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朝景泰8年，景帝朱祁鈺病重，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張軏等人趁機發動“奪門之變”擁立太上皇朱祁鎮復位，而此時作為兵部尚書的于謙他在做什麼呢？他是朱祁鈺的擁立者，奪門之變雖然發生地很迅速，但是他真的一無所知嗎？覆盤整個事件時，卻發現“奪門之變”發生之前，于謙是知道這場密謀行動的，他雖然沒有親自參與，但卻是這場行動中最重要的角色，而且是朱祁鎮成功復位的“最大功臣”。
奪門之變發生前，于謙在做什麼
奪門之變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政變行動，整個政變從景泰8年正月十六日四更到十七日天明，前後也就幾個小時的時間，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張軏等人帶領士兵砸壞南宮門，擁立朱祁鎮復位，一個如此大的政變，作為明代宗的心腹、兵部尚書的于謙，在整晚都像失蹤了一樣，那他當時在做什麼呢？
《明史·于謙傳》記載：“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
《西湖遊覽志餘》也說：“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屬”
這兩段記載都說明於謙是一個敬業的人，經常在朝廷中值班留守，晝夜不回家。而奪門之變發生的背景就是景泰帝病重，國家繼承者出現了空缺，而引發了石亨等人為了邀功請賞，而擁立太上皇復位，那麼此時作為國家重臣的于謙，最大的可能是留在朝廷處理公務。于謙作為兵部尚書，他留守兵部，難道不知道當晚會有政變嗎？
于謙其實早已知曉當晚會有行動
根據談遷在《國榷》當中的記載：“天順元年正月，於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
《西湖遊覽志餘》記載，“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從這兩段記錄來看，于謙其實已經提前得到風聲，而且他的兒子還特意告知他當晚會發生政變，而於謙對於此事，卻很淡定，一副置身事外的架勢。
于謙既然提前知道政變訊息，為何無動於衷
于謙性格耿直，說話直言不諱，在朝中得罪了許多人，而且也經常受到彈劾，而他卻能平安無事，這一切都仰仗於明代宗朱祁鈺對他的信任，可以說朱祁鈺對他有知遇之恩，而且朱祁鈺也算是一代英主，即得知道主子有難，于謙為何不救主，反而預設石亨等人的行動，變相幫助朱祁鎮復位呢？
古代忠臣分兩種，一種忠於君，一種忠於國。忠於君的人如諸葛亮，只要是主子交代的事情，鞠躬盡瘁、嘔心泣血也要完成；而忠於國的人，就不同了，他們考慮的是國家的安定、天下的太平，凡事從大局著眼，可以為了大局而犧牲小我，而於謙就屬於後者，他要的是國家的安定，至於誰是皇帝，他並不在意，只要國家穩定，換誰當皇帝對他來講都一樣。就如同“土木堡之變”發生時，國內無主，于謙主張立郕王朱祁鈺為帝，號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國。面對瓦剌人的威脅時，他願意犧牲皇帝的命，而換天下太平。
當於謙選擇支援立朱祁鈺為帝時，他已經選擇了站在朱祁鎮的對立面了，而當朱祁鎮安全回國後，他的地位就非常的尷尬了，朱祁鈺明顯是不希望哥哥朱祁鎮回國的，而此時于謙又說：“天位已定，寧復有他！從於謙的角度看，他是不希望朱祁鎮重回帝位的。
為何政變當晚，于謙卻選擇了支援朱祁鎮呢？
作為兵部尚書，又留守在兵部辦事處的于謙，他總督軍務，而且提前知曉當晚會有行動，他若要集結軍隊鎮壓，簡直易如反掌，但于謙為何沒有這麼做呢？
其實從他的《石灰吟》就能看出于謙的性格，也能理解他為什麼選擇支援朱祁鎮了。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謙的”忠“是忠於國，他以”社稷安危為己任“，他的心始終是對公不對私，他知道朱祁鎮復位，他必死無疑，但他為了社稷江山，他視死如歸，正如他的詩一樣”粉身碎骨渾不怕“。士大夫的氣節，在他身上體現得酣暢淋漓。畢竟當時，代宗朱祁鈺已經病重，而又不願意立太子，而當時朱祁鎮年富力強，雖然他復位會對於謙不利，但是對社稷和百姓是有利，所以于謙願意用自己一命換天下安定。
朱祁鎮復位後，果然對於謙實行了打擊報復，但朱祁鎮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些罪名其實是強加給於謙的。若說“奪門之變”首功是石亨等人，但是其實這場政變能成功，最大的助力者應該是于謙，若不是他的預設，不阻止，這場政變恐怕早已是胎死腹中了，而且於謙明知他這樣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但是他同樣選擇了犧牲小我，而成全這個國家的穩定。與石亨等人”可邀功賞“的小人行為形成鮮明的對比，所以《明史》稱讚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與岳飛、張煌言全稱“西湖三傑”，時代可能給你一時的冤屈，但後世定會給予公正的評價。
參考資料：《國榷》——談遷
《西湖遊覽志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