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與元帝國的交往過程中，大多是以元朝為主體，西方人主動探索、瞭解東方人為主要內容。
在雙方一個世紀的交往過程中，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對元帝國產生了一些影響。
一、維護了自身統治
元朝建立之後，元朝的主要統治區域集中在中原地區。儘管有大汗的頭銜，然而忽必烈汗實際上對統治其他三個汗國的表親幾乎沒有控制權。
元帝國僅僅與伊兒汗國保持著友好關係，經常互派使節和顧問，與另外兩個政權，即控制中亞的察合臺汗國和俄羅斯大草原上的金帳汗國，經常矛盾叢生。
此外，元朝剛剛征服中國，不願任用大批的中原人士，長期的遊牧生活，也使得蒙古人不適應處理中原王朝繁瑣、細緻的政務，
因此，必須要吸收外來人員維護自己的統治，以保持自己的主導地位。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忽必烈必須要重新考慮一下如何才能穩固自己的統治。1260年以後，蒙古人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他們給教皇和西方國王的信都更加和緩。
忽必烈上臺之後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允許基督教和宗教成員發揮重要作用，甚至表示自己有興趣皈依基督教，以此來保持這些宗教人士的立場，同時利用他們維護自己的統治。
日本學者杉山正明認為忽必烈想要建造一個新時代的世界的新國家，所以致力於探索其他國家和地區看是否有所借鑑。
忽必烈在即位後較過往更加熱心且不問人種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顧問，致力於從所有的國家、地區聚集可以對應於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團。
忽必烈上臺之後，一改往昔的對外征戰，
提出了“四海為家”的外交方針，積極與周邊的國家和地區互相派遣使節。
例如：在波羅兄弟和其後的馬可·波羅來到元朝之時，忽必烈熱情的款待並且詢問他們有關西方的事情，在返程期間為他們提供幫助保證，並且給他們佈置了任務和一封給教皇的書信，這一做法無疑使得馬可·波羅兄弟擔當了一個政治角色，
目的就是與西方友好相處，建設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
伴隨著對外開放的政策，傳教士來華日益增多，基督教也在境內開始了廣泛傳播，基督教成為統治者加強自身統治的工具。
在寬鬆的信仰自由的氛圍下，拉班·掃馬在年輕時接受了教會教育，並且出使西歐，最終使他做好了為東西方政治、宗教和文化交流作出貢獻的準備；
元朝後期的佛郎國進獻天馬也是雙方政治方面互通友好的象徵，在中國史籍中也留下了一系列關於“天馬”的詩詞。
元帝國與西歐的交往也為中國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周邊國際環境。
二、經濟走向國際化
中國曆代王朝偶爾都會對商人施加限制，而且在社會階層中佔主導勢力的儒家也不贊成貿易。傳統上，商人被認為是寄生的、狡猾的和貪婪的，中國的各個朝代都試圖限制他們的活動和縮減他們的利潤。
但是忽必烈並不認同這種對商人的偏見，事實上，他認為商人地位很高，商人的地位僅次於政府官員，排在所有宗教和其他職業之前。
隨著蒙古西征的結束，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後世西方史學家大多時候將十四世紀稱之為“韃靼統治下的和平”或者是“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在這一時期，中西雙方進行了古往中來的貿易，雙方在和平的環境下發展經濟往來。
元帝國的建立、海陸絲綢之路的重新暢通和蓬勃發展、驛站的設定，都使得當時的中西貿易再次興盛起來，對外貿易也蓬勃發展。形成了以元大都為中心的國際貿易城市，泉州也成為著名的國際貿易港口，
許多陶瓷商在附近設廠，方便出口的同時，也為民眾提供了就業的崗位。
例如，馬可波羅曾寫道，在那裡有許多客商和旅居的外國人，他們中有許多人來自各地，有的想要把東西作為禮物送給上帝，還有所有其他來這裡做生意的人，他們來這裡的數量非常多，有為耶和華的而來的人，也有商人來這裡做生意。
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會吸引這麼多的商人來到這裡，因為這裡的貴重、值錢、奇怪的東西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多。
1277年，在泉州、上海、慶元（近現代寧波）和杭州設立了海關。海關負責引導船舶進出港口，安排每年一次海商聚會，開展海上商業交流，港口城市，特別是泉州，成為許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的家園。
在國內方面，政府積極地鼓勵對外貿易，設定市舶司等機構，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為了更加方便地與西歐進行貿易往來，元朝積極鼓勵外商在靠近元帝國附近的黑海沿岸建立貿易中轉站，
以此來避免長距離的繞道，提高貿易效率。
西歐方面，佛羅倫薩銀行職員裴哥羅梯編寫的《通商指南》也為西歐商人提供了借鑑。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部落時代，物質文明落後，據朱瓦尼說，蒙古人曾經用狗和老鼠的皮做衣服，吃這些動物的肉和樹上的堅果，喝馬奶釀的酒，酋長的特權只不過是一個鐵馬鐙。
此後透過元朝時期與西歐對外貿易的發展，
使得整個元朝的經濟發展十分繁榮，元朝的國際化程度也明顯提高。
三、文化繁榮發展
基督教於唐代開始傳入中國，在元朝時期獲得了迅猛發展，主要在於元帝國與西歐的文化往來主要是透過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傳教的途徑以及元朝皇帝的支援來進行的。
在傳教士中最為有名的當屬元朝的第一大主教約翰·孟特戈維諾，在華傳教期間得到了元朝皇帝的各種優待政策，
他在元大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開闢了基督教在東方的第一個主教區。
到1328年，信教者多達30000人之多，元朝達官貴人中多有信教者，例如元世祖忽必烈的母親唆魯禾帖尼、元代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家族世代信仰基督教。
1289年，設定宗福司專管基督教事務，軼從二品。除了元大都之外，泉州也是當時基督教的活動範圍之一。
新中國建立之後，1951年在揚州發現的兩座拉丁文墓碑，也證明了基督教在元朝的活動範圍。
在文化方面除了傳教士在宗教上的交流之外還有旅行家們在文化交流上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現在中西方旅行家的著作對於東西方世界的描述。
例如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元朝社會的繁華富碩，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人來華；《鄂多立克東遊錄》也向西方人展示了東方的社會狀況；
中國旅行家汪大淵橫跨亞非大陸，兩次遊歷印度洋；拉班·掃馬也以使節身份出訪歐洲，並且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他的敘述揭示了一個東方人第一次遇到西方文化的經歷。
在拉班·掃馬覲見英國國王之時，他送給英國國王聖餐和並且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展現了東西方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
他在西歐的所見所聞使他大開眼界，
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建築印象最深，尤其是教堂。
他還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墳墓和遺蹟，他還談到了不同的非道德習俗、加冕儀式、教育制度、城市發展，甚至是海戰，這對他來說尤其引人注目，使得當時的元朝人們更為清晰的認識到西方社會，擴大了人們對於地理範圍的認知，填補了我們對13世紀東西方相遇的認識的一個重要空白。
元朝與西歐的交往，一方面促進了雙方的文化交流，
一方面也是一場相互學習，借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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