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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住在武陵區朝陽路的寧遠花園小區，院子不大、巷子很深，不好找。住在三樓，沒有電梯，入冬後就很少下樓。
推開門，他就坐在正對門的烤火桌前，如果不是身旁那架有些掉漆的大提琴，沒人覺得他與其他老人有啥不一樣。
他是湖南起義將領的獨子，曾瞞著家人棄筆從戎入朝作戰；
他懷揣著工程師夢，卻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軍旅大提琴手；
他在30歲那年，放下大提琴拿起鐵錘，自學成才當起了工人……
歲月已逝，當年桀驁不馴的少年已至耄耋老年。再回首，安鄉、長沙、瀋陽、西安、平壤、包頭、津市、常德……，一路走來，已遠遠超過了五萬裡。
他，名叫伍萬里，也曾參加過抗美援朝，但，他不是《長津湖》中的伍萬里。
伍萬里在部隊文工團時的留影。
出走：歸來仍是少年
伍萬里的老家在安鄉縣。
他的父親伍忠道，曾留學日本，“一表人才，才華橫溢”，回國後跟隨愛國將領程潛。母親楊復春，澧縣人，“上過九澧女師。”
1934年，伍萬里出生，作為家中長孫，取名“萬里”。
“父母是包辦婚姻。”6歲那年，父親回到老家，與母親離婚，並帶走了他。
這是他此生的第一次出走。
他先後隨父親去了四川、重慶、沅陵等地。繼母很漂亮，也很嚴厲。頑劣的男孩，沒少捱揍。因為戰亂，一直到1947年，伍忠道才在長沙安頓下來。
伍萬里這一年考入長郡中學，開始住校。“父親忙他的，我玩我的，很少交流。”
1949年8月4日，程潛率部在長沙宣佈起義，湖南和平解放。這一年，伍萬里15歲，是湖南省立一中（今長沙市一中）的高中學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伍萬里報名參軍，穿上軍裝。
這是他第二次出走。“家裡人誰也不知道。”
伍萬里被送到志願軍第十九兵團幹部學校學習。他懷揣著“殺敵夢”、“英雄夢”。可是，因為年輕俊朗，又有文化，他被兵團文工團相中，直接從幹校選送到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後又調整到西安藝術學院。
“讓我學音樂，你說我願不願意？”伍萬里回憶，當時他的戰友不是去學軍事就是學工程，唯獨他被“抓”去學琴。他憤憤不平，經常鬧情緒，成了“後進分子”。
採訪時，老人彈起了老師格·鮑斯特列姆當年教的曲子。
“現在想想有些慚愧。為了培養我，國家花了大價錢。”伍萬里說，他當時跟前蘇聯著名大提琴家格。鮑斯特列姆學琴，課時費是5元/次。“我當時是一名副排級幹部，每個月工資6毛錢。”
伍萬里在西安學習時，他的戰友已開赴朝鮮。他入朝已是1952年底。“大概是11月份，令我即日入朝，沒有同伴。”
從戎：一個人的入朝禮
接到命令後，伍萬里匆匆與格·鮑斯特列姆道別，直接從學校坐火車趕到位於安東（今丹東市）的志願軍第十九兵團留守處。
戰事正酣，第一站留守處給伍萬里安排了一輛運送物資的卡車前往朝鮮境內。在過鴨綠江時，伍萬里聽到一個聲音，“萬里，萬里。”他朝車外一看，原來是志願軍第十九兵團63軍文工團戰友文發明（音）。“我一把把他拉上車，我們一路聊過橋。”戰場時的久別重逢，是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無法感受的。聊的正是興頭上的兩個年輕人，短短的過橋功夫，自然意猶未盡。
1951年，西安， 十九兵團軍政幹校留念。
“他對我說，‘萬里，別走了，在我們這裡住一晚上，明天送你走。’他又把我從車上拽下來。”伍萬里回憶說，因為是被拽下車的，他的揹包、檔案、介紹信都還在車上。可是，倆人還沒回過神來，只聽見一陣飛機的轟鳴，一群轟炸機呼嘯而過……伍萬里回頭望去，剛剛坐的那輛卡車已經翻進被炸的彈坑裡。“駕駛員是名經驗豐富的功臣，他一躍掉到附近的彈坑裡，只是受了傷。我提前下了車，也沒死。”入境初始這戰友“意外”的寒暄，救了伍萬里一命。
安排的卡車被炸，伍萬里只好又回到兵團留守處。當時，沒有車，他只好留在那裡過夜。第二天，恰好兵團副參謀長的吉普車要回前線，他臨時加了個塞。“參謀長在前方辦完事，急著趕回前線，我就跟著他一路走；參謀長看我還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孩子，特別喜歡我，他叫我‘小鬼’，一路不停的和我聊天。”伍萬里回憶，志願軍沒有制空權，敵機轟炸不斷，對在朝的志願軍來說，整個朝鮮並沒有前方和後方之分，到處都是前線。“駕駛員是位戰鬥英雄，駕駛經驗非常豐富，轟炸強烈時，我們就躲；轟炸強度低，我們就冒著轟炸跑；沒轟炸時，更是不會慢，馬不停蹄的往前面趕。用了不到兩天時間，很快就追上了部隊。”
2007年，岳陽，原十九兵團軍政幹校戰友聚會。
雖然，伍萬里不斷地強調自己僅是文工團員，但是，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戰場上的文工團員既是宣傳員、又是戰鬥員，有時還是衛生員、炊事員。“遇到戰鬥，我們也要同戰士們一樣，拎上槍投入戰鬥。”伍萬里說，電影《英雄兒女》中王芳的原型之一王紓，就是十九兵團文工團的一員。“當年，巴金就到團裡呆了好幾天，收集採訪素材。”
其實，即便是演出，也不是件輕鬆的事。更多的時候，舞臺是隨便搭起來的，樹林裡的空地、前沿陣地的戰壕，都可能成為文工團員的舞臺。漫天的硝煙、呼嘯的炮火都可能成為伴奏；極度惡劣的天氣，更是家常便飯，“在冰天雪地裡樹林裡演出，腳旁邊的雪一會兒就化了，鬍子眉毛上一會兒就會掛上冰凌。”
既然是戰爭，犧牲自然不會少。敵人並不會區分戰鬥員、非戰鬥員，還有平民。“我們的團長陳同和就犧牲在朝鮮，他是1938年的老革命。犧牲時只有31歲，結婚才3個月。”這是1953年4月底，志願軍第十九兵團文工團前往三八線西海岸慰問演出。事發這天，文工團在志願軍第十九兵團第64軍部隊駐地的商山裡。伍萬里至今還記得這是個上午。當時他正在和一位戰友李列寧（音）在附近朝鮮老鄉家休息。伍萬里躺在床上看前蘇聯衛國戰爭小說《恐懼與無畏》，李列寧在窗邊練習黑管。突然就聽見防空哨響起，接著就是飛機的俯衝聲。“萬里，快跑！”李列寧拉著伍萬里就往外面跑。剛跑出屋子，敵機一個俯衝把他倆掀到地上。
“我們看見鄰居家的一位朝鮮老太太，帶著個五六歲的孩子也從屋子裡跑出來，很驚慌的往山上跑，我們就趴在地上喊：‘阿瑪尼，快趴下，快趴下’。”敵機沒有給伍萬里機會，轟炸掀起的泥土，直接把他跟戰友埋了。“我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醒的。我們掀掉身上的土，相互呼喊對方名字，確認對方還活著。”從土堆裡爬出來，倆人直接跑去找剛才那位朝鮮老太太。“她倆被炸飛了，下半截都沒有了，腸子都流了出來。”說到這裡，伍萬里嘆了口氣，很久沒有出聲。“那還是個孩子！”
很快，不幸的訊息接踵而來，文工團舞蹈隊正在河邊練舞，團長陳同和以及另外兩位戰友當場犧牲。“有個女孩子叫錢任重（音），只有16歲，長得秀秀氣氣的。她是我們湖南老鄉，長沙人，她還只有16歲。”說到這裡，伍萬里再也說不出話來，用顫抖的雙手捂著雙眼……
這次轟炸後，文工團還經歷過翻車。那次，文工團坐著炮車牽引車下連隊慰問，為躲避轟炸掉進了彈坑裡，坐在後排的伍萬里毫髮未損。“哐噹一聲，車翻了過來，我恰好被蓋在了裡面。”他回憶：“戰友薛仁山（音）當場犧牲，記得他剛入黨，是吹巴松的。這次意外，文工團共有七八名戰友受傷。 我很幸運，幾次遇險大難不死！”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簽署。伍萬里隨文工團一直呆到1955年回國。“出國時，文工團有100多位戰友；回國時，只有80多位戰友。”
回國後，志願軍第十九兵團文工團整體轉隸為鐵道兵文工團，伍萬里隨部轉隸。
老人珍藏了近70年的全國政協贈送的抗美援朝紀念章（1951年款）、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贈送的抗美援朝紀念章（1953年款）、中國人民志願軍胸章（1954年款）
追夢：從零開始當工人
仗打完了，年輕的心又活躍起來。
“高中時，我的夢想就是當工程師，到部隊也是想有一番作為。”已是藝術十三級（相當於副連職）的伍萬里，依然對工程師充滿念想。
“在部隊恐怕沒機會了。”1959年，伍萬里提出轉業。“搞文藝，沒出息。”他說，那是個崇尚“工農兵”的時代。
首長自然不讓，他犟脾氣又上來，反覆申請。
“首長便把我安排到鐵道兵部隊當時在包頭的工程部隊，參加包蘭鐵路的建設。”伍萬里知道首長是想讓他斷了這個念頭，但他鐵了心。
1961年，伍萬里正式轉業，按他要求回到家鄉常德。
回首往事，伍萬里說，那期間收穫大，“跟著大師學會了大提琴，更重要的是收穫了愛情。”
伍萬里與趙秀芳的結婚照，夫妻倆是在包頭認識的，一晃已經六十多年了。
在包頭，伍萬里認識了小她5歲的北京姑娘趙秀芳。
“我父母都是鞍鋼的工人，當時援建包鋼。是在一次北京的聯誼活動上認識的，他還騙我說是北方人。”趙秀芳笑著回憶起當年的往事：“他年輕時長得標緻，我的領導還暗示我，他是文工團的，要小心哦。”
兩人一見鍾情，喜結良緣。1960年，大兒子在包頭出生。
1961年，安鄉小夥伍萬里帶著北京媳婦趙秀芳回到常德。
年輕時的趙秀芳。
少年一走就是十餘年，家鄉早已物是人非。父親已去世，繼母終身未育，孤苦一人。“回來後，婆婆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老人家1995年走的。” 趙秀芳說。
“我被轉業安置在地區歌劇團（時常德地區）當指揮，我老伴在津市市中醫院當護士。”伍萬里說，當時歌劇團下放到了津市市，所以，他們在津市市安家。
1964年，地區歌劇團整體遷回常德市。“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兩條路，跟著走，愛人和我兩地分居；不跟著走，只有分流。”伍萬里說，當時家裡剛添下一對雙胞胎兒子，他走了，這一家老小怎麼辦？只能選擇分流。
30歲的伍萬里，成為津市鍛造廠的一名工人。“從零開始做車工，經常不一小心就受傷。”說著，伍萬里就拉起褲腿，小腿上佈滿被火花燙傷的痕跡。他拉琴的手，也曾佈滿傷痕和老繭。
當然，是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很快，伍萬里被評定為五級工；1981年，職稱制度恢復，他被評為首批“助理工程師”；1982年，他與人合作完成了“81-2型煤爐”榮獲湖南省科技進步四等獎。
伍萬里參加安鄉縣政協會議時的留影。
正是這股子勁，伍萬里被當時安鄉縣的主要領導相中。
“他對我說，你是安鄉人，得為家鄉做點事吧。”1985年，已經51歲的伍萬里，正式出任安鄉縣拖拉機修配廠廠長。
迴歸：重操舊業養家餬口
命運有時候總是這樣捉弄人。
上世紀90年代初，臨退休的年齡，安鄉縣拖拉機修配廠因故解散。
“因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我退休後相當長的時間沒有拿到退休工資。”伍萬里說，此事後來在當地有關領導的過問下，才得以解決。
“比起犧牲的戰友們來，我有什麼可計較的呢？”他說， 自己啥都想得通。
“可當時兩個兒子都沒成家，一家人要生活，怎麼辦？”伍萬里說，離開歌劇團後，雖然一直在企業，但是不管是津市市、還是安鄉縣，各種文藝活動，他都沒缺席過，被行業內稱為“老天牌”。
於是，在花甲之年，他重操舊業，教人拉琴。
退休後，伍萬里迷上了攝影、電腦。他的手機也玩的很“溜”。趙秀芳說，老爺子經常在“拼多多”上購物。
名氣是越來越大，傳到了省城。1999年，母校長郡中學伸出橄欖枝，請他去當學校的藝術顧問。“長郡當時開出的工資是每個月1000元，負責指導學校的交響樂團，每週只需要工作一天。”
“一個團有七八十個學生，調皮的也有，不好管得很呢。我去之前，聽說趕跑了幾個老師。”他找出當年演出的光碟，在電視裡放給我們看。
20多年過去了，指著學生，伍萬里還能挨個說出名字來。有鏡頭落在一個男生身上，他回憶：“剛開始合奏時，他就混，我問他，咋不拉？他斜著眼看我。我也不氣，跟他說，把琴給我，我拉給你聽！等我拉完，他的眼神就變了。”
鏡頭裡，伍萬里擔任樂團指揮，神采飛揚。他說，這也得感謝部隊，當年除了學拉琴，還學過一段時間的指揮。
“這方面，我受金基德的影響比較大。”伍萬里介紹，金基德曾是朝鮮國立藝術劇團的首席大提琴和首席指揮，在朝鮮後期，部隊派他跟團學習了半年，每天跟金基德泡在一起。
情誼：友情親情永相連
在長沙期間，伍萬里也“一對一”的帶學生，收入頗豐。但是3年期滿，他辭別長郡中學的挽留。
“還是想家，想她。”說到這裡，伍萬里望一眼趙秀芳。
“倔老頭！”趙秀芳噗嗤一聲，笑了。
從長沙回來後，伍萬里在常德城安了家。“喜歡常德，宜居。”
“他太有主意了。我都依他，他去哪，我就去哪。”趙秀芳說，倆人一輩子沒紅過臉。
“他愛好多，除了拉琴，還學攝影、學電腦，啥新學啥。”趙秀芳說，伍萬里特別喜歡看照片，尤其是他和老戰友的照片。
2000年，戰友聚會時，與戰友的合影。
“他們經常聯絡，他也想他們。”趙秀芳說，“他有個戰友叫李文（音），是瑞典皇家歌劇院的終生教授，每天他倆都聊微信；還有唱《我為祖國獻石油》的劉秉義，也隔三差五聯絡。前段時間，不是《長津湖》很火嗎？主人公的名字跟他一模一樣，他的老首長、老班長、老戰友紛紛打來電話，把老頭子給樂的。”
“前些年聚過幾次，大家總說‘萬里當年離開部隊可惜了。’老頭子倒也想得開，‘說比起那些犧牲的戰友來，我已經賺了。’”
“本來就是嘛？你看我現在，老伴相伴、兒孫滿堂、四世同堂，知足了。”伍萬里說，“這輩子過得任性得很哩，我不後悔。”
81歲那年，伍萬里檢查出結腸癌，動了手術，便不再教琴。過去了這麼多年，還不時有學生來看他。“這是昨天一個學生送來的。”伍萬里指了指電視機旁的鮮花，笑的像個孩子。
“這人啊，有時候覺得一輩子很長，其實又好短。”看著眼前的老伴，趙秀芳喃喃的說，“老頭子，一晃我們一起過了60多年了。”
賺來的人生任性過
□葛輝文
聽伍老講故事，他說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幸福都是賺來的。和當年在朝鮮戰爭上犧牲的戰友相比，他多活了這麼多年，享受了和平和改革開放的幸福，收穫了愛情親情，人間值得，他感恩知足。
人生從來不可預設，但過什麼樣的生活，卻常常與自己的選擇有關。
伍老說自己是個任性的人，讀書、參軍、工作從來都是自己做主，從來沒有在意過別人的眼光，計較過現實的得失。
曾出身富貴人家，讀書習文長大，但他棄文從伍說走就走，只為保家衛國；曾是國家培養的第一批音樂人才，也曾有過戰場上死裡逃生的經歷，但他任性地選擇了放棄，只為了一份家的情結；他師從國際大師，有那麼高的專業水平，但他任性地改了行，只為了一個工程師的夢。他一生不羈，愛我所愛，把大起大落的人生過得平凡自在，如今得享妻賢子孝，福壽安康。
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而為人，有無數的意外和災難讓我們無處可躲，能幸運地活著，有選擇的自由就是一種幸福。而如何能把握這種幸福，珍惜自己賺到的人生？跟著自己的心走，順著自己的愛行，任性也是一種不壞的選擇，伍老用自己的一生告訴我們，人活得任性點好，不要計較太多憋屈了自己，到老回首往事時，才可以無怨無悔。
END
出品：常德日報社
製作：肖芳影
稽核：孫瑋懌
終審：葛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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