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如何助力文化強國
一、如何建設文化強國
“文化強國”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對此的認識，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大概可以分為兩個主要維度。一是文化實力強大的國家，即對“文化強國”一般意義上最通常的認識和理解；二是文化賦能強大的國家，即文化可以讓國家更強盛。二者雖從不同角度進行闡釋，但仍存在相互關係。
第一個維度的理解有其侷限性。
文化實力達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強大？目前，一方面，沒有可以量化的標準；另一方面，在文化定義層面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是爭議。
首先，文化實力強大的標準到底是什麼？目前，全世界都沒有很好的且有共識的量化方法或標準。文化實力，一方面涉及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標準是能夠滿足人們最基礎的文化需求。一是保基本，二是實現儘可能的均衡，三是儘可能實現可達性。“基本”就是人們最最基本的文化訴求。文化訴求很多元，最基本的文化訴求可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如我們國家的基本文化訴求可概括為讀書看報、收聽廣播、觀看電視、觀賞電影、送地方戲、設施開放、文體活動等，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網際網路越來越普及，對網路文化的需求是不是也屬於公共文化範疇？因此，基本文化訴求在不斷變化。
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實力也是文化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實力強大與否，有些時候可以從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來描述，尤其是從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佔國家GDP的比重來衡量。這種方式似乎是可以量化的，但其實也有很多問題。一是文化產業在全球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可統計可計算的範疇，不同的國家甚至不同的地區，文化產業在統計上都有差異。另外，即使文化產業增加值能夠佔到GDP的5%及以上，也就是通常理解的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也還涉及文化產業的產業結構是否更高質量的問題。如我們國家文化貿易中佔比較高的文化產品貿易，其中主要產品是工藝品。雖然我們國家每年文化產品貿易的進出口總額非常大，但是這體現了我們國家制造業的強大，而非文化的強大。文化貿易中更能體現文化吸引力和軟實力的是文化服務貿易。有可能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文化產業的增加值或文化產業的市場化、產業化程度比較好，但是其產業結構的質量並不高，產業附加值也很低。而且在文化影響力和文化吸引力方面表現不強，很多時候可能只是給一些其他相關行業做代工，所以也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產業實力強大。
其次，關於第一個維度的解釋，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是爭議。爭議主要聚焦於文化是否能分為強和弱，在文化理論上或者社會倫理意義上，存在明顯爭議。故對“文化強國”理解最通常且最主要的一個維度，有其相對不嚴謹，甚至有一些爭議的地方。
第二個維度的理解
，一方面是對第一個維度認識的很好補充，另一方面也體現出2035年遠景目標的文化戰略定位。文化建設要達到強國的高度，一方面，文化本身要做得更完善，啟用文化消費，使其更好地適應文化需求，以此促進文化產業繁榮。另一方面，文化要能夠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尤其在軟實力方面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從產業經濟的角度看，文化與旅遊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對旅遊賦能，即文化要為旅遊塑魂，要提升旅遊的品質與內涵，要賦予旅遊更豐富的商業模式，要增強旅遊的整體吸引力。另外，文化與體育的融合、文化與農業的融合、文化與工業的融合，都是文化與其他相關產業在產業經濟層面透過融合帶動形成綜合作用，賦予相關產業更大的附加值。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透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在2035年遠景目標裡，文化強國排在首位，引領其他強國的建設，是實現其他強國目標的基礎和保障。之所以將文化強國作為第一個強國目標，一方面在於文化本身要強盛，另一方面在於文化的發展要能夠帶動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的內涵提升和快速發展，最終實現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顯然不僅僅是文化自身建設的完善和強大，更是文化對於綜合國力的賦能，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各方面的塑魂和賦能。
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可見“文化強國”作為國家的遠景目標或戰略任務，有很長的歷史積澱，並不是僅僅最近才考慮將它立為遠景目標。這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戰略思考和不斷完善、豐富其內涵，同時又不斷清晰其發展目標的程序。
二、
如何認識文化產業的強國作用
如果從上文所確定的對文化產業認識的兩個維度來看，文化產業在促進文化強國方面發揮著顯著作用。
第一，文化產業是強大的國家巧實力。
上文提到“國家軟實力”，這裡用的是“巧實力”，這其實是從更廣義的文化強國的角度來談文化產業的強國作用。首先，什麼叫巧實力？巧實力（Smart Power）其實就是聰明的實力。這個概念源自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Soft Power由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首創。這個概念是相對於硬實力（Hard Power）而言的。
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此的解釋是，相對於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而言，軟實力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包括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因素。通常，大家對“軟實力”最直觀的理解就是文化。因為價值觀、社會制度規範等，從範疇上大概都可以含在文化概念裡。雖然文化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分，但即便是小文化的概念也包括了價值觀念的部分。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價值觀念”主要指的是一群人在長期生活中形成了一套不假思索就會接受的價值觀念，類似集體無意識。如中國人更講究尊老，那麼這種孝道思維在中國人群體裡，已經變成了一種大家不假思索就會接受的群體性觀念。價值觀念除了包含在文化部分裡的內容外，也包括意識形態和信仰。意識形態和信仰裡也包含著價值觀念。大文化角度也可以把信仰、價值觀本身包括進來。所以，對軟實力的通常理解，可以和對文化吸引力、文化影響力的理解相對等。
那麼，為什麼說文化產業是強大的國家巧實力？原因在於文化產業有兩重屬性：一是文化屬性，二是經濟屬性。
從文化屬性看，文化產業是非常有效的軟實力的載體。文化產業在產生文化影響力和感召力方面起到的作用，要比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訴求的宣傳產生的效果更明顯。它是一種典型的“以文化人”的方式，即用文化來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甚至行為。文化產業，一方面是文化的創造；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基於市場配置資源，以獲取盈利為動機的商業活動。這種活動讓文化創造有更好的實踐效果。究其原因，在於所有的生意人，都要從產業的角度瞭解市場、適應需求，最終讓受眾既願意花錢，又樂於接受其中所表達的價值觀，以及所倡導的生活方式。等受眾都接受了的時候，其在商業上也會更容易成功。所以，文化產業是強大的國家巧實力。
秀蘭·鄧波兒所扮演的小天使是美國文化產業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形象。秀蘭·鄧波兒在美國登場，並且在美國大受歡迎的年代正好是美國在經濟上大蕭條的一個特殊時期，就像當時的羅斯福總統對秀蘭·鄧波兒的認可那樣，在大蕭條時期，這個小天使為千千萬萬的美國人帶來了微笑。
羅斯福對秀蘭·鄧波兒的讚美與肯定，顯然不僅僅是從秀蘭·鄧波兒本身的可愛和她的演藝水平這個角度來看的，他更重視的是秀蘭·鄧波兒作為一個小明星以及她所代表的當時美國的文化產業，對於美國走出大蕭條、提振美國人的信心、為美國人提供精神大餐等方面所發揮出的重要軟實力作用。
其實這也是軟實力內聚人心，讓人們有信心看到希望，給社會注入正能量精神的作用。就像羅斯福本人所言，“我們唯一害怕的就是恐懼本身——這種難以名狀、失去理智和毫無道理的恐懼，把人轉退為進所需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
美國走出大蕭條的低潮期，而在那個時期正好也是美國整個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時期。所以，文化產業確實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快樂，帶來了精神享受，也給整個社會注入了信心和希望。另一方面，文化產業也在當時給美國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成為美國經濟快速復甦的中堅力量。
第二，文化產業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大動能。
文化產業作為產業本身具有強大的經濟增長潛力，同時也可以賦能其他相關產業經濟的附加值，提升這些產業轉型升級與發展的活力和能力。
從當前美國的經濟統計來看，美國的文化產業對其GDP的貢獻，有著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地位。美國沒有“文化產業”的官方概念，比較通用且普遍接受的概念是“智慧財產權”或“版權產業”。美國一個名為國際智慧財產權聯盟（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IIPA）的非政府組織（NGO），大概每兩年會對美國經濟中的版權產業做一個統計。這個聯盟成立於1984年，涵蓋了幾乎所有和文化產業相關的協會與骨幹企業，共有八個協會，一千九百多家會員。八個協會分別為：美國出版商協會、商業軟體聯盟、娛樂軟體協會、獨立電影電視聯盟、國際視覺藝術協會、美國電影協會、全國音樂出版商協會、美國錄音產業協會。這八個協會里，除了明顯偏科技類的商業軟體聯盟，其他七個聯盟其實都屬於文化產業的核心部分。所以，美國版權產業的統計分析，幾乎可以等同於美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分析。
國際智慧財產權聯盟釋出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全部版權產業的規模已經達到了約2。6萬億美元。其中核心版權產業佔比最大，約1。6萬億美元。2019年，美國全部版權產業佔美國總經濟規模的比重為11。99%。其中，核心版權產業佔美國總經濟規模的比重達到7。41%。且從2016-2019年，全部版權產業的所佔比重持續提升。
從文化產業的全球發展歷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美國發展來看，一方面，文化產業是美國非常重要的軟實力的載體；另一方面，也成為美國經濟增長中最重要且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且和其他相關產業對比，美國的版權產業規模有明顯優勢。從增長速率的角度看，即便是在2008年出現比較嚴重的經濟衰退的特殊時期，美國在版權產業依然保持著很強的發展態勢。另外，在美國經濟總體增長比較緩慢的態勢下，美國的文化產業（版權產業）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增長態勢。
三、文化產業強國的國際經驗
第一種型別，英國模式。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創意產業”，並且以國家形式和國家力量來推進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官方並沒有文化產業或者創意產業、內容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概念，官方也沒有用版權產業的概念。版權產業是美國社會使用的一個概念。所以，美國官方的統計體系裡沒有和文化產業相關的統計。
英國和美國不一樣，英國官方有明確的統計。所以，英國是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的代表性的型別。英國遵奉典型的市場經濟理念，但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政府有明確的主張，政府這隻手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方面非常給力。英國對於文化產業的重視，和其整個進入後工業化以後的國家戰略調整有關。1993年，英國政府釋出了《創造性的未來》。作為官方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文化政策檔案，《創造性的未來》既可以理解為政府在文化上的一種政策主張，也可以理解為英國在進入後工業化以後，整個國家要進行的重大戰略轉型的一個目標，即走向創造性的未來。
從英國政治的變革看，1997年，工黨政府擊敗了根深蒂固的保守黨政府，成為英國的執政黨。之所以工黨能夠擊敗保守黨，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英國社會經濟對於重大轉型的訴求。工黨提出，應該建設一個新的英國，應該讓英國從日不落帝國的成就夢想裡突圍，走向一個真正意義上更有活力和創造力的英國。工黨政府之所以能夠戰勝實力強大的保守黨，成為英國的執政黨，是因為迎合了英國在進入現代工業化之後，日益走入一個現代性困境的狀態下，英國人普遍的期待和訴求。
在英國最新的統計裡，根據主管英國創意產業的國家部門DCMS，即數字、文化、傳媒和體育部，2019年的資料公報，文化經濟部門為英國經濟貢獻了2950億英鎊，佔英國國民經濟增加值的15%左右，實現了從2018年的14。6%以來的佔比增長。無論從增長還是佔比來說，在一些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看來，都是非常可觀的資料。所以，創意產業對英國來說，是其走向創新性未來的國家戰略的體現，是英國從後工業化走向創新立國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支撐。
從創意產業相關的文化經濟的綜合貢獻看，以創意產業為代表的文化經濟已經成為英國經濟重要的支柱產業，也是質量更高、附加價值更大，而且綜合帶動作用更為顯著的部分，即其數字、文化、傳媒和體育部分。透過這些年的發展，英國傳統的工業製造業的就業，一方面總量在相對減少，另一方面就業質量不高。相反數字、文化、傳媒和體育領域，就業規模不斷增長。另外，英國重點鼓勵發展高水平就業的領域，該領域的平均收入顯然要高於一般社會的綜合平均。
英國的創意產業相關的文化經濟部分帶來的進出口收益非常可觀，透過英國官方釋出的2009-2011年英國創意產業與其他服務出口行業的增長率的比較資料來看，增長率最高的是和文化經濟相關的產業。其中個人文化娛樂增長率達到了55。1%，排在第二的是一般的商業、服務業的進出口，增長率是25。2%。從這個資料完全可以看出，以個人文化娛樂為代表的文化經濟進出口增長率遠遠領先於其他領域，以及以英國創意產業為代表的文化經濟，對於英國經濟的意義和價值。
由此可以看出，創意產業對於英國的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和塑造具有顯著的作用。現在我們對英國的瞭解絕大多數都是透過英國的音樂、電影、演出等來了解的。這些行業，一方面，向全世界展示英國文化創意方面的魅力和實力；另一方面，贏得經濟效益。這就是所謂的“雙效統一”，既實現了經濟效益，又發揮了社會效益。這是文化產業很有意義的地方。文化產業在文化強國建設方面，實現真正的“雙效統一”，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而且二者相互成就、相互支撐、互送互補、相互發展。
社會效益越大，經濟效益也越大，這是文化產業的普遍規律。比如，對英國而言，莎士比亞是它的驕傲，莎士比亞的社會影響力越大，整個文化藝術領域對他的評價越高，人們對他的瞭解越多，喜歡他的人越多，社會效益越大；在良好的社會效益影響下，莎士比亞相關的演出、創意、版權、旅遊等帶來的經濟效益就越大。經濟效益大，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凸顯社會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支撐社會效益的發揮。比如，中國北京的故宮，故宮的社會知名度越大，對於中國人的影響力越深刻，甚至對國外遊客的吸引力越大，故宮帶來的無論是門票收入，還是文博文創帶來的其他綜合收益，自然也會越來越大。而當其經濟收益提升時，故宮也會更有能力和實力做好文物的保護、展陳、數字化推廣。
第二種型別，美國模式。
一方面，就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而言，其文化產業在全球的影響力非常大。好萊塢佔據全球電影市場一半以上的份額，也整合了全球範圍內與電影產業相關的產業鏈。好萊塢已經變成了全球的電影產業集聚中心，全球最頂級的電影人才都被其吸引。這是傳統的文化產業型別。
現在新興的數字文化產業，美國在全球的佈局也非常深廣。如影音領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流媒體公司——奈飛公司（Netflix）。它成立於1997年，現在在全球的付費註冊使用者已經達到兩個億了，規模非常大。而且它在實施著全球化的本土化策略。比如，它和韓國團隊合作，韓國團隊來拍攝奈飛品牌的影視內容，拍攝成果的質量很高。內容創作方面，奈飛網羅全球優秀的人才和團隊，且由於其內容製作的本土化，使其更有利於吸引所到國家、地區的消費者群體。故奈飛成立後，隨著其全球化的擴張，付費使用者增長得非常迅猛。
另一方面，美國的文化產業也成為美國外交戰略的一個有效工具。例如，根據媒體報道，2013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受邀造訪加州夢工廠動畫公司的大本營，並召集了一些好萊塢其他文化產業的巨頭。奧巴馬當天在夢工廠發表的講話中提到，我今天來到這裡，因為這裡是美國的經濟引擎之一。雖然美國還有很重要的金融、汽車工業、科技創新作為經濟引擎的一部分，但在文化產業方面，好萊塢毫無疑問是代表，而且就像奧巴馬所言，好萊塢確實是美國重要的經濟引擎之一。另外，奧巴馬還表示，娛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正是這一部分讓美國顯得特別。在奧巴馬的表述裡，美國的文化產業，是經濟增長引擎之一，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因此，文化產業是促進美國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支柱產業。
第三種類型，日本和韓國模式。
日本和韓國的情況與英國和美國不同，代表著第三種文化產業發展的型別。如果說英國代表著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主動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話，那麼美國代表了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發展模式，而日本和韓國則體現了一種在政府主導之下，不斷推進文化產業的市場化能力和水平，而且向全球擴充套件，乃至把文化產業作為國家立國戰略一部分的模式。即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日本和韓國具有更大的國家戰略自覺性和戰略主動性。
文化產業在東亞國家的興起和發展，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自然推動，另一方面則是強化文化發展的自覺推動。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進會議釋出了《新文化立國：關於振興文化的幾個重要策略》的報告，明確提出21世紀“文化立國”方略。1998年金大中政府時期，韓國正式提出文化強國的戰略，將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促進二十一世紀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可見，日本和韓國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確實有東方國家共同的特徵，高度重視文化，而且都不約而同地將建設文化產業的發展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支撐部分，提出文化立國、文化強國，甚至還建立了全球體系中的文化強國目標。
例如，媒體對日本一個事件的報道。在安倍政府時期，日本設立了“酷日本”（Cool Japan）計劃。2013年底，由政府專門拿出500億日元正式成立了“酷日本”基金，來推動涉及日本文化的相關企業向海外擴張。即這筆錢主要是為了推動日本文化向海外擴張，而路徑則是透過支柱產業，像動漫、電子遊戲、音樂、美食等相關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一方面，企業拓展市場實現了企業在全球的收益；另一方面，藉助企業的力量、企業的通道，在獲取收益的同時，實現日本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目標。以此，讓全世界的消費者更瞭解日本文化，並能夠接受和喜愛日本文化，由此塑造更好的日本民族國家形象。
利用發展文化產業的方式，是一個惠而不費，且綜合效益極高，能夠提升國家形象、提升國家軟實力，真正實現文化強國建設目標的手段。在普遍市場化的情況下，如果僅僅透過宣傳的方式來推動國家文化走出去，促進所謂的國家軟實力提升，是一件花費巨大的事情。而如果利用發展文化產業的方式，使其適應市場經濟的規則，則更具有可持續性，即不需要財政資金大量連續投入，文化產業本身可以造血。而且從利用文化產業進行對外文化輸出，讓文化走出去的層面看，文化產業不僅可以走出去，而且可以立得住、紮下根，還可以生長起來，藉助國外的市場，讓中國的文化價值、文化影響力，落地生根、生長起來、發展起來，產生更強的活力和更大的競爭力。
另外，按照市場規律做起來的文化產品或者文化服務，相對來說更適應人們的需求；而如果與市場規律對立，則可能不一定符合受眾的需求。所以，利用文化產業的方式來推動文化走出去，建設文化強國，是事半功倍的做法。
四、文化產業強國的中國模式
本文的主題最終要落腳在我國的文化強國建設上，文化產業強國的中國模式主要有三大特點。
第一，改革解放文化生產力，其中重點強調的是改革的力量；第二，市場啟用文化消費力，其中重點強調的是市場的作為；第三，開放提升文化影響力，其中重點強調的是開放的價值。
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得益於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及開放的有力推動。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產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髮展壯大，成為中國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力量，甚至成為中流砥柱。
第一，改革解放文化生產力。
從改革的角度看，改革釋放和解放了文化生產力。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文化產業的發展萌芽，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相伴相生。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文化市場也逐步復甦發展起來。被公認最早的文化市場復甦跡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些原本只存在於賓館中的音樂茶座，很快在廣州流行起來，並從廣州擴充套件到全國。後來才逐漸有了歌舞廳等各種各樣的娛樂化活動。這種文化市場活動，讓人們個性化多樣化的文化娛樂需求得到很好的滿足，且文化消費的潛力也得到了充分激發。
制度層面上，關鍵性的推動力量是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透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提出，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生產要素市場化逐步啟動，港臺流行音樂等文化商品，日漸風靡中國大陸。文化市場的活躍也推動了文化商業現象的大量湧現，很多自發的文化市場主體出現，各種各樣的文化消費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地冒了出來。如具有代表性的《渴望》。當時，《渴望》在國內的收視率超過90%。而電視劇此前絕大多數是由財政預算撥款，很少有商業回報。《渴望》標誌著中國電視劇行業開始逐漸走向商業化，甚至產業化。
第二，市場啟用文化消費力。
從市場的角度看，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極大激活了國內的文化消費力。1992年以後，中國經濟步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快車道，文化領域出現大量的轉企改制等文化體制改革事件。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2000年，廣電業的集團化也拉開了帷幕。最讓人記憶深刻的是，湖南衛視在商業化市場化方面崛起的標誌性事件，即直到今天都讓很多人記憶猶新的《超級女聲》的選秀活動。這場活動幾乎引爆了整個中國娛樂市場，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讓很多普通的小女孩被全國的電視受眾所熟知，並帶起了中國首輪的粉絲經濟熱潮。
另外，從文化產業的發展看，相關的管理部門開始把推動文化市場的成熟發展作為一個政府管理部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重心的任務來推進，設立了一些文化產業的示範基地，如最早且著名的深圳大芬油畫村。它屬於文旅部最早設立的一批文化基地，也是在市場化背景下，藝術工業化生產的一種實現方式。正是基於深圳是改革開放前沿的特殊地位，以及先行先試的優勢，才有了大芬油畫村這樣的藝術經濟集聚業態的發展。
2005-2018年，文化產業增長速率明顯高於宏觀經濟的增長速率，即文化產業在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比一般經濟領域更快的發展，這也意味著文化產業發展對宏觀經濟的貢獻要高於平均值。另外，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新的社會消費形態出現，文化消費也成為最活躍的一部分。比如，在網際網路的應用方面，連續幾年，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統計了網民在各類網際網路應用的規模和使用率，排在前十的最活躍的網際網路應用中，至少有60%的都是和文化消費有關的應用，如網路新聞、網路遊戲、網路影片、網路音樂、網路文學，包括網路直播等。這也得益於整個市場的發展。
第三，開放提升文化影響力。
從對外文化影響的角度看，開放增強了中國的文化影響力。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7-2019年，中國的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持續增長。2007年，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是382億美元，2019年，達到了1114。5億美元，增長了接近三倍。這體現了在整個社會經濟的開放過程中，文化產業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激活了國內的消費，也提升了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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