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園生態化建設模式，涵蓋茶葉品種、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領域。秉承以人類為中心的理性生態倫理學思想，為復興茶產業而努力。
在國家治理進入專案制時代的背景下，為振興鄉村產業，地方政府需要轉變政府職能，以產業專案為抓手，整合各行政部門資源，引導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合作社或農戶共同參與鄉村產業開發，提升地方經濟的“造血”能力。鄉村產業大都存在產業基礎薄弱、資源特色不顯著、融資渠道少、人力資源缺乏和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如果沒有政府以產業專案予以支援，很難在市場競爭中存活。大多數鄉村產業參與者風險承受能力脆弱，即使有政府產業專案的支援，也可能遭遇市場風險而出現虧損。政府以產業專案推進鄉村產業開發與發展，與鄉村產業參與者形成了複雜的“社會嵌入”關係，鄉村產業參與者遭遇的市場風險可能隨政府產業專案治理策略不同而轉化為政治、責任和信任風險。
有研究者認為，地方政府以產業專案推進鄉村產業開發與發展存在市場風險和政治風險等兩類基本風險。市場風險是指鄉村產業參與者發生虧損的風險，政治風險是指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如果鄉村產業參與者發生虧損，因承受能力脆弱，可能會聚集向地方政府討要賠償或補償，影響社會穩定。為避免市場風險轉化為政治風險，大多數地方政府都會妥協。事實上，在前專案制時代，地方政府也有強迫農戶脫貧致富的習慣做法，在部分地區，由於農戶遭受市場風險發生虧損還引發了一些群體性事件。最新的研究顯示，在專案制時代，某些地方政府對鄉村產業開發傾向於採取收斂性干預措施。相對於全面干預措施，收斂性干預措施注重產業鏈前端干預、典型戶動員、建立正式關係、引入第三方治理和弱化關聯性。由於在地方政府與鄉村產業參與者之間形成了弱關聯性，培育了鄉村產業參與者自負其責的意識，可以有效地避免市場風險向政治風險轉化。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結合實地調研和文獻研究，作者發現產業專案制發生了一些顯著變化。在前專案制時代，產業專案以直接補貼為主，少有企業或組織作為專案承包者。政府直接面對農戶，動員農戶參與產業開發，政府將專案資金直接補貼給農戶。在專案制時代，最顯著的變化是企業或組織作為產業專案承包者參與，但必須經過競爭性申報才能獲得產業專案的支援。與此同時，政府為了實現產業政策目標，也會主動參與，動員農戶參與產業開發。
而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產業專案制的變化主要表現在：
一是明顯加強了對地方政府實施鄉村產業專案的績效考核。對於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地方政府，專案審批部門會削減下年度的專案數量和經費，在發現違規違紀情況時，還會追究主管領導的責任。
二是明顯改變了鄉村產業專案的執行方式。現在的鄉村產業專案基本上是競爭性的，主要由鄉村產業開發能力較強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或合作社申報，地方政府委託這些組織帶動農戶參與鄉村產業開發。地方政府以產業專案推進鄉村產業開發與發展，除專案制時代存在的市場風險和政治風險之外，還可能存在責任風險和信任風險。
責任風險是指地方政府實施產業專案績效不高而需要承擔行政或法律責任的風險。信任風險是指地方政府實施產業專案遭受民眾質疑或冷漠對待的風險或社會公信力降低的風險。市場風險不僅可能轉化為政治風險，也可能轉化為責任風險和信任風險。
除此之外，鄉村產業專案執行方式改變之後，地方政府、鄉村產業專案承包者和農戶形成了不同的三方動態博弈關係，地方政府以產業專案推進鄉村產業振興面臨著更復雜多變的環境，收斂性干預措施並不足以使地方政府擺脫風險轉化的現實困境。
鄉村產業專案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由上級政府指定專案承包者，俗稱“戴帽”專案或專項；一類由地方政府決定專案承包者，稱為普通或通用專案。
普通專案一般採用競爭性申報的方式確定，由申報者提交書面申請，地方政府組織專家進行評估，最後根據評估結果決定專案承包者。無論何種專案型別，地方政府都需與專案承包者簽訂專案協議書，約定產業專案實施過程中的權利義務關係。產業專案承包者應當按協議實施產業專案，與農戶達成土地流轉、勞務用工、種植養殖或加工等協議，合作實施產業專案。除受專案協議書約束之外，國家或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對相關當事人有約束力。但是，產業專案協議書和產業政策不可能事無鉅細地規定產業專案實施過程中的所有事項，對於約定或規定模糊之處、沒有約定或規定的事項以及環境變化後需要調整的事項等，都需要地方政府、專案承包者和農戶等主體相互協商來解決問題。事實上，地方政府憑藉其專案發包者（俗稱甲方）和行政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在協商過程中擁有絕對話語權，支配著整個協商過程，專案承包者和農戶基本上都只能據此調整自己的行為策略。
在Ｘ市特色茶產業開發案例中，Ａ、Ｂ、Ｃ三縣（市）政府就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產業專案治理策略。
（一）政府全面干預與政治風險
Ａ縣是特色茶種質資源原產地，不僅有開發發展特色茶產業獨特的資源優勢，而且有長達十餘年的茶產業發展基礎。Ａ縣政府的特色茶產業開發態度非常積極，從２０１５年開始，連續以縣委縣政府的名義釋出了全力開發特色茶產業的規劃、方案和措施。規劃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全縣特色茶園面積達８萬～１０萬畝，產值達到１０億元以上，每年為縣財政創造利稅４０００萬元，解決５萬個農民就業，使Ａ縣成為中國綠茶大縣。為了實現特色茶產業開發目標，Ａ縣政府將整合後的特色茶產業專案發包給茶企、合作社和種茶大戶，並簽訂了產業專案協議書，約定了各方在特色茶產業專案實施過程中的權利義務關係。在履行產業專案協議的過程中，Ａ縣政府幾乎每年都會調整產業專案協議書的內容，根據筆者整理，先後調整的事項有：修訂特色茶苗繁育企業的年度繁育目標任務，規定其必須實現的目標；統購統銷特色茶苗繁育企業繁育的所有特色茶苗，不準其向外地銷售；調整茶企、合作社和種養大戶的特色茶年總產值目標，完成規定任務才能獲得補貼；調整財政補貼數額以動員農戶種植特色茶，並聘請茶葉專家提供免費技術服務；建立特色茶品牌推廣平臺，組織各種推廣活動，以財政補貼支援在各大城市建立特色茶專銷店面。Ａ縣政府全面干預特色茶產業的治理策略，快速擴大了特色茶產業規模，但很快就出現了令地方政府不安的問題：在特色茶苗市場需求非常旺盛時，Ａ縣政府從價格和產量兩方面限制茶苗繁育企業，使這些企業無法實現預期利潤，在產業專案經費補貼不足以彌補且與Ａ縣政府協商無果時，引發這些企業罷工停業等抗議行為。部分企業為了獲利，偷偷將特色茶苗賣到外地，被Ａ縣政府發現後，進一步升級了政企衝突；在市場行情不佳時，Ａ縣政府要求專案承包者以固定價格收購特色茶鮮葉以保護茶農利益，在市場行情較好時，許多茶農將鮮葉賣給外地茶企，致使專案承包者陷入無鮮葉可做、無干茶可賣的境地。專案承包者所獲得的產業專案經費補貼不足以彌補虧損時，透過縣茶業協會向Ａ縣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增加產業專案經費或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Ａ縣政府必須在給予一定經濟補償和事情可能被鬧大而影響社會穩定之間做出選擇。在一定程度上，由於Ａ縣政府對特色茶產業開發的全面干預，特色茶產業開發的市場風險，透過專案承包者的集體抗議行為，轉化為Ａ縣政府承擔的政治風險。
（二）政府消極無為與責任風險
Ｂ縣緊臨Ａ縣，地理氣候環境類似，原來就出產一種省名優綠茶，有悠久的茶產業發展歷史，茶產業從業人員多，省茶葉研究所還設有專門的茶葉科研觀測站，茶產業基礎比較好。但是，Ｂ縣產出的省名優綠茶以群體品種為主，儘管幹茶外形辨識度高，但是茶葉品質不穩定，產量非常有限，年總產值也不高。在Ｘ市政府提出全市特色茶產業開發戰略之後，Ｂ縣政府的反應並不積極，一是因為區域內本身就有省名優綠茶，政府對全力主推特色茶產業開發心存疑慮，二是因為與Ａ縣相比無競爭優勢，盲目開發特色茶可能會造成產量過多、價格下降，引發市場風險，進而可能會轉化為政治風險。Ｂ縣政府開發特色茶產業的消極態度，體現在對專案承包者履行特色茶產業專案協議的監管方面。對產業專案協議書和產業政策約定或規定的事項，一般只在專案驗收時才組織專家進行評估，對實施過程基本上不管；對產業專案協議書和產業政策約定或規定模糊之處、沒有約定或規定的事項以及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的事項，幾乎任由專案承包者自行決定。Ｂ縣政府“放養式”的特色茶產業治理策略，專案承包者雖然感到比較滿意，但卻引發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獲得特色茶產業專案的當地茶企，因其原來從事本縣的名優綠茶開發，對特色茶產業並不感興趣，申報特色茶產業專案主要是為了利用專案經費補貼增強競爭力，這導致特色茶產業開發進展非常緩慢。因特色茶產業專案包含土地流轉、訂單農業和勞務用工等與茶農利益相關的事項，特色茶產業開發進展緩慢使一些茶農非常不滿；部分專案承包者為了保證特色茶產業專案驗收合格，弄虛作假或搞一些形式主義的專案實施行為，導致多地出現一些“爛尾”專案，當地群眾意見比較大。這導致許多茶農到上級政府投訴，理由是本地茶農們也應當與鄰縣茶農一樣，有權利享受特色茶產業專案實施帶來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Ｂ縣政府面臨著巨大的治理壓力，必須在調查專案承包者的專案實施行為和承擔瀆職責任之間做出選擇。在一定程度上，Ｂ縣政府為避免市場風險轉化為政治風險，採取消極無為的特色茶產業專案治理策略，透過特色茶產業專案受益茶農的維權行為，轉化為Ｂ縣政府承擔的責任風險。
（三）政府動態干預與信任風險
Ｃ市是Ｘ市政府所在地，在地理位置上也與Ａ縣相鄰，Ａ縣特色茶核心產區有部分割槽域位於Ｃ市行政區劃內。Ｃ市雖然擁有開發特色茶產業的地緣優勢，但由於Ｃ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一開始並不重視特色茶產業開發。在Ｘ市政府提出全區特色茶產業開發戰略後，Ｃ市政府才開始重視特色茶產業開發工作。由於缺乏茶產業開發經驗，Ｃ市政府的特色茶產業專案治理策略以動態調整為主。在初始推進特色茶產業開發時，Ｃ市政府的策略非常激進。引進了一個上市公司，並與之簽訂了特色茶產業專案協議書，重點支援其引領開發特色茶產業。除此之外，還與多家本地茶企、合作社和種養大戶也簽訂了特色茶產業專案協議書。但是，在初始階段，上市公司實施特色茶產業專案的積極性不高，為了調動積極性，Ｃ市政府調整了特色茶產業專案補貼政策，決定增加對龍頭企業的補貼力度，同時減免其開發特色茶產業的部分稅費，而其他專案承包者的補貼力度、稅費和目標任務都保持不變。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很快就出現了問題：在特色茶市場行情較好時，上市公司大幅抬高茶葉鮮葉收購價格，使其他茶企無茶可做、無茶可賣；在特色茶市場行情不佳時，上市公司被迫按固定價格收購鮮葉，虧損嚴重。儘管理由各不相同，本地茶企和上市公司向Ｃ市政府提出了給予一定經濟補償的請求，Ｃ市政府如果不迴應就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Ｃ市政府再次調整了特色茶產業補貼政策，取消了上市公司的補貼特權，放棄了鮮葉保護價收購的產業政策，對所有專案承包者不再進行過程監管，只負責組織產業專案驗收。失去補貼特權的上市公司，很快暫停了幾個茶苗繁育、茶葉生產基地的建設工作，開始退還從農民手中流轉的土地使用權，解僱在茶葉繁育和生產基地上工作的農民，與簽訂訂單收購協議的茶農解除合同。利益受損的茶農向Ｃ市政府反映情況，要求解決問題。Ｃ市政府感受到壓力後，又試圖部分恢復對上市公司的補貼力度，但上市公司去意已決，轉而到Ａ縣與Ａ縣政府合作設立新龍頭企業。為了避免市場風險轉化為政治風險和責任風險，Ｃ市政府動態調整特色茶產業專案治理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績穩定，但是由於其治理行為的不可預見性，透過專案承包者“用腳投票”的行為，轉化為Ｃ市政府承擔的信任風險。
概括而言，為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在實施鄉村產業專案過程中地方政府、專案承包者與農戶之間形成了複雜的合作博弈關係。儘管地方政府在鄉村產業專案實施中擁有絕對話語權，可以完全掌握“剩餘控制權”，主導鄉村產業專案的實施過程，但是，由於鄉村產業開發與發展存在固有的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對鄉村產業專案實施的任何干預行為，都可能會使市場風險分別轉化為政治、責任或信任風險，使地方政府陷入風險轉化的現實困境之中。
（安根團隊摘自賀林波等：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產業的風險轉化及防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