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睡虎地秦簡中秦律並非是嚴苛殘暴無情的，相反總的來說是很輕緩貼近人情的，根本不存在“失期皆斬”這類惡法。究竟是秦法真的殘暴還是儒生們記載下來的秦法殘暴？
確實，就睡虎地秦簡中所記載的“秦律”而言，可以說具體的法律條文“並非是嚴苛殘暴無情的”，某些條文甚至也可以說是“是很輕緩貼近人情的”。
但是，“秦律”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又確實是殘暴的。
其之所以“殘暴”，原因正在於秦律非常地“繁雜細密”。
為實現全方位的“以律治國”，秦國（朝）追求凡事“皆有法式”。《鹽鐵論》裡說“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後世所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也已證明了秦律確實十分繁雜細密。
“細密”當然絕不等同於“殘暴”；甚至，就文字本身而言，“細密”還有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充分考慮了事理與人情（當然，也有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充分考慮了方方面面如何對自己最為有利）。
然而，在一個識字率極低的原子化的專制社會，繁雜細密的法律體系，只會產生一種結果：
律法成為統治者單方面的統治工具，它越繁雜細密，對統治者就越有利，對民眾的傷害，也就越大。
秦國（朝）的識字率極低是顯而易見的——先秦時代，普通民眾本就難有受教育的機會，秦國（朝）的國策之一，又恰是致力於“民不貴學問”，故其識字率尤其低。
所以，愈是繁雜細密的法律體系，愈是將民眾推向手足無措的“法盲困境”——他們不清楚法典裡有些什麼條文，無法評估自己的行為是否違法，也無法評估官吏針對自己的“執法”是否真的“合法”；自然，這些法典也無法約束作為執法者的統治階層對民眾的戕害。繁雜細密的立法，對民眾而言，實質上構成了一種很大的知識負擔，或者說是一種高難度的生存挑戰。
英國當代學者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言及：提高人民的識字率，是提高民眾對國家權力的認知水平，進而透過法律來實施有效統治的必要前提。
《商君書》當然也考慮到了秦國民眾皆是“文盲”，故書中有一項特別規定：凡吏民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律條文，官吏必須如實解答，並要留存檔案（符），寫明詢問日期及所詢問的法律條文，且將符之左片交予詢問者，符之右片由官府歸檔儲存，作為日後抽檢吏民執法、守法情況的依據。
這種依賴官吏和統治集團的“自覺”來實現“法治”的路徑，自然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效果。商鞅或許會迷信“同時做裁判員和運動員，也能保持比賽的公正”（當然，更大機率是他只是想要符合他的利益的“公正”），但今人殷鑑不遠，當有更理性的認知。
圖：睡虎地秦簡
自身不識字，也沒有任何制度化的“法律援助”可以依靠，原子化的秦國（朝）民眾，只能深陷於“動輒觸法”的困境之中。執法之吏，則可依賴其“法律知識”選擇性執法，予民眾以“合法傷害”，而不必擔憂任何懲罰。
所以，執著於睡虎地秦簡中無“失期皆斬”之說，而責備陳勝、吳廣以失期皆斬”之說恐嚇、裹挾眾人，其實是走錯了方向。陳、吳起於底層，既未必能夠充分了解依秦律自己將遭受何種懲罰，也未必能夠對秦吏的執法保持信心；
與其說宣揚“失期皆斬”是在裹挾眾人，毋寧說是陳、吳等人基於其日常經驗而做出的一種後果預判。
正因為秦律繁雜細密，令秦人無所適從動輒得咎，劉邦入咸陽時，為收攏人心，才會選擇與父老約法三章，盡廢秦法。《史記》如此記載：
“（劉邦）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巿。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巿”或有誇張之嫌疑（其理念確可見於《商君書》與《韓非子》），但劉邦以極簡約之“約法三章”收攏關中民心，則可證當日秦人確實深受秦律繁雜細密之害（就爭取民心而言，“三章”效果頗佳；但就維持統治穩定而言，“三章”也未免太簡，故後又有蕭何採擇秦法“作律九章”）。
漢初在意識形態方面，高度推崇“黃老無為之術”，也是“約法三章”政策的延續。
關於“黃老無為之術”，歷史教科書的解釋是：戰亂之後，民眾渴望休養生息，故統治者順應民意，選擇“黃老無為”。這個解釋看似有理，其實不然。“黃老無為之術”乃是先秦知識界的一種非常流行的政治理念，與秦國（朝）所行的“嚴刑峻法之術”背道而馳。
在律法層面，二者的區別是：法家主張治國須高度依賴嚴刑峻法；黃老、孔儒則主張律法宜輕緩寬疏。
《商君書》是法家治國之道的典範，內中有如下殘暴的主張：
（1）對輕罪施以重刑，來實現“以刑去刑”，用重刑來恐嚇其他人不觸犯刑罰。
（2）“行刑于將過”，根據人的思想傾向，趕在他還沒有實施犯罪之前處刑，也就只要被認定有“潛在的犯罪動機”，就等於已經犯罪。
（3）重賞告奸，“不告奸者腰斬”。
《韓非子》對《商君書》有頗多繼承，“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也”，也是很典型的重刑重法理念。
黃老、孔儒的主張，恰好構成了對法家的批判。比如，郭店楚墓出土之簡本《老子》中，已有“夫天（下）多期（忌）韋（諱），而民爾（彌）畔（叛）”之說——天下法網嚴密，人們動輒觸法，故多鋌而走險反叛者。
老子、莊子所提倡的“無為”，實際上是主張消除那嚴密的法網，讓民眾脫離動輒犯法的困境。
漢初推行“黃老無為之術”，也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孔子主張“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使無訟”，也是出於相似的政治理念。
綜而言之，“秦法殘暴”有兩個根本性原因：（1）“立法”是一種統治者的單方面立法；（2）秦民不識字、原子化、毫無法律援助機制可用。在這種情況下，秦朝（國）的立法越是繁雜細密，秦民的生存狀態就會越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