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丹有自己的“perspective”。他是網際網路巨頭騰訊的創始人之一，但這個故事從他退休之後開始——他沒有選擇一般的道路，而是決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一個更宏大的事情。他最終用行動證明了自己：在今天這樣一個成功學流行的世界，一顆樸素的心也是存在的。
撰文丨張嘯柏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x 故事硬核
比諾貝爾獎金更高的獎
我們聽過太多在金錢的幻覺中迷失的故事了——往往金錢會成倍放大人的狂妄：捧明星、購買頂級奢侈品、追求世俗的享樂。這些無可指責。但陳一丹的故事卻彷彿是個例外：作為騰訊五位創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實現了財務自由——21年前，他和馬化騰等五個年輕人合夥創業，不過六年，騰訊上市，他獲得財富的速度只能用眩暈來形容，“就知道有個數字，會在增長”。
誰也沒想到，在從科技創業的浪潮之巔下來之後，他接下來的人生會以這種方式開啟：先是分期捐資20億人民幣辦武漢學院；緊接著，捐贈25億港幣設立全球獎金最高的教育獎——一丹獎：獲獎者將拿到3000萬港幣，比諾貝爾獎金的3倍還多。而最新的一筆關於教育的捐贈，更是高達40億港元。其中包括7500萬元，重獎中國的優秀教師和學生。
連續捐贈近百億港元，這是叫人驚訝的。
陳一丹在“一丹獎”頒獎現場
談到他，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告訴我，即使在美國，教育學者也沒那麼受重視——“他們覺得我們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國富豪願意為全世界的教育設定這樣的大獎，讓他有一種“早該有人這麼做了”的感覺。在此之前，他從沒聽說過陳一丹這個名字。
2019年5月，在一次論壇上，美國西北大學教育與社會政策學院院長大衛·菲戈甚至有些激動，“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認可。因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他在致辭時說，“我向您致敬。”
過去幾年，全球各個角落的教育學者，都想見一下這個中國人。既有好奇，也有懷疑；幾乎每一個被邀請擔任這個獎評委的學者——他們都是國際頂尖的教育學者，也都要求和他見一面，他們想看看，要做這麼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樣一箇中國人？
5月底的一天，我有幸目睹了一連串這樣的見面。那是在芝加哥，陳一丹剛剛抵達這裡，時差還沒有倒過來，見面就已經開始了，先是見了芝加哥大學校長，然後是打著一條金色領帶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連坐了13個小時的飛機後，儘管非常疲憊，但陳一丹的皮鞋鋥亮，西裝筆挺，領帶也一絲不苟。
第二天，見他的人更多了。一丹獎基金會和西北大學合辦的那場教育論壇上，陳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開始之前，大衛·菲戈召集了十五位教育學院的教授和陳一丹見面，每個人輪流向這位中國來客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場面一度有些像學術答辯會。院長的重視其來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獎得主就來自他的學院。
陳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癯。坐在你面前，你會感覺他顯得過於蒼老——他48歲，但頭髮已經白了。等到他開始說話，如果不借助於觀察他的手勢，你將錯過他的熱情。他非常擅長一條一條地把事情說清楚，也許過於理性，彷彿所有的波折都被熨平了。
談到設立這個國際大獎時，陳一丹的說法出乎意料的簡單——“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最終都可以迴歸到教育。教育進步了，社會也就發展了。”他希望透過教育提升人類福祉。
最初，沒有人願意輕易相信他，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天真的玩笑——投身到這樣一個宏大的事情，對一個學者來說，意味著賭上自己的聲譽。程介明這樣評價：願意設這麼一個獎，在中國這樣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後來變成笑話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首席教授，原港大副校長。他們之前沒見過，但最後選擇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業家，沒有多餘的客套，只是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越覺得這個人不錯”。
陳一丹最終用行動證明了自己：在今天這樣一個成功學流行的世界，一顆樸素的心也是存在的。
穩定感
即使是陳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難說清楚他在哪個節點開始做出決定。從騰訊退休開始，他的人生站在一個分水嶺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個企業家；在此之後，他主要是一個慈善家，或許以後會成為一個教育家。
退休後，陳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學遊學了半年。他喜歡斯坦福，回憶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學時代——不肯住安排好的豪華公寓，而是一個人搬進學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樂和臭襪子之間，樂此不疲地體驗選課、上課。他關心食堂怎麼樣，圖書館怎麼樣。總統、五星上將、首席大法官來做講座，去晚的他常常沒有位子，就像一個入學新生一樣站著聽。
2015年陳一丹在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
與該校著名智慧財產權法教授Paul Goldstein對談
對於他當時的這個決定，外人感到驚訝。那正是騰訊高歌猛進的時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沒人想到，他會在這個時候退下來。但熟悉他的人並不吃驚，陳一丹已經鋪墊了兩年——還是在2011年，他就給總辦的人寫了郵件，表明退意。這符合陳一丹的風格，很穩，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幾乎沒有產生任何波動。
站在今天的時間往回看，他的創業故事無疑是當時中國最激動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國網際網路高歌猛進的劇本——但凡一個人，只要他幹過網際網路，就會知道很多這樣的劇本——不用說，主人公往往都有一個動盪的傳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滿冒險、起伏和野心。但陳一丹顯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臺，大概會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drama的。
不是沒有挫折，3Q大戰曾讓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為一個主人公，在他的故事裡，很難發現那些戲劇性的撕裂和衝突。他的人生邏輯幾乎沒有大的起伏——
創業最緊張的時候，他形容，那時候身體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總是在跳，總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退下來時，曾有人問他，甘不甘心？他還是這樣回答，“我非常開心，安心。”他認真地說，“我真的很開心。”
騰訊高階副總裁郭凱天覺得很神奇，在他看來，騰訊幾個創始人的個性都特別罕見。他們給人的感覺，“個性都非常穩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儘管每個人都很不同——馬化騰的敏銳、前瞻，張志東的真實、客觀，許晨曄的超脫、睿智，不同個性反而促使他們能從更多角度去看問題。
而在整個團隊中，陳一丹作用就像是穩定劑一樣——他擅長的就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綜合綜合。”在他的語言中，很難發現突轉、變化，一切都是順暢匯聚到一起的。
郭凱天和陳一丹認識十幾年了，他是陳一丹招進來的騰訊第100號員工。那時，他就覺得陳一丹有點少年老成，“當年他長相也是這樣，胖瘦也是這樣，當年頭髮就是白的”。即使是現在，陳一丹從騰訊退休也已經6年了，但幾乎也沒有什麼變化。
他是超穩定，郭凱天這樣評價。
這種平衡感和穩定感貫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讀書的時候，他一個月也要回國一次，陪伴家人。而就在2019年4月，我們在北京見面時，他的行程裡面擠滿了各種安排——包括去國家典籍博物館，到北大、北師大、清華交流。但這次行程的前一天晚上，他沒有忘記擠出時間，在深圳的家裡陪雙方父母吃飯，提前過母親節。
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為什麼事發脾氣，他情緒起伏不大，不會叫人難堪。如果有人辦事不力，他不會直接指出來，而是提醒“你還該再考慮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憶，最生氣的時候，“也就是整個面部的線條是往下走的”，顯得很愁，但不會發火，“他care的人，他不想讓他不開心”。
因此，當他開始全力投身教育時，這種穩定感叫一切都顯得是自然而然的——這脫離了他熟悉的賽道，對任何人來講，都意味著一次冒險。但發生在他身上，好像沒什麼特別。
一開始，他打算分期捐資20億元給武漢學院，準備辦大學——在別人看來，這已經是一筆天文數字的支出，但陳一丹明顯有更宏大的想法：當他準備辦教育獎時，他已經想了一兩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助理被陳一丹叫到辦公室，說有事和她商量。助理感覺氣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鋪墊了很久，就是講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麼做。”她甚至覺得老闆有些緊張。她說，陳一丹有一個習慣，如果是談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會很自然地交談，“有時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習慣性不看你的眼睛，自己使勁盯著空氣中的一個點。
她意識到，老闆要說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辦一個全球性的教育獎。”陳一丹說。
這個決定“好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當時，他已經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去辦武漢學院，“我一直以為他就是想辦個學校而已。” 助理說——直到2016年一丹獎正式對外宣佈，她才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老闆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認自己沒有想通：可能因為我覺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終的一個受益方，“對那種倡導性的、影響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腦子裡來”。
陳一丹非常堅持，他想把教育這個旗打高。助理回憶起那次談話，她對這個決定的理解是——辦一個學校還是太窄了。但設立一個教育獎的基金會，可以影響到更多人。
陳一丹是騰訊創始人中唯一的文科生。早在騰訊創業時期，郭凱天就發現了他性格中的一些特點：比較有社會情感。他本科學的是化學，研究生學的是法律。他堅信法治對社會的價值。
這種情感，最主要的體現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現在騰訊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時候創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強調員工的工作快樂，這都是跟Charles（陳一丹）、跟Pony（馬化騰）他們的性格是有關的。”
郭凱天說：“可能法律是一個太具體的工作，還不能滿足他進一步的普世情懷。”這或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投身教育——教育是對人的塑造，任何時代都不會變。
翟紅新對陳一丹的評價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觀。她是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和陳一丹是十多年的老同事了。對陳一丹的回憶，能一直追溯到騰訊剛剛成立的時候。那時，碰到使用者上門投訴，法律專業出身的陳一丹會第一時間拉上一個女同事——理由是，從機率來講，客戶不會對女生髮火，大家容易平心靜氣。
但當時她只是覺得陳一丹很聰明，直到他從事業的高峰退下，專職做公益、辦慈善，她才發現他睿智的一面。翟紅新說，“他沒有這種特質的話，很難堅持下來，或者把這個事情有步驟地推進下去。”
設立這個獎的目的，四年前，陳一丹寫在本子上——“突破宗教、種族、國家限制，旨在鼓勵倡導人類對宇宙人生的領悟和貢獻。”最初，他的獎金定在1000萬港幣。但陳一丹堅持，要將這個數字提高到3倍。
不是沒有人提出過挑戰，即使是用最高的標準來看，這個數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見影。陳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訴我：“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實是，其他的一切變化都很快：陳一丹經歷過中國網際網路起飛的關鍵時期，是重要的參與者。那是資訊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變了商業、媒體和慈善——我們人與人之間、各種功能之間，一切都是資訊化的。
變化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一個生活在上個世紀的人，和我們之間隔著一堵厚重的數字之幕。看看我們的通訊，它的點只有三個——傳輸方、郵遞方、接收方，很多年前電郵一下子就到了。再複雜一點，新聞，提供方、媒體、接收方——（透過）衛星發在電視上，然後網上。商務更復雜，要原產地、進貨、廣告、選地租、招營業員、送貨，但電子商務也出來了。
從退休開始，甚至更早，陳一丹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到今天，沒有網路化的，沒有實質性改變的，只有教育。因為它是複雜體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結論越來越接近那個宏大的目標：教育體系一定會改變，整個資訊革命決定了它遲早要變。那麼，在這個時刻，他的角色是什麼呢？——他成功幫助中國的公益網際網路化了，捐贈的效率和熱情迅速提升，在全球範圍內領先。現在輪到教育，就像是一個準備好槓桿的人，想要撬動一整個星球。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這麼高的獎金。”
在陳一丹的計劃裡，3000萬港幣：一半獎給個人，一半是專案資金，用於獲獎者推進研究。但提高之後，原本計劃的10億港幣基金池不夠了——和諾貝爾獎一樣，陳一丹在香港捐資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基金會，計算發現，如果要保證獎金能夠逐年發放，他必須捐贈25億。
到陳一丹這個位置，金錢只是一個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這上面了。助理甚至懷疑，老闆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而對股價的漲跌，他並不介意。
他有他自己的“perspective”，助理說。
陳一丹在第二屆全國“為村”大會現場
傳統
假如用一雙現代人的眼睛觀察，陳一丹個性中的寬宏、大度，有時會叫人難以理解。他非常低調，甚至會因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學畢業時，他捐贈希望小學，覺得做了很自然，因為沒人看見。後來，母校深圳大學要捐贈獎學金，他覺得好大壓力，“這個壓力不是捐錢啊，是捐錢被人知道了怎麼辦”。
2019年5月，他在一次會議上對外宣佈：捐贈股票，價值逾40億港元——如果不是趕上那時候股票下跌，捐贈的計劃金額是按50億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實是，這筆錢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贈，併成立了慈善信託，只是一直沒有公佈。原因是，他不知道怎麼說。
他重視榮譽，但不是這一種，而是另一種更大的東西：他將自己設立的教育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將捐贈給武漢學院的圖書館命名為“陳一丹伉儷圖書館”。“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陳一丹伉儷”則紀念他和太太當初在大學圖書館學習和談戀愛的日子。
武漢學院 陳一丹伉儷圖書館
這是一種矛盾的情感。但發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時的決定一樣，一切都顯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覺得，陳一丹受到傳統的影響很重，講究“明德正心”，也講究“立身弘道”，而他的行為方式，就像是一個這樣的古人。
傳統對他的影響體現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學者談起教育，對方從腦科學的角度出發，談起只有一個器官是出生以後才形成的，那就是大腦，所以0到3歲在成長過程特別重要。陳一丹高興地接過去，“對啊，中國有句老話，三歲定八十。”
他彷彿抓到了一隻兔子。就像在一個最新的系統中，找到了文化的座標。回顧自己的少年時代，陳一丹出生在一個傳統的家庭，成長中幾乎沒有太大的起伏，這或許能夠解釋他那叫人驚訝的平衡感。
在那些遙遠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個沒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沒什麼錢，也喜歡幫助別人。她的本性如此，這種樸素的感情能夠給人力量，對他的影響很大。
和他聊天的時候，會不自覺地被他帶入傳統的世界。構成這個世界的詞語，在今天已經顯得很陌生了。他喜歡談儒家和道家，也喜歡談佛陀的教育。他讀原典，書架上擺著《論語》《大學》《中庸》。他也讀佛教經典，不僅僅是《金剛經》，還包括《淨土五經一論》《淨土三經》。
助理曾經幫助他拆書的塑封，幾百本，《古文觀止》《水經注》，都是一大套一大套的。有時候她會和陳一丹討論：兩套書，有一套很漂亮，但不全。另一套是平裝，擺著沒那麼好看，要哪一套？
“肯定是要平裝的，書不是拿來擺的，我是拿來讀的。”陳一丹說。
談起自己捐贈教育的想法，他把它歸結到這些特點：“我覺得是有樸素的情懷，但是沒有系統去整理。”他說得最多的是隨緣——“人就這一輩子，萬般帶不去啊，只有業隨身。”
這句話太老了——國內網際網路增加了語言的維度，我們被分割在一個個部落。當一個人帶著一種非常古典的態度走來，往往顯得不合時宜——就像是透過一層層的紗布去觀察他——這或許增加了理解的困難。
評價自己時，他使用的概念也是傳統的。儒家和釋家，關於這兩種，他似乎有一座天平，能夠精確地調整砝碼，一點一點地調整它們的比例，保持平衡——最好的狀態是超越善惡，平靜如水。但他是凡人一個，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點，入世，走正道都做一點，有錯就改，好事就多做一點。”他希望晚年可以平靜下來。
這種樸素的感情似乎有扭轉時空的能力，很快讓現實向他傾斜。投身教育實際上困難重重，陳一丹回憶起打算分期捐資20億辦學時，心裡還是犯怵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無底洞一樣。但他當時已經想好了，希望有一顆心去探索。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妻子。他覺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簡單，“你也知道，你做什麼事情我都是支援的。只要家裡孩子跟我有碗飯吃就行。”
“我當然不能讓她只有飯吃啊。”陳一丹說。
吸引力法則
在學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類。很淳樸，很純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吳漢東這樣評價。他見識過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業家也見過不少，“要讓我一個學者去說一個企業家很好，坦率地說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陳一丹是個例外。
他們見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陳一丹在辦武漢學院的過程中，想要徵求他的意見，給他打了電話。見面地點設在深圳的一個茶室。幾年以後，吳漢東回憶起那一刻：陳一丹當時看起來有點沮喪，他說，我作為一個企業家非常成功，作為一個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為一個教育家，為什麼就辦不好？”
吳漢東很少見到一個國際知名企業家的這一面。他對教育的理想和情懷，叫他很感動——他覺得他們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百年名校不是一兩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進”。吳漢東說，陳一丹在辦學的過程中，有耐心，有決心，甚至叫他感到驚訝。而那次聊天，陳一丹像個小孩，一開始很失落，談過以後又很釋然，很振奮，喜怒哀樂都在臉上。
“我見到陳一丹的時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個慈善家，一個未來的教育家，他叱吒風雲的企業家形象我見得還不多。”吳漢東說，但沒有以前叱吒風雲的企業家陳一丹，就不會有現在的陳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創富，我相信也是艱難的。他代表的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靠知識創造財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財富，不是靠權力去掠奪財富，這是我的一個判斷。”吳漢東評價，“他和一般企業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後半生放在了公益事業，這兩點我非常肯定。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企業家都要投身教育。”
2017年“陳一丹獎教獎學金”頒獎典禮上 陳一丹發表演講
陳一丹身上的這種特質吸引了不少人，李忠雲退休前是華中農業大學的黨委書記。當時，陳一丹邀請他加盟武漢學院，他考慮再三，拒絕了。對他來講，退休意味著功成身退，沒必要再冒險。陳一丹不死心，專程到武漢請他再談談。設宴的地點選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廳。廳裡面有很多斯坦福大學的照片。
他站起來，手指著這些照片，侃侃而談：現在中國的民辦教育還比較落後，他相信將來民辦教育和民營企業一樣，一定有長足的發展。他希望武漢學院將來能夠像斯坦福一樣。
李忠雲說，他有些感動，搞得不好意思拒絕了。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投身一個事情就像是往燒酒裡面兌水，熱情很快會被稀釋掉。陳一丹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為了請一個校長，他三顧茅廬。他的個性告訴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難時，他獨自一人就唱《漁舟唱晚》——這是一個傳統的配方。不過僅僅是一陣子，很快就不唱了，而是繼續堅持下去。
像是一劑中藥。有人是這樣認為的，作為一個億萬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過苦澀。事實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種可以稱之為樂觀的東西，他把自己的選擇歸結為“純粹的情懷”。事實是，他還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會一點一點進步，過程就是最大，“不是說一定要什麼結果”。
偶爾也產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還是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他問過自己，“我們討論是，沒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只有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武漢學院2019屆畢業典禮
陳一丹發表《個人與時代共振》演講
他了解教育是怎麼回事。建立一個權威的國際大獎，和辦大學同樣面臨困難，不是砸錢就能辦成的——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醜聞，險些失去公眾信任，當年文學獎的頒獎甚至因此被推遲。
純粹和權威。這是陳一丹必須要堅持的。最關鍵的是：建立顧問委員會和獨立的評審委員會。
陳一丹相信機制，他希望把機制建立起來，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細。在騰訊創業時期的經驗幫了忙，他對細節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覺得，在日常工作中，陳一丹會發現那些被忽略的細節，“當時看著很小，但最後在推進過程中是有決定性的”。
陳一丹開始去世界各地拜訪教育學者。有時在香港，有時在歐洲、美國。退休之後，他似乎變得更忙了，這是助理的看法。經常是：他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中間幾乎沒有休息。三個助理輪流陪同他參加各種活動，已經感覺疲於奔命，但出現在人前的陳一丹，狀態卻顯得很放鬆——10月19日，他剛剛結束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交流，連續飛了20個小時趕到四川邛崍，沒有休息。活動一個挨著一個。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滿。苦惱在於不懂得拒絕的藝術。有時候在車裡，他會問身邊的人，“接下來要去哪？”這種強度甚至叫郭凱天感到驚訝，“我對他說，我感覺你比上班的時候還忙。”
陳一丹和同事在四川邛崍
騰訊基金會的為村平臺在這裡被廣泛使用
開始籌備一丹獎後，程介明受託成了顧問委員會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陳一丹身上的這種特質：我還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話不多，說出來的也夠我們判斷了，“而且這筆錢這麼大，這麼多錢，這不是假的啊”。
為了找到合格的顧問，程介明也開始四處打電話，比如，住在哥倫比亞的Jamil Salmi博士，前世界銀行負責教育專案的首席顧問。
“你現在在哪？”程介明問。
“飛機上。”Salmi說，他已經去過一百多個國家考察教育專案，這一年就飛了145次。
最終，一個權威的名單開始逐漸形成。談起一丹獎的顧問和評委，程介明有些驕傲：“一丹獎”的顧問，是對各國的教育現狀和教育專案都有所瞭解、有所參與的人，由他們來對“一丹獎”把關；而評審，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領域的各國學者。
開獎那一刻
一個人，只要有充足的金錢購買裝備，又有配得上這份裝備的目標和決心，再加上點好運氣，他總會幹出點了不起的事。
2017年，第一屆“一丹獎”正式啟動，30多個國家的候選人角逐最後的獎項，到了第二屆，這一數字就增長為92個國家，候選專案遍及151個國家和地區，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選人既有來自老牌歐美名校的教育學者，也有來自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國家。
有時，這份榮譽的到來過於突然。在美國，我見到了2018年度“一丹獎”的兩個獲獎者。
得知自己獲獎時，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羅拉多開一個學術會議。他是西北大學教授——關於他，大衛·菲戈這麼介紹：“如果你的論文被100個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不錯，如果被500個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個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樹。拉里，噢，他的論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個大早上，電話突然響了。他有些吃驚，“我一般不會這麼早接到電話，而且那天開會時我竟然忘了把手機靜音，所以你知道吧，當時我其實有些尷尬。但我拿起電話，發現這通電話來自中國。”
拉里·赫奇斯說，“我很高興能獲得一丹獎，因為我自己就是透過教育改變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尼亞，但不是那個有海灘和藍天的地方，而是遠離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農民們燃燒農地產生的煙霧就會遮蔽天空。
他的父親，直到退休都拿著最低工資，母親則是大學廚房的洗碗工。小時候，他總是從櫥窗裡看著吵鬧的大學生。但母親會告訴他：“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成不了他們的。”
另一個獲獎者是阿南特·阿格瓦爾，他出生在印度的一個海邊小城，當年，還是高中生的他試圖報考印度最好的大學——印度理工學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齡人能夠接受優質教育，“有300個考生參加了第一輪的考試，其中兩個人失敗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這改變了他的命運。
他們現在都成為新世界的一員。或許，這也是陳一丹的起點：他的祖母很重視教育，正因為這樣，父親才有機會走出鄉村，成為一名大學生。而到他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榮中長大。
從入圍開始，陳一丹就關注他們的成果，他充滿好奇，這就像是一片嶄新的大陸。9月19日，2019年的“一丹獎”獲獎者公佈了：戈斯瓦米教授和法茲勒爵士，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都有驚人的成就。談起這些獲獎者，陳一丹對每個人都印象深刻。但他重視的是，這些好的教育最終能不能落地，得到應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中國落地。
陳一丹在明德學校
每年開獎那一刻，是陳一丹期待的時刻。他在門外，等著那道門開啟——有時候要等一天，有時候要一天半。門內是9個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家，作為評委，他們專程來到香港，先是和他簡單交談一下，“今天怎麼怎麼樣。好。謝謝”，然後門一關，一切按照流程，開始陷入緊張的討論、投票。
幾乎所有教育專家都期待著這個結果。評委們會產生激烈的爭論。但不管他們吵成什麼樣，陳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時候在門外踱步，彷彿置身事外一樣。儘管這個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設立者，但在評委們開啟門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這使他又能夠和旁觀者一樣，逐漸揭開密封的謎底。
就像是一個人等著孩子出生——“醫生開啟門，來了。是男孩，六斤八兩。”陳一丹說，結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釋：評委們“不僅是抱著孩子給你，還要講清楚六斤八兩：特徵，耳垂有一個什麼，頭髮是黑色”。
這就是他期待的時刻，“每次我在門外是很開心的”。
*本文圖片由陳一丹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吳家翔、車怡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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