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秦考》（見文底的連結）一文中，我們說過，所謂“富浪”，其實是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地區、人群；元朝時旭烈兀大軍所征服的“
富浪國
”，不是位於歐洲的東羅馬，而是中國古籍中的“大秦國”。
這裡再複述一下原引用的資料。
《元史·郭侃傳》：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
元劉鬱《西使記》：
“布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國之祖葬所也。……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
根據以上二則所述的地理位置，可知所謂的“富浪國”，就是位於與阿拉伯半島相望、紅海對岸的衣索比亞、厄利垂亞、索馬利亞一帶，即非洲古國阿克蘇姆王國。
現就前文作相關補充，進一步求教於方家。
一、阿克蘇姆人並不都是黑人
在《伊本·白圖泰遊記》中，一再提到衣索比亞人。
根據《伊本·白圖泰遊記》，伊本·白圖泰往返於埃及至麥加的路線，主要是從上埃及穿越衣索比亞，渡過紅海而實現的。顯然，他是熟悉衣索比亞人的。
衣索比亞人“形態美麗，面貌清秀”，顯然，他們不是黑人。《伊本·白圖泰遊記》第75頁：
“（麥地那）聖寺的僕役和神職人員是一些阿比西尼亞等地的青年人，他們形態美麗，面貌清秀，衣著雅緻。為首的稱作僕役長，他真像大官人一樣。”
衣索比亞人善於經商，而且，還在阿拉伯半島經營者跨海國際貿易，顯然，這是生意很大的富商。
第
138
頁：
“
後來我們從吉達上船航海，這裡的船名叫哲勒貝。我搭的船是葉門人賴史頓於阿洛非的。他原籍是阿比尼西亞。
”
衣索比亞人是聞名印度洋西部的戰鬥群體，有人甚至在印度次大陸做到了高階將領。《伊本·白圖泰遊記》第348、349頁：
“我搭乘扎凱爾船，船上有弓箭手五十人，阿比西尼亞戰士五十人，他們稱雄於這一帶海上，如果船上有他們的一個人，印度的海盜和異教徒便不敢輕舉妄動”。
在伊本·白圖泰看來，衣索比亞人的主體，是一個十分活躍的群體。他們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不是黑人，眉清目秀；
2、善於經商；
3、勇猛尚武。
二、大秦的珊瑚洲，就是紅海
惜字如金，是《新唐書》的典型特徵。但是，談到大秦時，卻頗費筆墨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新唐書·大秦傳》：
“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敢即腐。”
對於這一點，《太平寰宇記·大秦國》中有了更加詳細的記載。
到了元朝，汪大淵、劉鬱二人，親眼目睹，並記錄了這樣的場景。
而劉鬱在其《西使記》記載了這一場景，更重要的是，他明確了其具體位置，便是紅海：
“布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國之祖葬所也。……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蚌並泥沙貯於囊中，遇惡蟲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蚌滿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
隨後，汪大淵來到這裡。他在《島夷志略》“哩伽塔”一則中寫道：
“國居遼西之界，乃國王海之濱……地產青琅玕、珊瑚樹，其樹或長一丈有餘，或七八尺許，圍一尺有餘。秋冬民間皆用船採取，以橫木系破網及紗線於其上，仍以索縳木兩頭，人於船上牽以拖之，則其樹槎牙，掛挽而上。”
《新唐書》、《太平寰宇記》之所謂“珊瑚洲”，汪大淵稱之為“國王海”。汪大淵的這一稱呼，與《魏略·西戎傳》中的“大秦海”（“大秦海，西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頗有相通之處，這意味著，至少在某一個時期，紅海屬於“國王”所有。
三、紅海一帶，確實存在“富浪國”
根據古文獻可知，在宋朝至明朝期間，印度半島的古裡、俱藍等港口，是印度洋地區十分繁榮的大碼頭，也是東、西印度洋沿岸的交通中轉站。
根據《島夷志略》，“富浪”在這些港口，非常活躍。
《島夷志略》：
“（古裡佛）當巨海之要衝，去僧加剌密邇，亦西洋諸番之馬頭也。……其珊瑚、真珠、乳香諸等貨，皆由甘理（埋裡）、佛朗來也……畜好馬，自西極來，故以舶載至此國……”
“（甘埋裡）其國邇南馮之地，與佛郎相近，乘風張帆，二月可至小具喃……（船）下以乳香壓重，上載馬數百匹，頭小尾輕，鹿身吊肚，四蹄削鐵，高七尺許，日夜可行千里。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郎國來，商販於西洋互易。”
其中，談到的這樣兩點，值得注意：
1、從“佛朗”地區運到古裡、俱藍的貨物，主要是乳香、木香、珊瑚、真珠、琥珀之類。這一類物產，絕不可能是歐洲地區，而在紅海地區則是土產。
2、從“佛朗”地區運來的，還有非洲特有的斑馬（“頭小尾輕，鹿身吊肚，四蹄削鐵”），而這恰好也是衣索比亞地區的特產。
3、從甘埋裡（“與佛郎相近”）到小具喃“俱藍”，航程為二個月。據《西洋番國志》：
“祖法兒國，自古裡國開舡，投西北行，十晝夜可到。”
“阿丹國，自古裡國開舡，投正西兌位行一月可到。”
“天方國，即默加國也，自古裡國開舡，望正南申位行三月始到其國，地名秩沓，有大頭目守之。自秩沓往西行一日到王城。”（秩沓，即吉大港）
從俱藍到衣索比亞（厄利垂亞）某一港口的距離，位於阿丹（亞丁）和吉大港之間，二個月的航程正好相合。
由此，基本可以肯定，《島夷志略》中的“佛朗”，就是《元史》和劉鬱《西使記》中的“富浪”。
四、“佛朗”就是大秦國
《伊本·白圖泰遊記》中，富浪在印度次大陸頗為活躍，有著很大的影響力。這一點，在中國史料中，也得到了證實。
宋朝《諸番志》：
“天竺國隸大秦國，所立國主悉由大秦選擇。俗皆辮髮，垂下兩鬢及頂，以帛纏頭。”
天竺國隸屬於大秦國，其國君的廢立，由大秦國決定。
這一點，在《島夷志略》中得到了證實。
元《島夷志略》
“（天竺）居大食之東，隸秦王之主。去海二百餘里，地平沃。氣候不齊。俗有古風。男女身長七尺，小目長項。手帕系額，編髮垂耳……”
但是，《島夷志略》中的“天竺”，包括《諸番志》中的天竺，均不是唐代意義上的“天竺”，都只是指印度半島西部的某一個“去海二百餘里”的地區。
我在前面說過，大秦有著一個特別的宗教稱之為“景教”，在元朝稱之為“也裡可溫”。
在《元史》中，也裡可溫，也出現在了印度半島的西海岸。
至元十九年，元朝使臣楊庭璧抵達俱藍。當時，寓居於俱藍的也裡可溫教的教主，聽說元朝使臣來到這裡後，主動求見，並且隨同楊庭璧到中國，向元世祖稱臣。
《元史·馬八兒等國傳》：
“（至元）十九年二月，（楊庭璧）抵俱藍國……三月……時也裡可溫兀咱兒撒裡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
《元史·世祖本紀九》：
“（至元二十年九月）寓俱藍國也裡可溫主兀咱兒撒裡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
《新元史·世祖本紀五》：
“（至元二十年九月）俱藍國、蘇木都速國及也裡可溫
教主
並遣使奉表貢方物。”
根據《新元史》，我們知道“也裡可溫兀咱兒撒裡馬”，原來是位於印度地區的教主。由此，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測，大秦在這裡任命的可能僅僅是宗教首領，而不是君主。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諸番志》、《島夷志略》均稱，“天竺”人，結著長長的辮子，“垂下兩鬢”、“編髮垂耳”。這是與南亞次大陸的土著格格不入的。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天竺人”不是本地人，而是一群外來移民。
而汪大淵稱他們“俗有古風”，即有著濃厚的中國傳統風俗，這就更加意味深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