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禮儀之邦，一個人從出生之日起，就經歷著生命的儀式，形成於西周時期的“五禮”，更是將這些禮儀分門別類，固化成一套深入中國文化肌理的制度。祭祀之事為吉禮，冠婚之事為嘉禮，軍旅之事為軍禮，賓客之事為賓禮，而喪葬之事則為凶禮，每一種禮制，都有著繁褥的形式和複雜的典儀，如果說古人從呱呱墜地開始，就與中華禮儀形成了不可切分的聯絡，那麼當他走到生命的盡頭，依照視死如生的觀念，作為凶禮重要構成的喪禮，更是被歷代王朝納入到國家與社會管理的範疇之中。
作為一個從魏晉六朝的烽煙戰亂中肇建起來的帝國，唐帝國在著力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的同時，也在有意恢復和整飭遭到破壞的傳統儒家禮儀文化體系，正因如此，在大興禮樂文明的同時，喪禮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成為大唐社會自上而下以禮為治的重要抓手。而隨著國力的日漸強盛，唐人對喪禮已不僅僅是簡簡單單地重視，而是變成了極度鋪張地重視。
早在貞觀朝，唐人的厚葬之風就已經抬頭，比之秦漢的厚葬心理，唐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唐人尤其是士家望族的觀念裡，葬禮一定要辦得風風光光、轟轟烈烈才行，“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輀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唐太宗語），唯其如此，方顯至德至孝。到了高宗朝，厚葬之風開始進一步升級，據說當時權勢熏天的李義府為了改葬其祖父，聲勢規模空間，“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輶、器服等，窮奢極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至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以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甚至還出現了當地一縣令“不堪其勞，死於作所”之事。
可以想見，在一派輓歌響器、鼓吹震天之中，這位因攀附武則天被時人稱為“李貓”的李義府是何等得意！走在浩蕩的出殯隊伍的最前頭，李義府與其說在為已成一把枯骨的祖父風光地改葬，莫如說是在人前張揚著自己的風光，然而，這位李義府的風光時光畢竟短暫，當他作為武則天權力之路上工具的意義消失殆盡，他最終的結局，只能是被貶謫流放，死於貶所，至於他本人，更是被草草埋葬。
朝中顯宦的喪禮鋪張隆重，普通官吏的喪禮也是競奢比闊，毫不含糊。史載，代宗大曆年間戰將李光進“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而《唐語林》則記載，一個薛姓節度使死了，歸葬絳州，沿途“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
與達官顯宦的風光葬禮相應和的，是大唐民間的厚葬之風。中央政府的以禮為治，讓唐人由最初的不以禮儀為意，到了玄宗朝，厚葬之風已“浸成風俗”。人們競相攀比，在喪禮的規模和花銷上一擲千金，即便家中資財不及高官富賈，也要在喪禮上爭回一點顏面，以至許多唐人“既竭其家，多至凋蔽”。更令人嘖舌的是，這種厚葬之風幾乎貫穿了整個唐王朝，在中唐李德裕的一份奏表中，對民間百姓的厚葬心理曾作過一番描述，說他們在喪禮的操辦上，往往“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為之皆空，習以為常，不敢自廢”，為了面子甚至傾家蕩產，唐人的厚葬觀念顯然已經深入民風。
對於大唐上下的厚葬之風，唐政府曾發出過多項禁令，從唐太宗的“薄葬詔”到唐憲宗的“禁厚葬詔”，歷代唐帝都沒有停止過詔敕禁令，但民風已成，想要剎住厚葬之風談何容易，更主要的是，大唐皇帝們從李淵開始，就沒有停止過厚葬！
高祖李淵駕崩後，唐太宗曾下詔參照漢代厚葬標準，要求高祖的葬禮要“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及至唐太宗本人，更是打著“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務從儉約”的幌子，實則大興土木，將自己的昭陵墓室修造得“宏麗不異人間”，史載，五代後梁有個叫溫韜的節度使，因管轄關中一帶，於是便近水樓臺，“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至於此後諸帝，更是在陵寢規模建制上紛紛效尤，高宗第五子李弘二十四歲薨，高宗按天子之禮將其葬於恭陵，“功費鉅億，百姓厭役，呼嗟滿道”，及到恭陵建成，高宗因“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竟派專人繼續施工；而到了玄宗執政，更在令人卜地定址，在親拜五陵後，見到橋陵所在的金粟山崗“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於是對侍臣提出，“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當然，玄宗的“得奉先陵，不忘孝敬”一定要大費周張的，史載，這位風流皇帝從始喪到祔廟，葬期持續了將近一年，其奢華鋪張可想而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大唐皇帝們紛紛大興厚葬之風，一道道義正辭嚴詔告天下的薄葬令，又有多少人會真正落實執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