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稻北粟，是古代百姓飽腹的主要糧食之一。糧食受到自身規律、氣候環境、貿易流通等因素的影響，價格隨之波動，價高傷民，價低傷農。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觀察糧食價格的變化，就能如實反映古代社會發展的狀況。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糧食是維持生命的基本要素，糧食的價格決定了生活的質量。由於朝代不同，計重各異，糧價當然也不一樣。以每公斤大米5元為標準，依照小夥伴們的工資水平，折算成古代的購買力水平。
草根還是土豪，取決於小夥伴們手中的工資條。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春秋時期的魏國“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魏國一石糧食價值45錢，每石約有30公斤。以魏國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五口之家種地百畝，畝產1。5石糧食，總共收入150石糧食，折算成現價，每戶年收入4500元。
在支出方面，按照“什一法”納稅15石，自家口糧90石，“社閭嘗新、春秋之祀”需要300錢，全家衣著花費1500錢，不計“不幸疾病死喪”以及其他賦稅，一年結餘225錢。以恩格爾係數衡量，食物與收入的比值達到了60%，魏國百姓屬於妥妥的貧困戶。
秦始皇掃平宇內，統一了度量衡。秦朝規定：一石等於十鬥，一斗等於十升。根據商鞅方升的計量標準，一升容量相當於0。69公斤。一石糧食相當於69公斤。不過秦朝嚴刑峻法，殘暴不仁，激發民變，破壞了大量基礎設施，糧食耕作首當其衝。
秦末亂世，百姓流離失所，農業凋敝，其惡果在漢初開始顯現。西漢初年，“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公元前201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 各地連年饑荒，物資奇缺，奸商囤積，導致糧價比先秦時期暴漲十倍，甚至二十倍。
而西漢的經濟形勢依舊沒有改觀，劉邦又在白登山遭到匈奴圍困。他僥倖逃生後，明顯底氣不足。當時西漢國內經濟低迷，百廢待舉，北方邊境的匈奴兵強馬壯，士氣正盛。迫於經濟的壓力，劉邦只得與匈奴和親，緩解漢匈衝突，同時採取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和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壯大經濟實力。
經過文帝、景帝的治理，西漢逐漸恢復了元氣。據《秦漢經濟史》的記載，漢朝一石約有29。95公斤。文帝時，糧價一路下行，“谷至石數十錢”，景帝在位期間，“谷石五錢”。此時百姓的購買力明顯強於先秦時期的魏國。這一資料從側面反映了“文景之治”帶來的經濟繁榮。
唐朝一向以強盛著稱，從糧價上同樣能反映這一事實。唐太宗李世民吏治清明，精於政務，“至八年、九年，頗至豐捻， 米鬥十五錢”，“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唐朝一斗米重12。5斤，價值2錢，糧價處於歷史最低點。
從整體看，貞觀年間總人口6500萬左右，西漢初年人口約有1600萬。人口增加了四倍。朝廷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提高糧食畝產，促使糧價保持穩中有降的趨勢。由此可見，“貞觀之治”的聲名並非空穴來風。
“開元盛世”是唐朝另一個高峰。“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 米鬥至十三文， 青齊谷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 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唐朝一斗米重12。5斤，需要13文。這在當時處於什麼消費水平呢？
以李白為例，他供奉翰林，相當於六品官。每月工資2400錢，以鬥米13錢計算，同樣一家五口，糧食支出僅佔工資的27%，恩格爾係數低於30%，屬於最富裕階段。這還不包括唐朝官員的祿米、職田、月雜給和其他實物補貼。反觀小夥伴的工資條，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宋朝一石大米有59。2公斤，糧價受到豐歉、戰爭等因素的影響而波動。神宗熙寧七年（ 公元1047年）年， “明令詔告三司，以上等梗米每石為錢一千”。一石糧食價格在一千錢。到了徽宗年間，由於宋遼戰事不斷，糧價漲至二千五到三千錢。
上千錢一石的糧食，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那都不是事。司馬光抱怨：“世風日下，販夫走卒皆穿絲襪。”話雖不中聽，宋朝的富裕程度可見一斑。據《世界經濟輪廓》估算，北宋的經濟總量達到265億美元，人均經濟佔有量450美元，兩項指標均屬當時世界第一。
與前朝相比，宋朝的糧食貿易呈現三個特徵。一是由朝廷出面調控糧價，確保了農民和百姓的利益。二是糧食產量顯著提升。據《宋代經濟史》作者漆俠計算，宋朝有農田7。2億畝，南方水稻畝產353斤，北方小麥畝產178斤。這樣的面積和產量，史無前例。三是隨著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南方普及，加上水稻的種植，江南成為宋朝的糧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由此誕生。
明朝永樂年間，南京的米價一兩銀子能換七八石大米。明朝一石有多重呢？《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給出了答案，約合76。75公斤。以七石大米計算，一兩銀子折算成現價，相當於2686。25元。明朝九品官的工資是60石，照此推算，年薪不過是23025元，也夠可憐的。
明末，糧食價格不斷攀升。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受水災影響，米石1。6兩銀子。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旱、蝗、水等災害頻發，導致米石漲至3。6兩，創造了歷史新高。相較明末普通士兵，年餉不過48兩。急劇的通貨膨脹，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明亡清興，以江南米價為例，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每石新米五錢一二分，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江南織造曹寅奏報：“江寧上白米價一兩二三錢。” 清朝七品知縣的年俸是45兩，加上養廉銀1200兩，而給地主種地的一個長工，一年只得十兩銀子，官民收入差異巨大，為清末社會動盪埋下了禍根。
道光皇帝上臺後，西方列強透過鴉片和戰爭，攫取了大量的白銀，導致銀價日漲。乾隆時期一兩銀子換錢八百文，至道光，一兩銀子折錢一千六百文，造成物價飛漲，百姓失業。經濟低迷，引燃了清末社會變革的導火索。
早在先秦時期，管仲特別重視糧食價格。
《管子·輕重篇》有：“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溫飽是國計民生的根本，相對於溫，飽更重要。米價就是社會狀況、經濟形勢、貿易流通的風向標。說到底，百姓吃飽，關係到國家的政局穩定。
文：計白當黑
參考文獻：《管子·輕重篇》《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宋代經濟史》《世界經濟輪廓》《秦漢經濟史》《漢書·食貨志》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