以此表現被表彰者生前的業績，對其功德進行稱頌，突出體現紀念意義，山西境內明、清時期均有功德牌樓出現，但時代特徵與表現手法略有不同。
修復前沁水縣的丹桂傳芳牌樓、青雲接武牌（明）
山西明代鄉村的功德牌樓，數量佔據主導地位。筆者考察的17座明代牌樓，其中有10座牌樓屬於功德牌樓型別，例如沁水縣的丹桂傳芳牌樓、青雲接武牌樓、曲提牌樓、下韓五牌樓、武安秋闈高捷牌樓等，都是功德牌樓的代表性例項。均分佈在沁水縣，地域性受到限制。這些牌樓均為石結構建築，適宜長久留存。山西清代鄉村的功德牌樓，筆者在考察中看到11座，佔據51座清代鄉村牌樓約1/5，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分佈縣區廣泛，運城市的夏縣、新絳，臨汾市的翼城、襄汾、洪洞，呂梁市的汾陽、交口，晉城市的沁水等均有例項可見，具有一定的區域代表性。山西清代鄉村功德牌樓，頌揚的內容有：功德者為民捐糧、送藥治病、鄉人中榜提名、在朝為官者懲惡揚善、讚頌祖輩高貴品質等。為此，清代鄉村功德牌樓大多在石柱上雕刻楹聯，用以頌揚功德者生前的業績與品質，這是清代功德牌樓與明代功德牌樓最明顯的區別。
過街牌樓
和順縣中和北街石牌坊（明）
和順縣中和北街木牌坊（明）
過街牌樓是一種標誌性的建築。這類牌樓在山西鄉村比較多見，它建立於大路起點、十字路口、橋樑的兩端，商鋪的對面。尤其是跨街而立的牌樓，起到了豐富街景、裝飾景觀、標明位置的作用，大多以仿木結構的形式出現。山西明代鄉村的過街牌樓，多喜用三間四柱三樓和三間四柱五樓這兩種結構形式的牌樓，這些牌樓佈列在街道上，顯得外觀比例勻稱，造型莊重大方。像和順縣的石牌樓和木牌樓，均設置於和順縣城中和北街，構成了一道亮麗的街景。山西明代鄉村有的功德牌樓，也設置於十字街口上，兼具了過街牌樓的功能，例如翼城縣的石四牌樓，就採用了這種處理方式。山西清代鄉村的過街牌樓，仍然延續了明代的風格，採用三間四柱三樓式的過街樓。清代的過街牌樓，大多設立在鄉村的十字街道上，像五寨縣的三岔牌樓、河曲縣的南元牌樓就是典型例項。清代的過街牌樓也有的設定在小巷之中，為一間二柱一樓式，呈現出小型化的建築，這是清代過街牌樓的一個特點。
節孝牌樓
節孝牌樓也稱節烈牌樓和貞節牌樓，因為許多此類牌樓是“奉旨”而建，所以又稱為“聖旨”牌樓，這是一種紀念性的牌樓。在山西明代鄉村就有例項，到了清代廣為盛行。
山西明代鄉村的節孝牌樓，到目前為止，考察的明代牌樓中，僅看到1座為節孝牌樓，所以不能反映山西明代鄉村節孝牌樓實際情況。這座節孝牌樓，是永濟市的張氏節孝坊，為三間四柱三樓式的結構，牌樓上有“車馬出行”“行龍飛鳳”“婦女半掩門”等雕刻題材，圖案分佈勻稱、石雕藝術精湛，蘊含著深厚的封建“節”“孝”思想。
山西清代鄉村的節孝牌樓，是清代牌樓的重要型別之一，它具備了以下特點。第一是現存數量較多，調查的51座清代牌樓，其中節孝牌樓就有32座，佔調查總數的63%，可見山西清代鄉村修建節孝牌樓相當盛行；第二是結構型別呈現多樣化，有一間二柱一樓式、三間四柱三樓式、三間四柱五樓式、磚券門洞式、六柱七樓式、三間四柱無樓式等6種形式，由此顯現出山西清代鄉村牌樓的輝煌；第三是分佈區域廣泛，透過初步統計山西現有25縣區存在節孝牌樓，這是清代其它型別的牌樓難以相比的。
宅院牌樓
宅院牌樓，是一種具有象徵性意義的建築，這種形制的牌樓現存數量較少，作為一種個例，具有獨特的代表性。
山西明代鄉村的宅院牌樓，陽城縣的郭峪村張好古宅院牌樓（也稱為牌樓門），是山西明代鄉村宅院牌樓的一種典例，這種牌樓兼具大門的功能，採用一間二柱一樓式的結構，牌樓上方設定屋頂，細部裝飾的閃耀點表現在前後屋簷下構築的垂蓮柱，突出了牌樓外觀裝飾華麗的效果。
偏關縣張氏節孝坊
山西清代鄉村的宅院牌樓，偏關縣的張氏節孝坊，即為宅院牌樓，這座牌樓長11米，寬4米，為磚券門洞式的型別，單簷歇山頂，簷下仿木結構磚雕額枋、斗拱，這種宅院牌樓在山西清代鄉村雖然十分少見，但其形制特殊，實為珍貴。
寺廟牌樓
牌樓建於寺觀、廟宇等大型建築組群的入口處，用於控制寺廟建築空間，它是建築組群的前奏，形成莊嚴、肅穆、幽深的氛圍，對主體建築起著陪襯作用，同時具有導向性的功能。山西明代鄉村的寺廟牌樓，目前調查的17座牌樓，未見有寺廟牌樓的例項，需要進一步調查和補充有關資料。
介休市義安鎮的太和巖牌樓（清）
山西清代鄉村的寺廟牌樓，實地調查中，看到例項2座，一座是沁縣的關帝廟牌樓，現廟宇已毀，僅存牌樓1座，三間四柱三樓式，歇山頂，為木結構建築。另外一座是介休市義安鎮的太和巖牌樓，是真武廟門前的牌樓，現廟毀僅存牌樓1座，三間四柱三樓式，歇山頂，這座牌樓的建築特色是用黃、綠、藍琉璃構件搭套安裝而成，它在材料使用與雕飾手法上有著鮮明的地方風格。
二、山西牌樓的構成
山西境內無論何種型別的牌樓，都是由臺基、柱子、夾杆石、抱鼓石、戧柱、額枋、斗拱、屋頂等若干構件組成。
牌樓臺基砌築
明代牌樓的臺基砌築，臺基是牌樓構成的基本要素，山西明代鄉村牌樓用砂石砌築臺基，一般使用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露明的臺基，多數牌樓採用這種方式。像翼城縣的石四牌樓和木四牌樓，就是典型例項。具體做法是牌樓建在4個石砌的五邊形臺基上，高達0。5至1米。翼城縣石四牌樓的臺基製作比較講究，在臺基之上又用石條壘砌臺座，基座顯得十分高大穩固。
翼城縣石四牌樓（明）
翼城縣木四牌樓（明）
另外一種臺基是採取隱蔽的處理方式，嚴格地說是基礎砌築，不是臺基砌築。這種砌築方式是在地表之下進行的，在山西明代鄉村的牌樓中，這種例項是十分少見。和順縣中和北街的石牌坊，就是一個典型個案，它採用地表之下基礎砌築，使得地面平坦通暢，便於車輛和行人來往。
侯馬賈氏節孝坊（清）
清代牌樓的臺基砌築，與明代牌樓比較，清代牌樓臺基砌築的方式有了新的改進。山西清代鄉村牌樓一般都設定石砌臺基，高度為1米左右，像侯馬市的賈氏節孝坊，四根柱子分立於長2米，寬2米，高1米的石砌臺基上。清代牌樓的臺基形式也比較考究，例如介休市的太和巖牌樓、原平市的朱氏牌樓採用的是石砌束腰須彌座，在束腰的部位雕刻了各種人物故事圖案。實地調查發現清代磚砌門洞式的牌樓是很少出現臺基的，像洪洞縣的張氏節孝坊，僅在牌樓下部有石砌的底座，高1米，可見石料作為牌樓底座，增強了牌樓防水防腐的功能。
原平市的朱氏牌樓（清）
牌樓柱網排列
牌樓是透過柱網排列，形成各種不同結構型別的建築，可以組合成一間二柱一樓、一間二柱式、三間四柱三樓、三間四柱五樓、三間四柱式、三間四柱一樓、單間券洞式、五間六柱七樓、五間六柱五樓等多種形式。牌樓中所謂的間，是指柱子之間的通道，一般是中間的一間較為寬敞，以方便車馬的通行。
明代牌樓的柱網排列，明代牌樓呈現出多種柱網排列形式。其中一字形排列的方式，在山西明代鄉村的牌樓最為常見。例如陽城縣的郭峪村張好古宅院牌樓，是一間二柱式的牌樓，柱為圓形木柱；交城縣的寵承三錫石牌樓，為一間二柱一樓式的牌樓，石柱方形，四角抹邊。這兩個牌樓例項，均採用一字型排列的柱網方式。
山西明代鄉村牌樓，在柱網排列的形式上有許多新穎成功的例項，是值得關注的。例如翼城的石四牌樓：平面呈方形，面闊、進深均為8米，平面設八根柱子，內圈的四根通柱支撐主樓，石柱為方形抹角，置於臺座之上，形成四柱三樓式的牌樓結構。
翼城的木四牌樓，同樣表現出獨特的結構特色，它的八根柱子，分為四組設立在四個平面五邊形的基座上，其中四根金柱直達頂層支撐主體構架，四根金柱的四角向外各立一柱，組成了八柱五樓式的牌樓結構。
清代牌樓的柱網排列，與明代牌樓相比，清代牌樓柱網排列形式沒有明顯的變化。它多以一間二柱一樓式的形制出現，這種一字型排列是清代牌樓平面佈局的主流形式。例如昔陽縣的東寨節烈坊，為一間兩柱磚砌牌坊，平面長方形，柱底石質；翼城縣的感軍牌坊和古暑牌坊，這兩座牌坊都是一字形佈局，兩根方形石柱立於條石砌築的基座上。
山西清代鄉村牌樓的柱網排列，除一字型佈列方式外，也有其它巧妙的組合形式，像翼城縣的感軍四明牌坊，牌坊平面方形，四根角柱支撐“井”字形樑架，其上承託抹角梁，坊內頂部形成“八卦藻井”，這樣的巧妙構造形成了面闊一間，進深四椽，十字歇山頂的牌樓。
聞喜縣的郭家莊節孝坊，平面佈置別具特色，它是在牌坊次間上發生了變化，平面呈八字形，是明間兩根柱子正、背面斜向45°出枋，與兩側次間的各兩根邊柱組合而成的。
牌樓柱子固定
為了保證牌樓整體的穩固與安全，山西明、清鄉村牌樓在柱子底部採取一些固定結構的措施，為此出現了夾杆石、抱鼓石、戧柱石等穩定牌樓的加固構件。
明代牌樓柱子的固定，從調查的11個牌樓例項可以看出，明代牌樓通常採用了3種構件穩固柱子，以此確保牌樓柱子底部的穩定。這些構件既可以單件使用，也可以多件共用，根據實際需求，選擇實施。
第一種情況是採用夾杆石固定牌樓柱子，沁水縣的西文興丹桂傳芳牌樓、西文興青雲接武牌樓、下韓王牌樓、湘峪牌樓、武安秋闈高捷牌樓等，均是採用夾杆石穩固牌樓柱子，這些牌樓形制為一間二柱一樓式，結構簡潔，夾杆石的裝飾也十分簡略，只是在夾杆石上方立一隻蹲坐的獅子，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
第二種情況是採用抱鼓石穩定牌樓柱子，這種穩固措施使用在規模較大的牌樓建築上，例如三間四柱三樓式、三間四柱五樓式等，翼城縣的石四牌坊、沁水縣的坪上牌樓、和順縣的石牌坊等，就是在柱腳前後設定抱鼓石，用於固定牌樓。
第三種情況是多種構件並用，共同固定牌樓柱子，這種措施使用在體型高大的牌樓建築上，例如和順縣的木牌坊，三間四柱木結構牌坊，這座建築高達10米，所以在柱子前後施用了戧柱支撐並加設抱鼓石；陽城縣的郭峪村陳氏牌樓，在牌樓門內側設定夾杆石與抱鼓石，抱鼓上雕刻小石獅，牌樓外側設定1米高的石質須彌座，其上雕刻石蹲獅。
清代牌樓柱子的固定，這個時期牌樓依然施用夾杆石、抱鼓石和戧柱固定，三種構件的使用方式靈活多變，不拘一格，都對牌樓柱子的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清代牌樓更加註重抱鼓石與夾杆石外觀的雕飾。這是清代與明代牌樓的一個顯著區別。
第一種方式是採取夾杆石固定柱底，戧柱石支撐柱頭，這種方式多運用於清代木結構的牌樓當中，像原平市的朱氏牌樓、河曲縣南元村的牌樓、沁縣的關帝廟牌樓等就是在柱子前後設戧柱支撐，柱底附設夾杆石，組成上下一體的加固措施。
第二種方式是僅用抱鼓石固定柱子，這種方式在清代牌樓中普遍使用，像聞喜縣的下峪口節孝坊、五寨縣的李氏牌坊、翼城縣的感軍牌坊、永濟市的東陽朝黃氏節孝坊、祁縣的白圭村王氏節孝坊等均採用此類方法固定柱子，這些牌樓柱子在前後施用抱鼓石的基礎上，同時要在抱鼓石的上方雕刻蹲獅，這樣做不僅能以壯其觀，也可使抱鼓石自重加強，牌樓得以更加穩固。
第三種方式是採用夾杆石固定柱子，這是清代牌樓柱子固定最為常用的一種形式，它與抱鼓石比較，相對而言較少雕刻圖案，做工簡略，這是牌樓施用夾杆石的特點所在。調查中所見例項有洪洞縣的筆架莊牌坊、翼城縣的北梁牌坊、襄汾縣的毛氏節孝坊、汾西縣的薛家莊貞節牌坊、翼城縣的下石門牌坊、昔陽縣的張氏貞節坊、清徐縣的貞節牌坊、寧武縣的吳家灣王氏節孝坊、這些牌樓形制分別為一間二柱一樓式、四柱三樓式、四柱五樓式、三間四柱五樓式的牌樓，多數牌樓的夾杆石上雕做坐獅。
第四種方式是牌樓柱子加固於須彌座內，柱子頂部有戧柱石支撐。例如洪洞縣的萬安功德坊，為四柱五樓式石牌坊，高約10米。夾杆石為兩重須彌座，上設鼓石與石獅，結構形制看上去十分壯觀。
原標題：常亞平 劉建昭||山西明清時期鄉村牌樓的對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