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中葉開始，以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了關於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理論。他們認為從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歷史階段，包括孔子、老子、柏拉圖、蘇格拉底、耶利米和釋迦牟尼在內的眾多人類精神導師均誕生於這段歲月裡。
早期人類文明遠隔千山萬水，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出現了“共振效應”，這其實與當時亞歐大陸地緣環境、各文明的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結構大變革密不可分。雖然地球上的陸地廣泛分佈於世界的各個角落，但真正能夠承擔起人類文明起源的地方卻集中於北緯30°到北緯40°的水源充沛地區，這些集中分佈於亞歐大陸及北非地區的文明區域因此擁有許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地理氣候特徵。也就是說，之所以會出現軸心時代的文明共振效應，是因為這些相距甚遠的文明因為類似的因素，分別發生了社會結構的大變革，從而刺激了文化思想領域的爆發。那麼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人類文明又是如何步入思想文化大迸發時代的呢？
※城市定居文明模式的多元化？※
約公元前1200年，多利亞人南侵希臘半島，此時的邁錫尼文明早已泯滅，希臘半島由此進入混亂不堪的黑暗年代。此時的商朝正處於武丁盛世的後期，然而由於過於苛責的神權統治體系，導致外服方國屢屢叛商並交戰，從武丁開始直至商亡也未曾斷過。終於到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牧野之戰建立了周朝，掀翻了商的神權統治，建立了更具普世意義的天命觀。在商朝的神權統治概念裡，商族是天命所歸的君主，商人為了祭祀、祈求永遠地保佑自己，經常大規模用對外戰爭掠奪來的外族作為祭品，周改變了這一點。在周朝的天命觀中，受到上天庇佑的只有周王一人，謂之為“天子”，此外天子不僅要為周人主持正義，還要為全天下人主持正義。從此，一種全新的“君權天授”思想取代了先前商朝的“君權神授”觀念。
既然要為全天下人主持正義，周天子就必須考慮到天下各個族群的利益，因此在周武王、周成王時期大肆分封天下。正當周朝逐步完善分封建國體系的時候，大衛王於公元前1000年前後統一了以色列和猶太兩個國家，並將統一後的以色列王國定都耶路撒冷。然而正如商朝將自己全族視為天命所歸的存在一樣，猶太人崇信的猶太教同樣將自己全族視作上帝的選民，因此他們也遭遇了與商族類似的處境。即便是強大的商朝都在周遭族群的反抗中灰飛煙滅，更何況僅僅佔據迦南一隅之地的猶太人，最後以色列王國被亞述帝國覆滅。
就在周武王姬發和大衛王建立豐功偉績的年代裡，正處於黑暗時代（即荷馬時代）的希臘半島形成了以雅典為核心的城邦體系，後來覆滅以色列王國的亞述（新亞述時期）也是在同時期走上崛起之路的。到了公元前8世紀末開始，亞述已經變成地跨亞、非兩洲的奴隸制大帝國。與此同時，古希臘城邦林立的局面也已經形成，並且希臘人對愛琴海、黑海沿岸以及亞平寧半島展開了大規模地殖民活動。至於周朝則介於兩者之間，一方面擁有和亞述帝國一樣、名義上的諸夏共主“周天子”，另一方面卻又具備了和希臘城邦林立類似的諸侯爭霸格局。三種完全不同的整合模式，以截然不同的統治方式駕馭各自的地緣文明板塊，體現了城市定居文明模式的多元化特徵。
※均勢秩序帶來思想爆發？※
在雅典成為希臘城邦核心的公元前800年前後，恆河流域進入了後吠陀時代，種姓制度開始、邦國林立的分裂格局造成了長期的動盪不安。此時包括希臘半島、兩河-尼羅河地區、恆河流域和華夏在內的四大文明核心區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混亂。公元前776年，第一屆古代奧運會在希臘舉行，以期緩解不同邦國之間的爭鬥。同年，秦襄公遷都汧邑，開啟秦人入關中之始，並在隨後不久的公元前772年犬戎入鎬京之時，協助周平王東遷。此後，華夏進入春秋時期，齊、晉、楚、齊等國先後崛起，諸侯爭霸不休。
在邦國林立、群雄相互制衡的均勢秩序下，整個社會都陷入了劇烈的動盪之中，不思進取者將遭遇衰落和被欺辱的命運。不僅如此，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現有的生產關係和相關政策已經落伍，在此背景之下，管桓改革（管仲和齊桓公改革）、初稅畝改革、梭倫改革、來庫古改革相繼發生，並且因此湧現出諸多思想學說。同樣受困於烽火連天的現狀，恆河流域日漸興起沙門思潮，沙門學說各不相同，但他們在反對吠陀權威和婆羅門教精神統治方面是一致的，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與愛琴海文明、恆河文明以及華夏文明相比，被亞述帝國囊括一體的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由於缺乏內部均勢競爭的壓力而未能出現文化思想層面的爆發。當然，亞述的統治並不長久，到了公元前7世紀末，其疆域就被米底、新巴比倫和埃及分割完畢，這源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亞美尼亞高原以及南側山麓-伊朗高原、兩河流域以及尼羅河流域是三塊相對割離的地緣空間。但也正是因為亞述帝國的征服活動進一步整合了西亞北非地區，加強了該地區不同地緣空間的交流，也算是為後來波斯帝國的擴張鋪平了道路。
※社會結構大變革的成因？※
前文提及的雅典梭倫改革和魯國初稅畝改革均發生於公元前594年，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導致生產關係和資產分配模式的不合理，這在中原表現為井田制度下的私田與公田的所有權和徵稅問題，而在希臘商業城邦則表現為私有產出所有權和貧富債務等問題。魯國的初稅畝改革極大的刺激了農民耕種的積極性，同時也增加了財政稅收，被列國紛紛效仿。雅典的梭倫改革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貧富矛盾、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成為其他城邦效仿的標杆和雅典後來兩次改革的基石。
在中原，隨著井田制的瓦解，私田紛紛被諸侯承認所有權，各國財政收入增加的同時，地方勳貴卿族的勢力也在增長，並逐漸對包括魯國、楚國、齊國和晉國在內的諸多諸侯公族造成掣肘之力。曾經長期與楚國稱霸的晉國更因內部六卿制度而屢屢內鬥，最終選擇於前537年與楚國聯姻，結束了晉楚百年爭霸。為了繼續制約楚國，晉國開始謀求扶持長江下游的吳國，而楚國則支援越國反制之，春秋時期進入了吳越爭霸的最後階段。
梭倫改革之後，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商業貿易城邦進一步擴充套件，並在整個愛琴海地區以及黑海、亞平寧半島地區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工商業體系。後來呂底亞崛起於小亞細亞半島西側沿海平原與中東部安納托利亞高原的低矮山地區域，並且降服了西側的希臘愛奧尼亞人城邦。只是呂底亞並未要求被征服者改變生活方式，只是要求這些希臘城邦定期繳納貢賦即可，故而雙方並未發生激烈衝突。後來波斯帝國崛起，征服了整個小亞細亞半島，並強迫半島西側的希臘人城邦改變生存方式，嚴重損害了愛琴海貿易體系下的希臘人利益，並最終在雅典的唆使下掀起了愛奧尼亞叛亂，成為波希戰爭的直接導火索。
波斯帝國之所以強迫小亞細亞西側的希臘城邦改變生存方式，是因為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大洲帝國的君主，大流士一世為了鞏固波斯人統治和君主專制體系，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希臘城邦如果延續以海洋貿易經濟模式和貴族共治制度，將會損害大流士改革的推進，並影響“萬王之王”的君主權威。雖然波斯帝國內部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東部的伊朗高原和中亞經濟較為落後，西部的兩河流域、尼羅河以及小亞細亞經濟發達，是帝國稅收重鎮，但政治體制存在巨大差異、並且能夠獲得外部援助的就只有小亞細亞西側沿海城邦一處地方了。波希戰爭中，波斯一方雖然人多勢眾、財力雄厚，但內部地緣板塊分離嚴重、海軍底蘊薄弱、後勤需要跨海供應，所以最終還是敗於熟悉地形、海軍強盛的希臘聯軍。
公元前481年，齊國卿大夫田氏殺齊簡公，“專齊之政”。幾十年後，作為晉國內部六卿家族的趙、魏、韓滅掉智氏，結束了相互傾軋的歷史，並瓜分了晉國，晉國公室名存實亡。公元前480年，薩拉米斯海戰中雅典海軍大捷，從此波斯由攻轉守，並走向衰落。然而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核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圍繞希臘霸主、“商本”與“農本”、專制與古風民主等層面的競爭，展開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最終因為存在被民意裹挾、制度僵化失靈、對盟友過於壓榨等因素，雅典被迫於公元前404年向斯巴達投降，提洛同盟解散，斯巴達成為希臘霸主。次年，趙、魏、韓三家分晉得到周天子正式承認，中原開始進入以土地兼併為主要特徵的戰國時代。
綜上所述，由於存在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差異，不同地緣板塊的文明區域從公元前8世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整合模式，但都加強了區域內經濟的發展。其中春秋時期的華夏文明、古典時代的希臘文明以及吠陀時代晚期都出現邦國林立的均勢秩序，激烈的爭霸引起了改革風潮和諸多思想學派的湧現。結合自身的地緣、經濟和文化等因素，華夏進行了初稅畝改革鼓勵耕種，雅典進行了梭倫改革促進工商業發展，波斯進行了大流士改革穩固統治，並因此進一步深化了社會結構的大變革。
所以，人類文明之所以會出現思想學派集中爆發的軸心時代以及“文明共振”特徵，是需要從地緣、經濟、政治等多層次尋找答案。在相似的地理環境下，隨著城市定居文明（包括農耕和商貿）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需要透過改革來解決政策與經濟結構不搭配的情況，這也反過來也促進了社會文明新一輪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