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神宗時代，登州有一個叫阿雲的女子。在母喪期間竟被自己的叔叔強迫許聘給一個姓韋的男子，當時阿雲年僅13歲。阿雲嫌姓韋的男子長得太醜，竟持刀想殺死這個男子。男子拼命抵抗，阿雲結果砍斷這男子的一隻手指，然後逃跑了。當地知縣派人抓了阿雲，阿雲主動交待了事情的經過，並認了罪。
群臣
當地知縣認為阿雲謀殺親夫，判了死罪，然後上報給登州知州許遵。許遵卻認為阿雲主動交待並認罪，符合自首減刑的條件，並把他的意見上報給朝廷刑部和大理寺。刑部和大理寺研究案情後駁回許遵的意見，改判絞刑。其理由是《宋刑統》規定：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後來，許遵升任大理寺卿，再翻此案，並要求宋神宗交兩制討論，於是翰林大學士王安石和司馬光也開始爭執起來。
阿雲是謀殺韋姓男子，造成韋姓男子傷殘，在宋朝時，這叫“謀殺已傷”。王安石認為根據《宋刑統》規定：“自首陳者得減罪二等坐之”，阿雲的情況符合自首的情況，應當減刑。司馬光也是依據是《宋刑統》的規定“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即傷人不在自首的範圍，也就是說，阿雲的情況不能算是自首。
司馬光
在辯論過程中，許遵企圖說明阿雲犯的是“謀殺”和“已傷”兩罪，將“謀殺”和“已傷”分開，其原因就是司馬光等人抓住“已傷”不能自首減刑這一點，但“謀殺”卻可以自首減刑。實際上許遵和王安石在偷換概念。
司馬光引用的《宋刑統》中規定的“已傷”是指因盜或過失而引起的“已傷”，並非明確指出是謀殺造成的“已傷”，雖然謀殺比偷盜或過失的性質要惡劣很多。
這麼看來，造成這種辯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宋朝的法律有漏洞，法律雖然規定謀殺已傷怎麼判罰，卻在謀殺自首和已傷自首的規定上存在矛盾。不過，宋朝是儒學盛行的時代，而非法制時代，在當時的人看來，法律不外乎人情。許遵和王安石都同時強調一點：如果此案不能減刑的話，即斷了謀殺自首的路，無法達到導人向善的目的，同時奸惡之人不會自首，而只會長久為惡。另外，按照慣例，在宋朝時如果有案子無法決斷，上報到朝廷或皇帝那裡時，皇帝一般會本著輕罰的原則進行判決，即體現大宋官家的仁慈。
1司馬光和王安石
《宋史·許遵傳》：“而遵更稽留不斷，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偽之路，長賊殺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
當時宋神宗正打算起用王安石，實施變法，所以宋神宗更傾向於王安石。宋神宗曾三下詔書，一次是在熙寧元年七月，判罰“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即減刑。第二次是在熙寧二年，詔為“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敕裁”，即宋神宗擴大範圍，認為謀殺已死也可以自首，此舉使得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員直接抗旨。宋神宗才下了第三次詔書：“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編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誤殺人傷與不傷，奏裁”，肯定謀殺已傷和謀殺已死均可自首，但兇惡之人及情節嚴重的應上奏裁決。如果說宋神宗下第一首詔書只是聽從王安石的建議，那麼第二詔書就已傾入過多個人感情，甚至是與刑部、大理寺官員鬥氣，第三首詔書則又糾正第二道詔書的錯誤。
宋朝時的女人
宋朝法律有漏洞，為期兩年的辯論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既然有漏洞，那麼就應該修訂法律，填補漏洞，完善律法。可是，從現今留傳下來的《宋刑統》來看，宋朝似乎並沒有因此修訂法律，仍以宋神宗的詔書為準。看來，朝廷之上兩年的辯論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阿雲案如果發生在現代，如果是成年人，謀殺未遂致人傷殘，情節也是比較惡劣，又不符合自首情節，判罰也不會太低。宋朝沒有未成年人這種說法，不過阿雲運氣不錯，判決沒過多久遇到天下大赦，阿雲被赦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