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乃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開始。而英法列強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慘敗，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規定英國和法國有領事裁判權，關稅包辦權，內河航行權，租借管理權，勢力範圍劃定權，租借地權等等，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是為列強侵略中國之真正開始。於是各國要求利益均沾。至此，國將不國矣！
而林則徐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過世，他沒有看到列強全面瓜分中國的一天。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後其言其行表現出了他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心。
在魏源寫的《夷艘寇海記》對林公之事蹟所記頗為詳細，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鑑於煙毒橫行。清廷下詔各省督撫考慮對策速奏朝廷，以林公之言最為痛切，其文曰：“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林則徐
在鴉片戰爭開始後，林公也對時局有著清醒的認識，據《清史列傳》記載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六月，林則徐受讒言被撤職後，又復奏雲：“第恐議者以為內地船炮，非外人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如設法羈縻。抑志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己時，勢必他國紛紛效尤，不可不慮。”在他的奏疏中認識到此時的英國人與我國曆朝歷代以來所面臨的外患有本質上的不同，一旦議和，後患無窮。事實上，後面局勢的發展正如林公所料。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就對“夷事”非常關注。“林則徐去歲至粵，日使人刺夷事，譯夷書”，並且在知道武器劣勢的情況下，“購西洋夷炮兩百餘位，增排兩岸”。所以，林則徐亦是我中華第一批開眼看世界之人，儘管他的認識還停留在器物層面上，認識未加深刻，但相對於整個官場的盲目，已經算是遠見卓識了。
魏源在他的書中對林則徐的遭遇頗感不平，“夷變以來，惟林公之守粵、鄧公之守閩，不調外省一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夷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江、浙、天津之無備，與粵、閩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夷攻夷之策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嘗奏請以粵餉三百萬造船置炮矣，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