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護員阿誠在祁連山上尋找雪豹的蹤跡。
4月中旬，一支由騰訊技術團隊、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祁連山國家公園張掖分局組成的聯合調查隊，進入位於甘肅省張掖市的祁連山國家公園，展開為期一週的雪豹調查。
此行旨在體驗雪豹保護巡護員一線工作，瞭解其所需的技術支援，進而促進高山生態系統的保護。在祁連山上，我們記錄下他們的尋豹故事。
成為一名雪豹調查者之前，阿誠已在祁連山上放牧多年。
2011年4月，北京林業大學在祁連山調查雪豹，需要一名當地嚮導。因為路熟、眼力好，31歲的牧民阿誠被推薦給了調查團隊。
專案持續數年，他也完成了職業轉型：牧民、兼職護林員、專職生態管護員、雪豹調查者。
祁連山國家公園，總面積5。02萬平方公里，甘肅片區3。44萬平方公里，青海片區1。58萬平方公里。
阿誠的上級，祁連山國家公園甘肅省管理局張掖分局，野生動物管理科科長馬堆芳的職場境遇，和他恰好相反：1990年，馬堆芳24歲，畢業於動物學專業，進入祁連山保護區工作。
作為少有的專業人才，他卻沒能和動物打交道，在防火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2014年，國家林業局做全國野生動物常規調查，人到中年的馬堆芳得以重操舊業，一展拳腳，也為之後進行雪豹調查打下了基礎。
因為雪豹，兩條原本背向而馳的人生軌跡，交匯在祁連山上。
雪豹調查者馬堆芳（左）和阿誠（右）在檢視拍攝的動物。
尋豹記
阿誠第一次見到雪豹，是在2017年。
那是他漫長且平淡的放牧生涯裡，少有的一段精彩談資。他向我們描述，越過山樑，和那隻雪豹不期而遇時，他們的距離只有50米，雪豹身上的紋路都清晰可見。短暫對峙後，雪豹跳下石巖，消失在了遠處。
阿誠不害怕雪豹，在他看來，它是一種外表兇猛、膽小謹慎的動物。在當地他也沒聽說過雪豹攻擊人的傳聞。
在飛機上，俯瞰白雪覆蓋的祁連山脈。
之後幾年，阿誠和雪豹打過兩次照面，讓他懊惱的是，因為緊張、裝置不全、時間短暫，他沒能將其拍攝下來。
2017年，在名為五道溝的地方巡護時，阿誠再次與雪豹不期而遇。他手持一臺家用DV，一路追蹤、拍攝，隨雪豹來到一處裸岩的隱蔽處，並在那裡發現了一隻死去的岩羊。
作為一名雪豹調查者，親眼見到雪豹已屬難得，能親手錄下這段珍貴的影像資料，阿誠再無遺憾。
阿誠近距離拍攝到的雪豹，四目對視。
雪豹與死去的岩羊。
阿誠近距離拍攝到的雪豹。
巍峨祁連山上，一個人跡罕至、色彩分明的世界。
深藍的天幕、白色的積雪、褐色的裸岩、凍結的河谷、黃色的草甸、牧民廢棄的房子……強勁的冷空氣橫衝直闖，呼嘯在空蕩蕩的天地間。
雪豹調查隊員行走在雪山之上。
隨著企業、牧民遷出，動物們已完全佔領了這片天地。
看似荒蕪的背後，是一個野性十足、生機盎然的世界——荒草覆蓋的小路上，散落的羽毛、動物糞便、骨骼和殘骸，記錄下這裡曾發生的無數次撕咬和掙扎。
牧民遷出後，被遺棄的房子。
遺棄的房子裡，散落著鳥類羽毛和小動物的殘骸。
在這些痕跡中，阿誠發現了雪豹在巖壁留下的尿痕、砂石地留下刨坑，這是它標記領地的方式，“還很新鮮，可能就在昨天晚上”。
雪豹留在巖壁上的尿痕，這個角度不容易被雨水沖刷，可以保留很久。
在尿痕附近，阿誠架設了一部紅外觸發相機（以下簡稱紅外相機），“有動物路過時，就會觸發，拍攝3張照片和一段影片”。
他貓著腰，走在雪豹可能出現的路徑上，觸發拍攝後，再對比照片調整拍攝角度。
阿誠在向調查隊員示範紅外相機的設定。
一部紅外相機的奇幻漂流
紅外相機與糞便DNA分析，是雪豹調查最有力、有效的方法。相機採集的資料，也是研究包括雪豹在內，高原動物群落組成、變化的基礎。
理論上，一部紅外相機，一個工作週期（3-4個月）可採集約2000多張照片、800個影片。
除去偽裝外殼後，紅外相機的構造。
實際上這些資料的獲得，要比想象中困難：保護區絕大多數區域沒有網路訊號，需由管護人員深入野外，手動更換相機儲存卡、電池。
“回到管護站後，先把相機儲存卡的資料匯入電腦，再進行人工篩選、標註、記錄”，包括手動記錄相機座標、工作狀態、動物種類等引數，阿誠說，“經過挑選，有價值的資料只佔60%-70%”。
阿誠在野外設定紅外相機（資料圖）。
收放相機的過程持續20天至1個月，最終形成一個50G左右的檔案，透過硬碟送回數百公里外的張掖。
這些珍貴資料的旅程並沒有至此結束，在張掖分局野生動物管理科，它們將再次經過人工篩選、標註，最後錄入系統。
這是一項耗時巨大的工作，“統計一年的資料，我們大概要花半年時間”，馬堆芳說。
紅外相機鏡頭下的雪豹。（資料圖）
紅外相機鏡頭下的雪豹。（資料圖）
一隻猞猁出現在紅外相機裡。（資料圖）
面帶好奇的岩羊觸發了紅外相機。（資料圖）
為提高資料的採集效率，WWF與祁連山國家公園合作，多次為基層管護員提供專業培訓。培訓師們偶爾向馬堆芳反饋，“基層工作人員年齡偏大，接受度不如年輕人”。
對此，馬堆芳也很為難，管護站生活艱苦、野外工作環境複雜、危險，工資也不高，年輕人誰願意來呢？
管護站內，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學者為基層管護員做技能培訓。
以我們所處的祁青管護站為例，山高路遠，近乎與世隔絕；交通不便、全站只有一輛皮卡車和幾輛摩托車，早上出門巡護，晚上才能回來，夏天常在野外過夜；天寒地凍，冬天最低溫達零下30度，一年暖和的日子只有兩個多月；吃不上新鮮蔬菜；找物件難、離婚率高……
祁連山國家公園常見的景色。
除開生活艱苦，偶爾還會遭遇危險。
2017年，阿誠與馬堆芳一起，在名為小柳溝的地方做野外調查時，遭遇9只豺。他們迅速退守車上，緊閉車門，被豺群包圍起來。
“我們把車窗開了道縫，往遠處扔出半包香菸，轉移了豺的注意力，才得以開車脫身”。
阿誠的同事，管護員趙尚宏和馬雪剛的經歷更為驚險。2018年7月，兩人在野外巡護時，與11只豺組成的豺群狹路相逢。
透過管護站的窗戶，看見遠處的雪山。
在豺群的追逐中，兩人騎摩托車逃命，“因為害怕，把摩托車騎翻了”，幸虧當地派出所的一輛皮卡路過，兩人丟下摩托爬上車斗，“豺在後面又追了幾里地”。
“有人考上了（管護員崗位），後來也放棄了”，馬堆芳說。
消失的相機
馬堆芳告訴我們，祁青管護站轄區共架設21臺紅外相機，只能保證幾個樣區的佈設。在3年前，該數量為80臺——即使這樣，也遠達不到每5平方公里一個點位的理想狀態。
而只有透過大量的資料比對，才能做到雪豹的個體識別，計算出其種群數量。
點位逐年減少，“有的是自然損耗，比如惡劣天氣和動物的破壞”，但主因還是人手和經費不足。祁青管護站共6位工作人員，管護區域達200萬畝，“除開野生動物調查，他們還要負責森林巡護、防火、反偷獵、資源監管……”
調查隊員在祁連山尋找動物蹤跡。
此外，在雪豹調查、相機架設、拍攝技能等專業度上，絕大多數基層管護員也達不到阿誠那樣的水平，這為雪豹基礎資料的採集增加了不可控因素。
基層保護部門能力不足，制約了資訊收集和保護行動的實施。馬堆芳面對的難題，同樣也困擾著他的夥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西部區域高階專案經理何欣。
行走在結冰河道里的調查隊員。
全球現存多少雪豹？何欣給出了一個參考區間：3000多隻至8000多隻。
這是一個缺少基礎資料支援的估算，原因是“中國雪豹調查覆蓋面積，僅佔其棲息地的1。7%（全球為2%）”。
何欣認為，正因如此，雪豹調查更加勢在必行，“雪豹是唯一一種主要分佈於中國的大型貓科動物，處於食物鏈頂端。雪豹數量穩定，意味著食草動物種群穩定，這一生態的基礎，是面積夠大、草質良好的草場”。
紅外相機拍攝到的馬鹿。（資料圖）
雪豹作為“高山生態系統健康的指示物種”，它的家園也是長江、黃河、瀾滄江（湄公河）、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源頭，雪豹的種群變化，意味著母親河水源涵養健康度的變化。
以上，正是展開雪豹棲息地、種群密度調查的意義所在——但如果沒有阿誠這樣的基層巡護員，沒有透過一部部紅外相機採集、彙總而成的基礎資料庫，雪豹調查終將是空中樓閣。
“雲”中覓豹
此次考察結束後，世界自然基金會、騰訊公益、騰訊技術團隊組成的聯合調查團隊，根據調查的結果，嘗試破解雪豹調查面臨的困局。
作為保護區管理方代表，馬堆芳希望騰訊的介入，初期能解決兩個切實的問題，一是減輕基層管護員資料採集的工作量，把一線調查者從繁瑣的記錄、標註、識別工作中解放出來。
他提出設想，“比如透過軟體，實現基礎資料自動上傳到保護站、自動統計、自動生成記錄”，減少管護員的負擔，提高資料採集效率。
管護站外的祁連山。
二是當前資料管理系統操作複雜、識別率低、故障率高，他期待騰訊技術團隊能主導開發一套高效、準確的管理系統，對基礎資料進行自動整理、精準分析。
針對馬堆芳的需求，世界自然基金會、騰訊團隊的技術人員多次討論後，表示了支援，並將其列入開發計劃，將資料傳遞至雲端，進行省時、精確、有效的管理。
“我們相信，隨著新系統的上線，將改變基礎資料收集難的局面”，也將為下一步合作打下基礎——基於龐大、準確的資料庫支援，透過AI訓練，實現雪豹的個體識別，計算其種群密度和數量。
調查團隊給出的初步解決方案示意圖。
祁連山，有著遠離塵囂的寧靜和神秘，滋養了生活其間的無數生靈。隨團的攝影師，記錄下了此次雪豹調查之旅的全部過程，也記錄下了其獨一無二的美景。
近期，我們將在騰訊新聞、騰訊公益、螢火計劃公眾號、中國人的一天公眾號推出紀錄片《祁連山尋豹》故事，敬請期待。
攝影
| 郭思宇
編輯
| 匡匡
統籌
| 周維 佳琪
聯合出品
| 騰訊新聞 騰訊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