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早閒人（白馬晉一原創團隊成員）
東漢末年，徐晃跟隨楊奉討賊有功，從無官職被提拔為騎都尉，完成了從做吏到當官的量變；說服楊奉護漢帝東歸，由無爵位被敕封為都亭侯，實現從為官到進爵的質變。
徐晃討賊時，正是李傕、郭汜把持朝政之際。為此，徐晃討賊，就是討反對李傕的人或勢力，而非討反叛皇帝的人，更不是平顛覆朝延的勢力。所以，賊的界定，對徐晃而言，危害所依附人及勢力的利益，就是賊，是反賊，是必聽命令去征討。徐晃進言時，正是楊奉、李傕關係交惡之中。因此，徐晃進言，就是進求得楊奉的利或性命，而非進謀尋皇帝的利，更不是追匡扶漢室的目標。所以，言的劃分，對徐晃來說，有利於所仰仗人或勢力的權益，就可言，是勸說，是必盡全力去說服。
興平二年（195年）七月甲子（《資治通鑑》記，因195年七月為庚午朔，無甲子，疑甲午之訛。），漢獻帝出長安，開始東歸，渡過黃河，十一月至東岸的安邑（縣名，屬河東郡，為郡治，治所在今山西夏縣西北禹王城）時，徐晃因護送有功，被封為都亭侯。
都亭侯，東漢置，為亭侯的一種，位在鄉侯下。據東漢說法：在鄉之亭稱野亭，在城之亭稱都亭。唐朝李賢在《後漢書·卷十·皇后紀》中注說：“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為此，“都亭”在任何一個城都有的。故徐晃被封都亭侯，應在安邑縣內。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甲子（初一），漢獻帝到達洛陽，歷時一週年且歷經磨難及九死一生，走完長安到洛陽的區區八百里路。《三國志·魏書十七·張樂於張徐傳》是這樣記載徐晃勸說楊奉歸順曹操不成：
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鬥，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
。
徐晃之所以會再次勸說楊奉改變立場，是由於如下原因。
其一，環境迭變。
在長安，只有李傕、郭汜把持朝政，僅視皇帝及百官如權力爭奪的籌碼；在東歸途中，後有李傕追兵，前有山河險阻，內有護送將領不合，外無地方諸侯勤王；到洛陽，漢獻帝雖脫離李傕的魔爪，但環境更加惡劣，如洛陽內已被董卓燒為白地：上無寸瓦，百官只能披荊棘而依牆壁；下無尺地，官員只得摘野菜而裹食腹。洛陽外已無人聽命皇帝：州郡長官不願進貢；割據諸侯不肯勤王。更為可悲，朝堂上原護送漢獻帝的諸將不合，特別是韓暹、董承在洛陽爭權奪利日益白熱化。因而，徐晃乃至官居車騎將軍的楊奉都要面對迭變的洛陽環境。
其二，形勢譎變。
漢獻帝進入洛陽後，護送漢獻帝的有功人員又出現不合：先是大司馬張楊離開洛陽回河內（郡名，屬司州（又稱司隸校尉部），治所在懷縣（今河南武陟縣西南），雒陽北百二十里）拱衛洛陽，後是徐晃就跟隨楊奉出京駐軍梁縣（縣名，屬河南尹，治今河南汝州市西南，雒陽西百六十里）護衛洛陽，而韓暹、董承二人留在洛陽守衛皇宮。在洛陽，原白波軍將領韓暹仗著從曹陽（地名，在今河南靈寶市東北）護送漢獻帝回洛陽有功勞而專橫跋扈；原西涼軍閥部將董承對韓暹的所作所為十分厭恨，又因勢力不如韓暹，無法與其爭個高下，就私下派人召請在許昌的曹操前來洛陽，以便增強董承的實力。《資治通鑑？漢紀五十四：孝獻皇帝丁建安元年（丙子，公元一九六年）》記述：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
。為此，徐晃及其效力的楊奉都無法迴避譎變的洛陽形勢。
徐晃之所以會勸說楊奉投靠曹操，是基於此時的洛陽環境及形勢，是在變中求生存，求發展。
筆者按：通權達變，指隨客觀情況的變化而改變辦法，不死守常規。徐晃，雖官小言微，卻忠肝義膽，甚至看透漢獻帝東歸洛陽後的變幻莫測的政治形勢。在雲譎風詭的政治環境中，徐晃又一次做出勸說楊奉投靠曹操，以求得國家的安定。正所謂：愛國不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