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張笑宇
編輯丨吳酉仁
編者按
：發明中文活字印刷術的畢昇沒有掙到錢；發明字母文字活字印刷機的約翰內斯·古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 ）也沒有掙到錢。這種結局的原因何在？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一度有成為教會傳聲筒的趨勢，後來卻搖身一變，成了引爆歐洲思想解放的利器。這變化背後的邏輯，又是怎樣的？本文給這些問題提供了一種使人信服的解釋。文章較長，約9000字。
兩種印刷術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畢昇活字印刷術的記載，提到一個關鍵的技術細節 ：畢昇活字的製作方法，是“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
這種思路，跟木刻雕版是一脈相承的。從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都需要先把字“刻”出來。但這個“刻”字的思路，跟西方的活字印刷術有著本質的區別。在西方的活字印刷術中，字模不是“刻”出來的，而是“鑄”出來的。
東西方文字的一個基本區別是 ：中國的漢字太多了，而拉丁字母的數量是很少的。《康熙字典》收錄漢字 47，000 餘，到現在常用漢字也有 3500 餘。與之相對，標準拉丁字母只有 26 個，算上數字、符號和變體字母，總共也不過一百多個，字模的重複利用率很高。所以，
“刻”和“鑄”的區別
，其實折射的是身處東西方兩種文明下的印刷術從業者之間天生的思維差異：西洋印刷術從業者首先要批次化地生產活字，但中國印刷術的“活字”，本身不存在批次化生產的可能，因為它依然是手工“刻”出來的。
這個批次化生產的思路，決定了西方活字印刷術所採取的獨特發展路徑：透過模具澆鑄活字。這是古登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的核心：他先做出一個精密的金屬模具，然後用一種比這種金屬熔點低的原材料澆灌進去，鑄成活字，這樣就可以大批次生產活字了。古登堡過去的職業是金匠，他對鑄字模相關的工藝掌握應該是比較充分的。當時的鑄字工作流程是：先刻出凸字模，再用凸字模敲擊另外一種比較軟的金屬材料，做出凹字模，最後用凹字模來鑄造一個個活字。這種批次化生產活字的作業，不需要採取畢昇那樣的“一字一刻”的辦法，效率大大提高。
古登堡發明的印刷術能夠批次化生產活字，其排版印刷的作業流程更加流水線化，這是中國古代活字印刷所不曾達到的——當然，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兩個文明的文字系統不同，與技術水平先進與否無關。
實際上，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後，這一技術並未能大範圍流通。相反，從清代《四庫全書》對印本記載的資料來看，中國通行的印刷術仍然以雕版為主。
這是為什麼？
《中國印刷史研究》的作者辛德勇先生認為，在畢昇之前，活字印刷術不管是使用木製字模還是金屬字模，都會導致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排版時字模擺不平，刷墨後再印，就會包墨不均，或者根本沒有墨。那麼，畢昇採取了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他用的是膠泥字模，具體工藝流程是“待就火煬之，藥稍熔”，也就是趁著加熱、膠泥融化的時候，把字擺上，然後用一個鐵板壓它。這樣的結果是，印版最後的平整程度取決於它上邊壓鐵板的平整程度。
為什麼畢昇發明的這麼好的技術後來沒有得到推廣呢？辛德勇解釋說，因為這其中的
每一個步驟都很妨礙效率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所描述的“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的假設，其實是不成立的。這個工藝，就是挖個土都特別慢，更不要說刻薄如錢唇的字和塗料粘上之後活字印刷的技術了。字要穩固，意味著把它燒熱了放在鐵板上，烤化後把它按平，按平後等它涼了之後再印，而涼了它就凝固了，要想再印就得再用火烤，再把它拿下來。這實在太過麻煩，對漢字來說很難使用。
而西方在使用活字印刷術的時候，並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因為東西方的硬幣鑄造技術是有差異的：中國普遍採取“澆鑄法”來鑄造硬幣，但這樣製作出來的硬幣邊緣不平；而西方普遍採取“衝壓法”來鑄造硬幣，邊緣是非常齊整的。因此，當鑄造廠發現“鑄造字模”這個新需求之後，他們當然不會再去開發一套完整的新技術，而是把已有的鑄造技術應用在這上面。這也是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沒能像西方那樣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新技術並不是在剛發明出來的時候就成熟完善的，它的演化當然需要一個過程。而畢昇面對的這個問題，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解決，
如果印刷商本身看好這項技術，那麼他們一定會有動力去不斷應用和改善這套技術
。然而這件事情卻沒有發生，因為印刷商有別的理由並不看好這門技術。
對此，中文網際網路上流行一個說法，我不能考證其最初的出處，但我認為這種觀點很有道理，也值得認真對待。它認為，活字印刷最大的問題是，印刷工人需要從幾千個成型的活字模中選擇需要的那個漢字，如果工人不識字，這個工作就幾乎無法進行，而雕版印刷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對印刷商來說，改進泥活字的質量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哪裡去找這麼一批識字率很高的工人才是真正難辦的大事。而西洋文字由拉丁字母組成，即便工人不識字，也可以透過辨認字母來選擇字模，這項技術的普及難度自然低很多。
從技術上講，中國的活字印刷比起雕版印刷自然是進步的，但從商業形態上講，它卻是失敗的。因此，
一項技術是否能夠促成大規模改變，往往不止取決於它本身先進與否，也取決於它的商業應用效果
，比如，是否能降低成本、增加銷量，以及是否能賺錢。
沿著這個思路，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似乎也有問題。
沒賺到錢的古登堡
如果不是發明了印刷機，像古登堡這樣的小人物是不會被歷史學家記錄下來的。
根據其出生地美因茨的官方宣告，約翰內斯·古登堡於 1400 年出生於一個貴族商人家庭，母親是一個店主的女兒。起初，他似乎是在斯特拉斯堡做金匠，做一些打磨鏡子和寶石的工作。1439 年，古登堡自認為發現了一個很好的創業機會。但像很多今天的創業者一樣，古登堡的計劃失敗了。古登堡的合夥人要他賠償損失，他不得不告訴他們，自己掌握了一套秘密技術，可以賺大錢。很多蛛絲馬跡顯示，古登堡講的這套秘密技術很可能就是活字印刷術。
♦ 約翰內斯·谷登堡
隨後的歷史記錄變成空白，直到 1448 年，我們才從檔案文獻中得知古登堡回到了美因茨，還從他的姻親那裡借了一筆錢。歷史學家懷疑這筆錢是用來開印刷廠的。兩年後，印刷廠開始運作。但是，印刷廠的運營需要很大一筆資金，古登堡很可能是拿著這些印刷品，跟當時著名的放貸商人約翰·福斯特（ Johann Fust ）又借了一筆 800 金盾（ guilder ）的鉅款，後來成為福斯特女婿的舒福爾（ Peter Schöffer ）也加入了這個廠子。
這段時期的歷史記載也很稀少，但是透過一些關於他破產的法律文書，以及當時的技術與產業經營模式，還是大致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猜測。
首先，在當時，印刷廠絕對是一項重資產投資。一方面，模仿亞麻榨油機制作的印刷機本身就屬於精密器械。另一方面，從最初的刻字模、造活字、製備印刷油墨，再到排版和印刷，都需要僱用熟練和有文化的工人。按照不列顛產業聯盟主席、古典學家邁克爾·克拉彭爵士（ SirMichael Clapham ）的估計，在古登堡發明印刷機的年代，美因茨的印刷作坊大概要僱 25 名員工，在當時，這已經是一個很有規模的企業了。
其次，當時紙張的價格相對於現在要貴很多。雖然歐洲人已經在公元 8 世紀以後從阿拉伯人那裡獲得了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但是紙張產量相對還比較低。實際上，造紙業的發展和印刷業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印刷品賣得更好，印刷廠對紙張的訂單增加，造紙廠才有意願去造出更多的紙。在印刷術剛發明的早期，紙張的價格依然很貴，歷史學家估計，在 16 世紀印刷工坊有一半成本要耗費在紙張上面。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風險，是印刷品的出品週期。古登堡最早、最主要印刷的作品，是《聖經》。歷史上有據可查的《古登堡聖經》的印數在 145 —180 本之間，有人認為，當時印這些書大概耗時三年。也就是說，如果古登堡從零開始辦一個印刷廠，他需要解決新技術的工程問題，僱用熟練的識字工人，而如果他啟動印刷《聖經》這樣的大專案，三年內將得不到什麼回報。這樣算來，他的資金壓力還是相當大的。
此外，雖然在今天《聖經》是全球銷量最大的讀物，但我們卻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在古登堡的時代，它也是一種剛需印刷品，肯定很好賣。
古登堡最早印製的是拉丁文版的《聖經》。這套《聖經》排版細膩，印刷精美，當時獲得了很好的社會反響。教皇在 1455 年看到印刷版《聖經》後，寫信給西班牙紅衣主教卡瓦賈爾（ Juan Carvajal ）稱讚說：“文稿很乾淨，很清晰，根本不難閱讀——閣下不費什麼工夫就能讀它，而且連眼鏡都不需要。”
但是，當時絕大多數普通人是不懂拉丁文的，能讀拉丁文的只有教會中的神父和大學裡的教師，數量稀少。再有，一本《聖經》只要保養得當，可以用數十年之久，即便這些人需要《聖經》，需要的頻次也很低。如此，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又到哪裡去找那麼多懂拉丁文的客戶購買呢？所以，即便教皇為這個版本打了廣告，古登堡的生意也沒有變得多好，學術圈的客戶量實在太小了。到 1456 年，古登堡的債務從 800 金盾變成 2000 金盾，而且他跟投資人約翰·福斯特已經起了爭執，後者認為古登堡挪用了生產資金。
♦ 古登堡印刷的《聖經》，圖片引自維基
兩個人最終對簿公堂，而福斯特贏了官司，拿到古登堡印刷廠的控制權和半數的《聖經》印製品。古登堡破產了。他接下來在巴姆堡又開了一家小一點的印刷廠，經營慘淡，隨後又捲入美因茨發生的騷亂，被判流放。直到 65 歲那年，他的成就才被時人認可。美因茨大主教阿道夫·馮·拿騷（ Adolphvon Nassau ）授予他“ Hoffman ”（字面意思為“擁有庭院的人”）的榮譽稱號，以及一份體面的“體制內”工作。古登堡因此得以安度晚年，在 68 歲時去世。
古登堡發明印刷機的時間，差不多相當於明朝的“土木堡之變”。這個時代當然還沒有什麼“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古登堡的一生固然令人惋惜，但在那個年代，這似乎也是很多發明家的普遍命運：
最好的發明家往往不是最好的企業家，而如果沒有直接的經濟回報，他們的發明也往往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在惋惜之餘，我們不如來討論一下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的活字印刷廠，到底做怎樣的業務，才是最賺錢的？
贖罪券生意
15 世紀以前歐洲的雕版印刷作品中，有兩類最受歡迎，即裝飾畫和紙牌。
人類喜歡用圖畫裝點房間，這是幾千年來的習慣；聖徒的畫像或宗教題材的故事畫，在宗教文化佔主導的歐洲中世紀自然會有不小的需求，甚至還是虔誠的基督徒的必需品。紙牌也很好理解，這項老少咸宜的遊戲大概在 14 世紀時從馬穆魯克埃及傳到歐洲，很快就風靡一時。歐洲印刷史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民間藝術家，就以印製精美的紙牌圖畫聞名。由於缺乏資料，歷史學家無法確認他的具體身份，只能稱其為“紙牌大師”（ Meister der Spielkarten ）。
前文講述過，開印刷廠面臨的兩個最大風險是紙張成本和生產週期問題，而裝飾畫和紙牌耗費的紙張很少，印刷週期短，有廣泛的市場需求，可以很快回籠資金，風險自然要比印大部頭著作小得多。當然，這兩類印刷品的主要內容都是圖畫，而雕版印刷在印製圖畫方面天然具有優勢。
以此類推，
活字印刷術要想賺錢，就必須像雕版印刷圖畫和紙牌一樣滿足如下條件：耗費紙張少，印刷週期短，市場需求巨大；不僅如此，還得滿足一個額外條件——主要內容是文字而不是影象，而且這些文字還不能一成不變，否則，活字印刷術依然沒有雕版印刷的優勢。
那麼，當時存在這一型別的印刷品嗎？還真有，這就是贖罪券，其拉丁文是 Indulgentia ，意為“恩賜”，在羅馬法中這個術語有“赦罪”或者“免稅”的含義。在這個制度下，教徒可以花錢買一紙憑證，這個憑證是由主教、大主教或者教皇簽字許可的，不同級別的教士簽署的贖罪憑證的效力也不一樣。
贖罪券這門生意的歷史已經很久了，但到 15 世紀的時候，它的規模突然爆發。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紀裡，天主教會趕上了一件大事。1453 年，東羅馬教會的大本營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破，羅馬天主教廷十分震驚和惶恐。按照慣例，教皇應該組織新的十字軍東征，討伐異教徒，衛護正教信仰。這就需要籌集大批資金。
1476 年，教皇思道四世（ Sixtus IV ）宣佈贖罪券可以幫助煉獄中的死人靈魂得到解脫，這為各級教堂拿贖罪券換取大量捐獻開了方便法門。但是，各級主教們聚斂來的錢財基本都進了自己教堂的口袋，用以翻修神殿，修建圖書館，很少有人真正願意為討伐土耳其人做出貢獻。不得已，教皇一方面宣佈徵收什一稅，另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將、紅衣主教雷蒙德·佩勞迪（ Raymond Peraudi ）出使東歐和北歐，宣傳東征土耳其。自 1486 年到 1504 年，佩勞迪在神聖羅馬帝國舉行了三次大型佈道活動，宣傳向異教徒開戰的必要性，同時籌措資金。佩勞迪大概有表演型人格，佈道風格激情飛揚，成功地銷售了一大批贖罪券。
♦ 出售贖罪券
印刷商們非常歡迎贖罪券。其實，印製贖罪券一直是印刷廠的熱門生意，古登堡印刷廠也曾接過贖罪券訂單，其於 1454 年印製的“ 31 行贖罪券”，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確日期、運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印製的印刷品。
理論上，贖罪券這種印刷品完美地滿足之前所說的三大條件 ：只需要一頁紙，有巨大的市場需求，主要內容是文字且沒有固定模板。而且它還有一個額外的優點，那就是印刷廠只要把這批貨統一送往教堂就可以了，不需要考慮怎麼分發銷售。在 15 世紀印刷術剛發明出來之後，所有印刷品中有 10% 的產品只有一頁，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贖罪券，結合當時的合同訂單數額進行推算，這意味著當時的印刷廠印製了最少 200 萬張贖罪券。
這些情形背後隱藏著一個問題 ：在印刷廠看來，這類印刷品是最理想的出版物，所以他們會想辦法與教會中的關鍵人物勾結，形成利益集團——它的訂單完全是由教會決定的，很不穩定，能不能拿到訂單也完全看某個主教與某個印刷廠的關係如何。如此一來，這項有巨大潛能的新技術，就會成為教會的傳聲筒。
新技術的發明往往不一定意味著真正的社會革新，這是歷史上常有的事。
那麼，為什麼這一次，印刷商們已經發現贖罪券背後的巨大商機，印刷術卻沒有變成教會的傳聲筒呢？
這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有關。
自媒體大V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於 1483 年出生於薩克森的艾斯里本，1512 年左右遷居維騰堡。
他搬進這座城市的時候，當地只有 384 戶居民，遠離德意志、義大利和佛蘭德斯的大城市，只有一家小印刷廠，怎麼看都不像是能夠成為印刷中心的樣子。然而到 1546 年路德去世時，維騰堡有 6 家大廠，印製 83 個版本的書籍，一半是拉丁文，一半是德文；1517-1546 年間，維騰堡的出版商一共出版了 2721 種著作，平均每年 91 種，總印量大概有 300 萬冊，其中有大量劃時代的著作。由此，維騰堡搖身一變為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印刷中心之一。
馬丁·路德於 1512 年獲得博士學位，同年進入維騰堡大學神學系教書。他當時已經加入了聖奧古斯丁會，這個組織跟聖本篤會有些類似，主張以奧古斯丁制定的聖規為指導過隱居生活，強調個人要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交付給神，從而建立起一種與上帝之間的秘密契合關係，從中得到慰藉。路德在完全接受這種學說之後，開始看不慣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阿奎那神學以及那些經院哲學家，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大學課程，教導年輕人，因而與老一派同事發生了激烈衝突。
♦ 德國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1529年繪製的馬丁·路德像
1517 年 9 月 4 日，在一個學位授予儀式上，路德發表了批判經院哲學的大部頭論文。在他看來，這些文章的內容比後來震動歐洲的《九十五條論綱》（ 直譯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共 95 條）要大膽、激烈得多，但是由於主題太過學術，除了像他一樣的年輕學者，基本沒引起什麼關注。
然而，僅僅八週之後，他在維騰堡主教堂的大門上貼出以反對贖罪券為主題的《九十五條論綱》，竟引發席捲全歐洲的風潮。
也是在 1517 年，羅馬教皇利奧十世授權一種全新的大赦贖罪券，誰要是買了就可以洗刷過去所有犯過的罪行，好像初生嬰兒一樣純潔無辜。對天主教徒來說，這相當於提供了重獲新生的機會，虔誠的信徒們自然會覺得這項優惠活動簡直等於薅了教會一筆巨大的羊毛，於是紛紛解囊。
而德意志地區諸侯則強烈反對，薩克森的選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就嚴禁在自己的領地售賣這種贖罪券，否則當地主教自己的贖罪券產品就賣不出去了。
不管教皇的使節多麼舌燦蓮花，城市裡精明的商人、手工業者和政客們一算，發覺自己的商業利潤和稅收有這麼一大塊被教會切走了，自然心中不快。總之，贖罪券在當時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劇烈反應，絕不僅限於教士和知識分子群體。
路德貼出來的《九十五條論綱》，本意與自己之前的神學論文一樣，旨在反對當時整體的經院神學，同時建言羅馬天主教會進行改革。但他討論的贖罪券主題，恰好蹭到了這個巨大的流量熱點，按照歷史學家的推測，把論文貼在教堂門上還只是路德博人眼球的行為，
《九十五條論綱》的真正傳播，靠的還是印刷術
。路德當時寫信給宗教界與知識界人士，給他們寄去印刷件。在站在天主教會的一方看來，這種行為簡直稱得上挑釁。
♦ 九十五條論綱
這些被挑釁的人中，有一位叫約翰·特策爾（ Johann Tetzel ），他跟佩勞迪一樣，是一位富有名望的神學家，也是一位銷售贖罪券的明星。讀到路德的論綱之後，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於是立刻寫下反駁論文，並派人從哈勒（ Halle ）帶到維騰堡分發給學生，以免他們受到路德偏激思想的毒害。然而維騰堡的學生已經成了路德的鐵桿粉絲，他們包圍書商，搶過那八百份印刷件，當眾焚燒了。
這起群體性事件啟發了路德。以前他一直把神學辯論限制在學術圈內，現在他猛然意識到，
公眾的支援更有利於他的思想傳播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走群眾路線？他開始專注寫作一批類似《九十五條論綱》的小冊子，而且改用德語而不是拉丁語。你可以把這批小冊子理解為今時今日的自媒體文章，類似“一句話理解《九十五條論綱》的重點”。
此外，路德還出版了許多兒童也能理解的入門讀物，告訴人們如何從小培養自己的子女成為虔誠的教士。考慮到當時的教士是社會中的上等階級，這類書籍自然獲得父母們的巨大歡迎。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路德以新教改革者名垂史冊，但他同時也是個營銷天才、商業大師。或許可以這麼說，如果提出新學說的不是馬丁·路德，新的宗教學說可能也不會那麼快深入民眾，宗教改革的影響力也將會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不會發生。
路德不僅改變了歷史，也給印刷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路德的小冊子就如同贖罪券，短小精悍，印刷週期短，成本低，市場需求大，屬於最好賣的那類印刷品，在短時間內就不斷被重印，售往德意志各地。
儘管路德的部分對手也意識到爭取民眾的重要性，寫了一部分白話（德語）作品，但整體而言，經院哲學家們還是抱著那種“體制內”高人一等的思維，認為學術討論不應太過媚俗，實際上卻是主動放棄了新技術開闢的新輿論陣地。
印刷品的迅速傳播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路德的安全。教廷從來不是隻說不做，更不是軟弱無力，早在一百年前，布拉格查理大學校長揚·胡斯（ Jan Hus Monumet ）也曾批判過贖罪券與教會的貪財墮落，教廷對此的反應是將其開除教籍，把帶有皇帝敕令安全通行證的胡斯強行逮捕，投入獄中百般折磨，最後在康斯坦茨大公會議上判他有罪，並將他燒死。此舉隨後引發了十五年的胡斯戰爭。
本來，路德也可能遭到如此對待，但是他的運氣不錯。印刷品的傳播實在太快，兩年間，路德的一系列論文已經傳遍周邊城鎮的大街小巷，影響力極大，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援，也讓弗里德里希三世更堅定了保護他的決心。處理此事的沃爾姆斯會議召開時，路德到會表明立場後便中途逃跑，在弗里德里希的保護下裝扮成騎士，隱匿在愛森納赫的瓦爾特堡而得以保全性命。許多德意志民眾並不知路德的情況，以為他已經被處死——這時民意已經把沃爾姆斯會議比作耶穌受審事件，教皇如同猶太教祭司，查理五世猶如下令處死耶穌的羅馬長官本丟·彼拉多，而馬丁·路德，則是耶穌基督。
正是印刷業的迅速發展造就了路德的群眾基礎。到 1517 年，馬丁·路德已經成為古登堡發明印刷機之後銷售量第一的作者，並將這一記錄一直保持到 16 世紀末。
不過，路德本人並沒有從中得到商業回報。儘管當時沒有著作權的概念，但的確有書商願意付給路德一筆錢，以獲得優先印刷其作品的資格。但是，路德拒絕了這些請求，他不願意被書商的利益所綁架。
不僅如此，路德同時也改變了印刷業。在此之前，出版商只是把書的內容印出來，再根據自己的理解增添一些插畫，從沒有考慮過封面、作者和出版社品牌的問題。而路德恰巧有一個這方面的專家朋友，叫盧卡斯·克拉那赫（ Lucas Cranach ），是薩克森公爵的宮廷畫師。他不僅支援馬丁·路德的學說，而且還投資開了印刷廠，負責出版馬丁·路德翻譯的《聖經》。克拉那赫很有設計天賦和商業頭腦，他幫路德的作品設計了特別有辨識度的封面，把路德打造成了婦孺皆知的品牌，傳遍歐洲大陸。這些書籍的封面極大影響了後來的書籍設計，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圖書的封面還保留了克拉那赫最初設計的許多元素。
維騰堡的克拉那赫是個正面例子，萊比錫則是個反面例子。萊比錫的統治者強烈反對路德的學說，下令萊比錫的印刷商不得印製路德的作品。代價是，萊比錫的印刷行業從此遭到重創，完全無法與其他地區的同行展開競爭。1519 — 1520 年間，萊比錫印刷商大概出版了 190 多種書籍，但是到 1524 年，這個數字就驟跌到 25 種。這個教訓也說明，
尊重市場規律最重要
，印刷行業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它還意味著，印刷商必須轉變對書籍的觀念 ：
書籍不是奢侈品，不是王侯公爵出於個人好惡就可以決定銷路的消遣之物，它的價值根植於民眾對思想和知識的巨大需求。
在印刷機發明七十多年後，印刷行業的商業規矩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轉變了：
從馬丁·路德開始，這個行業才真正與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聯絡起來，從此，印刷機上一張張飛速滑過的紙也不再僅是宗教畫、紙牌或贖罪券的載體，它們承載著偉大頭腦的靈思妙想或真知灼見，奔向歐洲大地的每個角落。
思想與技術產業
馬丁·路德的寫作不止於小冊子。從 1521 年開始，路德開始用德語翻譯《聖經》，次年《新約》翻譯完畢並出版；1534 年，全部《舊約》翻譯完畢並出版。從此，德意志信徒便可自己直接閱讀《聖經》，而不必被教會和神父控制。
這一點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改革派的煕篤會曾發展出一套“平信徒”制度，用以庇護修院中的工匠。後來，這套制度推廣開來，許多為修道院工作的平民與貧農，乃至大量只是信仰基督教的平民也成為“平信徒”。教廷不願看到這一運動發展過快，於是在 1229年的圖盧茲會議上禁止“平信徒”購買《聖經》或《聖經》的譯本。
在馬丁·路德看來，這是違反《聖經》原意的。在《新約·彼得前書·第二章》中，聖彼得對基督徒說：“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馬丁·路德認為這段經文說得很明白，信基督的人都可以作為祭司（教士），平信徒與教士沒有任何區別。“信徒皆祭司”就這樣成為新教的基本信條。而
一旦普通訊徒讀到這本《聖經》，看到馬丁·路德的解釋是有證據的，意識到天主教壟斷解釋權的可惡，宗教改革的力量就此一發不可收拾了。
就這樣，馬丁·路德為印刷商開闢了全新的市場，印刷商則配合馬丁·路德快速傳播其新學說與新思想，兩者互相促進，讓宗教改革如同一場旋風在德意志大地上颳了起來，進而影響後續一百餘年的歐洲政治格局。
放眼歷史，像
思想革命和技術產業之間這樣互相成就
的例子其實並不少見。三百年後，法國啟蒙運動中的“百科全書派”，也是在出版商的推動下形成的。
與很多人不一樣，馬丁·路德對印刷術時代的寫作方式和自己的受眾都有清晰的認識，並發展出一套獨有的講故事的方式。他的寫作短小精悍，先說結論，善劃重點，這些都是現今自媒體慣用的套路。這種套路當然很容易演變為媚俗寫作，但是路德不肯從印刷商處獲取利潤分成，始終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他更翻譯了德語版《聖經》，編寫了更為通俗易懂的啟蒙教材，讓每個人都能讀懂和接觸經典文字的智慧。他的志業是提升靈魂。
這是道，不是術
。
我們應該感謝路德，讓我們見識了一個人影響歷史走向的這種可能性。馬丁·路德和啟蒙運動思想家的那些鮮活的思想與文字，不僅讓我們嗅到凜冽寒風中的血腥味，激發我們的腎上腺素，更讓我們感受到一種鮮活生命的存在感，一種洞見歷史真相的力量。
在今天這個移動網際網路資訊大爆發的年代，我們已少見那些頗具稚氣，卻飽含真誠的思想。一切都是流量至上。我沒有力量打破這樣的局面，只有回到歷史的瑣碎故事中，偶爾發一句不合時宜的感嘆：
路德先生，世界不該是這個樣子，時代不該是這個樣子！
本文節選自
《技術與文明》
，張笑宇著，
一頁folio出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獲出品方授權。原文較長，有刪節，標題系編輯所擬。作者簡介：
張笑宇
，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研究員，兼任寬資本產業研究顧問、騰訊騰雲智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