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
——《資本論》 馬克思
《我不是藥神》電影的熱映，讓我們開始正視藥品問題，而事實上，除了這部電影之外，還有一部於2013年上映的美國電影《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更深刻地揭示了製藥行業背後的內幕。
由好萊塢著名影星馬修·麥康納飾演的主角羅恩是一名普通的電工，喜歡在業餘時間搞搞牛仔競技賭博，一次意外，他不幸得了艾滋病，醫生告訴他只有30天的壽命。求生的慾望讓他四處尋找特效藥，終於被他找到當時還在進行臨床試驗的AZT（藥品實際成分是齊多夫定），結果卻發現藥物不僅沒有讓他好轉，卻讓他的病情惡化。
他到處尋醫問藥，在國外找到未被美國藥監局（FDA）批准的替代藥物，副作用更小療效顯著，但這些藥物由於沒有獲得批准，讓美國廣大的艾滋病患者無法購買到，他們只能選擇被美國藥監局批准的AZT，儘管這種藥物對於人體毒性很大。
最開始是為了賺錢，羅恩成立了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透過大量走私等非法渠道，給會員們提供這些外國公司生產的救命藥。
在這個階段的過程中，由於利益的衝突，他要面對AZT品牌藥公司以及美國藥監局的各種阻撓和調查，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停質疑明明有更好更便宜的藥，美國藥監局為何只批准了對人體傷害更大又昂貴的AZT？
到了生命後期，羅恩的目標不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實現廣大艾滋病患者吃到便宜好藥的偉大夢想，最終在有生之年，他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由於救命藥的存在，羅恩最初被醫生判定只能活30天，他卻依靠著AZT的替代藥活了7年，足以證明這些藥品的有效性。然而審批藥品的環節多而複雜，製藥行業遠遠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簡單。
《仿製藥的真相》作者凱瑟琳·埃班是著名雜誌《財富》的撰稿人，為了查出藥品的真相，她花了十年的時間對製藥行業進行深入的調查，揭示了仿製藥生產的風險，以及美國藥品審批體制存在的巨大管理漏洞。在這個過程中，她採訪了揭露仿製藥生產公司醜聞的舉報人、FDA調查員、國會調查員、克利夫蘭診所醫務人員，整理了上千頁的美國藥監局機密調查資料，耗盡心血撰寫完成本書，透過一層層的抽絲剝繭，讓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仿製藥騙局是如何誕生，又是如何發展甚至蔓延至全球的。
仿製藥看似是患者的福音，實際卻淪為不少製藥企業賺錢的工具。
《我不是藥神》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誰也沒法治！”用這句話來形容仿製藥行業再恰當不過。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製藥行業活躍的基本都是全球巨頭製藥公司，昂貴的品牌藥是患者唯一的選擇。
但在80年代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一個名叫哈達德的記者聯合當時的加州的一名議員開闢了一條道路，讓藥監局對於仿製藥的審批制度進行修改，當品牌藥專利到期後，仿製藥生產公司不必再對這種藥物進行復雜的臨床試驗，只需要開展有限的檢測，證明他們生產的仿製藥能與品牌藥一樣，產生同樣的藥效即可。
訊息傳來，簡直是這些仿製藥生產公司的福音，各類仿製藥的申請如雪花一樣飛向了美國藥監局的辦公室，因為他們都知道，拿到生產仿製藥的通行證就意味著，
“只要把原料放在混料桶裡，再開啟龍頭，流出來的就是黃金。”
藥監局奉行的是先到先得的激勵政策，就是第一個獲得批准的仿製藥公司，可以額外獲得半年的獨家仿製藥生產權，而其他公司則要等到半年後才能生產。
為了搶佔先機，藥監局門口展現了一種奇觀，每當一種品牌的專利期即將到了，藥監局的門口就會聚集各大仿製藥公司的高管，這些人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惜在藥監局門口支起帳篷。
而在這所有的仿製藥公司當中，發展最迅猛的是來自印度的製藥公司蘭伯西，最初這家公司被媒體所注意，是因為它獲得了全球暢銷藥立普妥的仿製資格。後來，蘭伯西想辦法爭取到了克林頓政府的專案，為非洲國家提供便宜的艾滋病仿製藥。
一位出生於印度，曾在美國工作的資訊科學家薩庫爾，在蘭伯西公司內部發現了驚人的騙局真相，仿製藥通常價格比品牌藥便宜幾十倍，為了節省成本，讓公司利益最大化，藥品應在上市前所做的有效性檢測，全部被蘭伯西省略掉了，為了應付美國藥監局的檢查，藥品的監測資料要不就是抄襲品牌藥，要不就是直接人為作假。
對於生產過程中發現混入雜質的殘次藥品以及品質最差的仿製藥，蘭伯西的做法是直接將這些藥品銷售到非洲、南美、東歐等這些監控薄弱的地區，即使是對於美國這樣監控相對嚴格的地區，藥品實際真正做到的檢測的比例還不到50%。
薩庫爾被這個真相給震驚了，面對他的質疑，公司高管直接回復，“不過是死幾個黑人的事兒！”簡直把人命當兒戲。
因為在良心上受到譴責，薩庫爾憤而辭職，失去了在印度可以獲得的最好工作，開始走上了以個人對抗蘭伯西這家制藥巨頭的漫漫之路。
這場戰役的開始，就註定了孤獨和危險。
這是一場螞蟻撼動大象的戰爭，正義的勝利太過艱難。
薩庫爾從蘭伯西離職後，他手上還掌握著蘭伯西公司從上到下，共同對藥品檢測資料造假的關鍵證據。他一直很猶豫自己要不要站出來揭發蘭伯西的騙局，作為一名出生於印度的美籍人士，他太清楚在印度告密者的結局了，不是橫死街頭，就是不明失蹤。
可是良心的譴責就讓他無法完全放棄告密的想法，終於他還是瞞著家人，鼓起勇氣，匿名給美國藥監局傳送了一封郵件。他把要扳倒醫藥巨頭這件事想得太過簡單了，出於保護自己和家人的本能，他只想匿名發一封郵件，他相信知道事實的美國藥監局會積極對這件事展開調查。
然而現實是他發了好幾封郵件，完全石沉大海，他不得不在郵件中丟擲更多爆炸性的證據，直接把內容傳送給了美國藥監局的局長。
這封郵件終於引起了對方的重視，薩庫爾也收到了對方的回覆。在薩庫爾的意識裡，他已經提供了鐵證，接下來的事情直接交給美國藥監局調查即可，可是對方卻告訴他，只有能證明公司確實欺詐的證據，才能讓藥監局拒批蘭伯西提交的仿製藥申請。
為了能夠撼動這個醫藥巨頭，薩庫爾不得不把自己的原則和底線放得越來越低，他不得不同意接聽美國藥監局的電話，甚至到後來，他不得不與美國藥監局的人見面，在想到自己可能面對被人報復的結局，薩庫爾在整個會面過程中身體不住害怕得抖動。
薩庫爾是出於道義和責任才勇敢站出來揭發蘭伯西公司的騙局，但他又非常害怕對方會傷害自己的家人。在與藥監局交涉的幾年當中，薩庫爾由於焦慮變得煩躁易怒，離開蘭伯西之後，他再也沒有找到過一份像樣的工作，他面臨著經濟的窘迫，同時他的婚姻也開始出現了危急。
被瞞在鼓裡的妻子不知道丈夫每天眉頭緊鎖，關在地下室裡面在忙什麼，薩庫爾對家人缺乏耐心的表現，讓妻子陷入對於婚姻的不滿。
在薩庫爾開始向美國藥監局告發蘭伯西，到最終蘭伯西的騙局被昭告天下之間，整整花了八年時間。在這段期間，美國藥監局還在繼續審批蘭伯西提交的各類仿製藥申請，這讓薩庫爾很憤怒。
蘭伯西製藥廠
美國藥監局卻基於利益出發，內部不同派系意見不統一，有人不贊同對蘭伯西罰得太狠，畢竟對方提供瞭如此廉價的治療艾滋病藥物，還有一派支援懲罰蘭伯西，讓拒絕蘭伯西的藥品進入美國，可惜的是這樣的聲音並不大。
最終蘭伯西被罰款了5億美元，騙局被曝光，蘭伯西臭名昭著，再也無法迴歸往日榮耀。
這場勝利來得似乎太遲了，不知道多少患者因為不合格的仿製藥耽誤了治療程序，甚至丟了生命。
美國藥監局的不作為，讓不少本可以痊癒的患者，失去了活下去的機會。
本書作者凱瑟琳·埃班在深入調查時發現了一個驚人真相，蘭伯西的騙局並不是個例。由於大部分提供仿製藥給美國的製藥公司都在印度，美國藥監局無法像對本土企業那樣，隨時進行臨時抽查，他們通常會提前一週甚至一個月的時間通知對方。
當美國藥監局有調查員開始對這些企業進行臨時抽查時，就發現了桌上到處散佈著正在造假的檔案，為了應付必要的檢測環節，各臺機器的檢測系統沒有聯網，他們通常會把不符合檢測要求的異常資料刪掉，之後才會上傳存檔。整個印度的製藥公司都瀰漫著造假風氣，他們不覺得這樣做會危及患者性別，他們只關心公司利益。
看到如此觸目驚心的畫面，調查員不禁感慨，
“只要提前通知他們，給他們時間，相信他們連一棟樓都造得出來！”
仿製藥的問題很快被非洲和美國各大醫院的醫務人員發現，一名烏干達13歲的男孩，由於細菌性腦膜炎住院，醫生給他使用了仿製藥頭孢曲松，結果病情卻惡化了。
按照以往的治療經驗，這樣的病情只需要抗生素對症下藥便可以康復，可惜由於非洲藥品稀缺，很難可以給患者使用品牌藥，這名男孩最後還是被宣佈了腦死亡。
烏干達的醫生似乎對這種場景見怪不怪，仿製藥通常都無法發揮應有的藥效，本該挽救他們的藥品卻成為了催命符。
這種問題也蔓延到了美國，美國不少醫生髮現了仿製藥的問題，當他們的患者使用品牌藥時，身體恢復得很好，而當病人出院，自己去藥房選擇了更為便宜的仿製藥，病情就突然開始惡化，特別是對於移植病人來說，沒有效果的仿製藥簡直就像是催命符，殺人於無形。
仿製藥巨頭蘭伯西的隕落，多少可以對其他仿製藥公司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但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像是非洲、南美、東歐這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沒有經濟能力使用品牌藥，而仿製藥只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製藥公司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再加上監察力度不夠，最終只能是窮人受苦。
但薩庫爾的出現還是給我們帶來了希望，儘管他並不被印度主流社會所歡迎，但他用一己之力撼動了製藥巨頭這個大象，讓仿製藥亂象有了些許好轉，也讓美國藥監局加大了監控力度。
如今美國藥監局依舊在審批各類仿製藥申請，不知對於各大仿製藥製藥公司和患者們來說，命運的齒輪又將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