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範疇內的中國考古學有了70多年的歷史，經過三四代學者的努力，現在已對各古文化的譜系、基本面貌、歷史特點有了大致瞭解；對於這些古文化在全人類文化程序中的位置及其價值，已開始思考；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紀，必能對中國境內的古文化在全人類文化的譜系樹上加以定位並做出準確評價，成為未來的人們進一步完善自己的共同而寶貴的精神財富。
對於考古學的建設來說，似乎需要一種和平的、穩定的社會環境，可是在這70多年中，至少有30年以上是在戰爭與社會動亂的狀態下度過的。所以，只要我們想到80年代初英國的丹尼爾在論述全球考古學史時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出現了一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就不能不對曾為中國考古學的開創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一批前輩學者李濟、梁思永、石璋如、夏鼐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蘇秉琦先生是我國考古型別學的奠基人，並且自50年代後期起，不斷對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建設做出有全域性性意義的指導，所以當他走完一生之路後，千百名弟子尊稱他為“一代宗師”。
秉琦師之所以能做出一系列重要貢獻，我感到，一是因為他幾乎經歷了中國考古學自奠基至今的全過程，還幾乎一直處在核心圈內，理解不同時期推進中國考古學的客觀需要；二是他有獨特的敏銳眼光和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在頭緒眾多的新發現中，善於找出當時的學科生長點和概括大量分散的材料；三是他的“有教無類”品格，同許許多多奮鬥在考古工地第一線的人員，長期保持著師生般的關係，可以經常及時瞭解到各地的考古新發現和由此得到的新認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終生一心為重建中國古史、為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為中國考古學能更好地起到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奮鬥不已。
秉琦師對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貢獻，主要結集在以下三本書中。
第一本是1984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反映了他最初40年在發展考古型別學方面的成就。第二本是1994年9月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主要反映了他在以後10年間為尋找中國古史發展的軌道和模式所做的新探索。第三本就是1997年6月香港商務印書館初版、現由北京三聯書店重版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這是自述體裁的敘述畢生考古經歷和研究內容的系統總結，篇幅不大，卻反映了我國考古學近60年來的時代精神和秉琦師對其研究成果的自我歸納，對於瞭解他的學術思想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著作。
本書在香港出版後，內地的許多學人很想閱讀，但購買不便，所以北京決定重版。三聯要我寫一篇介紹，我想，全書既然概述了秉琦師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全過程，我就需要對反映秉琦師主要研究成果的三本書，都做些背景說明，便於大家更好地瞭解他的學術思想。
《考古學論述選集》收錄了1941—1983年的23篇著述，反映了秉琦師建立中國考古型別學並進一步發展的過程。
考古型別學是受生物分類學的啟發而產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學遺存外部形態的演變過程，所以又被稱作形態學或分類學。
在歐洲，從15世紀後期開始，出現了收藏羅馬古物的熱潮，逐漸形成了古物學；18世紀擴大到收藏希臘古物，進而又擴大到古典世界以外。19世紀初，丹麥注意收藏北歐古物，為了探求古物的年代和族屬，從韋代爾·西蒙森和湯姆遜開始，對古物的形態和裝飾進行分類研究。最明顯的差別自然是質地，於是，提出了工具和武器經歷了石器、青銅器和鐵器三時代說。
這種意見很快就在瑞典、德國等得到承認，從此，型別學研究在北歐就成為一種學術傳統，終於出現了一位大師蒙德留斯。他在1903年出版的《東方和歐洲的古代文明諸時期》的首章中，系統敘述型別學理論，並把此章叫作“方法論”，標誌著考古型別學理論已經成熟。
差不多同時，英國的皮特里用類似的方法研究陶器形態演化序列，尋找出了埃及的前王朝時期。蒙德留斯是在同一種器物內分出型別，再在同型內尋找演化序列；皮特里則主要是籠統地在同一種器物內排列形態的演化序列。蒙氏的方法當然更完善些。
在我國，1930年梁思永先生首先對山西夏縣西陰村的仰韶陶片，進行形態分類，把口緣、底部、柄或把手等部位依其形態差別，給以不同符號，用一種多層符號來標記陶器形態之別，但這樣的符號，並不能表現出器物的形態演化順序。當時發掘到的西陰村仰韶陶片，並未復原出什麼完整器形，僅僅面對著一大堆碎陶片，當然難以找到合理的形態分類法。可是10多年後李濟先生在進行殷墟銅器和陶器的形態分類時，儘管見到的是一大批完整器，但仍用著類似的多層符號記錄法。李濟和梁思永先生都是赴哈佛留學歸來的，他們所以使用這種方法，也許來自師承。但這種方法沒有尋找出器物的演化順序，所以，這種最初的嘗試，並未成功。
秉琦師在40年代整理陝西寶雞鬥雞臺溝東區等地的陶器時，則找出了同一種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軌道，因而先區分為不同的類（即型別），再在同一類內尋找演化順序，依次編號，由此而使用兩層符號（即型、式）來表示器物的演化順序。50年代以來我國一系列型別學研究的實踐，證明了這種方法是合理的。秉琦師並未出國留學，但蒙德留斯的“方法論”於1935年在我國就出現了兩種譯本（鄭師許、胡肇椿和滕固的），他是參考了北歐學者創立的考古型別學理論，結合中國考古學的實際，從而奠定了我國考古型別學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1959年時，他在《洛陽中州路》一書中，又把260座東周墓分為大、中、小三型和七個期別，即將每一座墓當作一個整體來分型、分式，不僅找到了演化順序，還看出了墓主身份的差別。如果說，型別學本是為了尋找考古學遺存形態變化過程而出現的，現在則上升到了可以探索人們社會關係的高度。這是型別學的一大進步。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洛陽中州路》全書中的資料介紹部分，並未按秉琦師心目中的方法來分類，所以在此書出版前的半年多，他曾在辦公室中手持一大沓中州路器物卡片遺憾地對我說：“真是沒有辦法。”此書中真正表達秉琦師想法的，是由他親自撰寫的“結語”部分。
他對考古型別學的進一步發展，是在1965年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表達出來的。此時，他又找到了對考古學的文化要劃分區域型別、再按型別劃分期別、依期別來分析社會面貌的方法。這就揭示出了考古型別學具有為尋找文化前進軌道和社會發展規律做好基礎準備的能力。
這個評論，我在1983年寫作《考古學論述選集》的“編後記”時已經提了出來。但現在還必須說明，秉琦師早在1951年調查西安灃西的古文化遺存後，已經有了一點仰韶文化應該劃分（區域）型別的想法，而自50年代末以來，便一直把半坡和廟底溝視為仰韶文化中兩個並列的型別，從未動搖過。可是在60—80年代，我國的絕大多數考古學者，包括我自己，都把這兩個型別靜態地當作仰韶文化前、後兩階段的遺存，因而在當年寫的“編後記”中，對此問題故意含糊其詞，迴避明確說法。
直到90年代初，看到山西垣曲古城鎮東關等地仰韶文化的材料後，我才確信並列型別之說，懂得了原來以為證明半坡在前、廟底溝在後的一些地層關係，只是因為廟底溝型別後來曾將其分佈範圍擴充套件很大，把以前曾是半坡型別的活動區都包括在內，才出現了早期半坡在下、晚期廟底溝在上的地層。
全國考古學界對於半坡、廟底溝相互關係的模糊認識，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始終佔有主要地位，秉琦師是唯一的清醒者。現在回想起來，他當年堅持自己意見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根據器物形態演化的原理，在沒有外力影響下，半坡型別的杯口尖底瓶，不可能變成廟底溝型別的雙唇尖底瓶；半坡型別彩陶的魚紋、寬頻紋等，也不會變為廟底溝型別的鳥紋和圓點弧線勾葉紋，等等。這一事例充分表現出秉琦師對型別學原理的把握是如何嚴格，也再一次說明真理有時確是在少數人手裡。
秉琦師對發展考古型別學的思考，即使在十年動亂期間，也未停止。所以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他就在1981年發表了《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型別問題》這篇重要文章，對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銅文化，做了全域性性的歸納和區域型別的劃分，引起了我國新石器研究的極大變化。
此文發表後，首先產生的影響是，迅速沖垮了長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古文化的大一統思想。從20年代以來陸續找到的仰韶、龍山、良渚、紅山等文化，由於分佈地區不同，當它們剛被發現後，很自然地被認為是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但當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發掘了華縣元君廟、泉護村和洛陽王灣等地的遺址後，因為大家不僅普遍誤認為半坡和廟底溝是仰韶文化前、後階段的遺存，還因見到嵩洛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是從當地仰韶文化發展而來的，遂出現了一股以黃河中游為中心的大一統思潮，以為馬家窯、龍山、馬廠、紅山，乃至新發現的大汶口和大溪等彩陶發達的文化，都是從仰韶文化蔓延出去的地方變體；山東的龍山文化，甚至江南的良渚文化和甘青的齊家文化，也被認為是中原龍山文化的地方變體。
這種思潮隨著各地的新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後來已慢慢退縮，但直到80年代初還是有相當的影響。我記得此文發表後的一個多月，在王府井大街的考古所中，作銘先生剛從國外回來，看了這篇文章，就到秉琦師的辦公室裡對秉琦師還有安志敏先生和我說：“你（面對秉琦師）的文章很有意思，和你（轉而面向安志敏先生）的看法不一樣，你是講大一統的。可惜這篇文章沒有附圖，別人不容易看懂。”
另據1983年冬我在哈佛大學接觸到的情況，這種大一統的思想，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中當時也有相當影響。只要知道這種背景，便能明白正因為此文衝破了30年來大一統思想的樊籬，並相當準確地把我國境內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銅文化）劃為六個大區和概括為面向海洋和麵向內陸兩大片，才有可能比較準確地建立起我國考古學文化的譜系。
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價值，當然還是在於正式提出了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型別理論。考古型別學的自身能力，本是隻為確定各考古學文化的時、空位置及其相互關係；有關考古學文化中所見社會面貌的研究，則是依靠其他理論概念和方法來進行的。
研究古文化的全部面貌及其進步過程和法則，的確需要許多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和方法，但區系型別理論的出現，就使考古學文化的時空關係能轉化為一個歷史的框架，從而為考古學和其他學科的聯結建立起一個橋樑，使考古學材料可按其歷史的位置來研究其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情況。這樣，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建立就可以得到一個可靠的基礎。
《考古尋根記》收錄了1979—1994年的60篇論述，除開頭兩篇外，都是1984年6月《考古學論述選集》出版以後形成的。
秉琦師倡導的考古型別學方法，自50年代後期起接受者便逐漸增加，但在整個中國考古學界中，還是長期處於多數人尚未理解的狀態下。到了80年代中期，因《論述選集》的出版與介紹，更因廣大考古人員在實際工作中的多年體會，區系型別理論迅速得到大多數人的共識，一下子掀起了研究區系型別的熱潮，全國各地幾乎都在建設本地區的古文化譜系。
當這種變化發生後，秉琦師除了繼續對燕山南北和長城地帶、西北大地灣文化、黃河中游的晉文化、以蜀文化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環太湖區域、環渤海灣等地區的古文化指出在區系型別研究中應該注意的要點外，已把精力轉向探討古文明程序的另一些規律性問題。
這是一個涉及面更廣、內容更復雜、理論層次更高的範疇。秉琦師其時已達高齡，難以再像過去那樣奔波於各考古工地，但他仍抓住遼西地區的考古新發現為突破點，多次前往遼西（當然也還有上面提到的另外一些地區），在近10年時間內，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文明起源及其進步軌道的新概念，把中國考古學向更高的層次推進。
要討論文明起源問題，似乎先要明確文化、文明、城市、國家等基本概念，而這在國際範圍內又是意見眾多、爭論不休的老難題。秉琦師最不喜歡從概念到概念，常常是單刀直入地從實際現象中抽象出規律性的認識。
他在思考過程中，還喜歡和別人交換想法，補充自己的認識。例如當80年代中期黃河中下游已確定了許多龍山階段的古城時，他就思索城市發生問題。那時我曾對他說，像西亞耶利哥那種已有石圍牆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西方學者有時用“鎮”（town）來表示。後來他在規定“古城”這一概念時，就說這是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
正在此時，遼西地區相繼發現了紅山文化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綏中到秦皇島的秦代離宮建築群。他由此得到許多啟示，從而在1985年10月13日於遼寧興城療養地，做了《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重要講話，開始提出了遼西地區文明起源過程的想法，認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指高於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這三個階段，是文明起源的邏輯的、歷史的過程。
如果孤立思考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概念，可以產生很多不同說法，但一旦放在文明發生的軌道上來考慮其位置，就會被賦予一種特定的、新的含義。
秉琦師很謹慎，他剛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是文明起源的三歷程時，是僅就遼西地區而言的。但此說一出，引起極大反響，在我國引發出了討論文明起源問題的熱潮，許多地方紛紛提出了本區域內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歷程。這就進一步表現出這一認識具有的普遍意義。於是，秉琦師後來便明確說，這是“從氏族公社向國家轉變的典型道路”（《明報月刊》1997年7期80頁）。
既然各地都有自身的三歷程，而國家形成後又經歷了好幾千年，那麼，國家形態有什麼變化呢？不同地區的國家形成模式有什麼差別呢？秉琦師為此考慮數年後，又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論。
1991年，他在《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的談話中，即明確地講出了“古國、方國、帝國”是國家形態發展三部曲的看法。
當他最初在興城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時，曾把“古國”一直講到戰國時期的燕文化。但現在則認為出現了“壇”“廟”“冢”的紅山後期，已進入“古國”階段。至公元前2000年以後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從赤峰大甸子墓地的分析和英金河沿岸城堡群做鏈式排列狀況看，一種統轄了多個“古國”而獨霸一方的“方國”當時已存在，遼西地區已到了國家形態的第二階段。秦始皇兼併天下後在綏中到秦皇島留下的兩組大型宮殿遺址，象徵著秦帝國的國門，標誌著此地同整個秦代一樣，進入“帝國”階段。這就是他新提出的國家形態發展三部曲的基本脈絡。
僅僅兩三年後，他又在《國家起源與民族傳統（提綱）》和《〈中國考古文物之美〉序》中表達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續生型”是國家形成三模式的理論。所謂“原生型”，是指像遼西的原始文化，基於本身產生的社會分工、分化而進入古國以及方國階段，是中華大地上最早發生的文明，所以曾稱之為“中華文明的曙光”。
所謂“次生型”，是指中原地區因在原始文化晚期就融入了來自多方的因素，又因4000年前的洪水與治水事業，強化了國家管理公共事業的職能，八方文化彙集中原，這裡產生的文明就比更早出現的北方原生型文明起點更高，基礎要廣。中原的夏、商、周、秦，各有自身的開國史，其中的秦則完整地經歷了自襄公的古國，經繆公的方國而至始皇帝的帝國這種國家形態發展的三部曲。
所謂“續生型”，是指北方草原民族的建國模式。東漢帝國解體後，從五胡經遼、金、元至清那些北方民族，各自發生的古國、方國、帝國的過程，並非全由本身文明因素的自然積累，而是在本身文化原有傳統的基礎上，又因為漢族文明的影響和依靠歷史的借鑑，走上了國家形態曾有飛躍發展階段的捷徑。
這些“三歷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論，當然也是古史研究，甚至還可以說是人類學研究的理論。這是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但秉琦師只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來思考和表達，所以一些論述還只是提綱式的。可是這些看法觸及的歷史深度，已經對考古學界，乃至更廣泛的人文學科的其他學界發生觸動，可以認為，它顯現出中國考古學新階段的曙光。
在這10年間，他的另一重要思考是如何重建中國的遠古時代。他在1991—1992年的《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等三文中，鄭重提出了“重建中國遠古時代”，也就是“重建中國史前史”的奮鬥目標。按照他1992年親自填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含相當）主要研究成果登記表》的內容，他自己認為在1984年以後，這三篇文章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這當是秉琦師青年時期就已產生的願望。五四以後，科學、民主呼聲高漲，西方新思潮迅速傳播，知識界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要求重新審視歷史，打破三皇五帝的傳統史學體系，成為時代的要求。於是，我國自身的考古學發生了，古史研究中的古史辨派出現了，傳說時代的研究開始了，人類學也傳入進來。
秉琦師於1934在北師大歷史系畢業後即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此後畢生從事考古工作而未轉移愛好。他青年時代正處在史學新思潮蓬勃興起的環境中，從而有了搞清楚司馬遷以前的歷史、重建中國史前史的理想。
自20年代以來，為重建史前史，考古學一直奮鬥不止；史學和人類學也做過許多嘗試，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重建”將有具體內容，必須把考古學的材料、古史中的有關傳說、人類學的理論很好地結合起來，而當時的條件與“重建”的目標距離很遠，所以在很長時間內，這種願望一直是學者們的一個夢。直到1954年和1962年，李濟先生兩次在臺北所做重建中國上古史問題的演講中，仍然只是講了研究的範疇、材料的來源、思考與寫作的原則這些籠統的內容（見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81—97頁）。
但現在情況已經大變。我國考古學文化的譜系已大致建立了起來；考古學文化與傳說時代對應起來的研究，開始有了一點成果；考古學也正在努力擴大自己的研究範疇和方法。秉琦師自己對國家產生典型道路的三歷程、國家形態發展的三部曲和國家形成的三模式的理論探索，正包含著史學和人類學的一定內容。
秉琦師顯然已經看到了這種新形勢，所以在80年代後期就答應老同學白壽彝先生之約，承擔了由白壽老籌劃並主持編纂的《中國通史》第二卷的主編工作，並在90年代初正式提出“重建中國史前史”的口號，希望青年時代就已發生的夢，能夠在不遠的未來予以實現。
此時，他對如何把考古學概念同歷史學概念對應起來還做了一番思考，曾對我說：“石器時代距今遙遠，有許多具體考古學材料，還有些古史傳說材料，可以叫作遠古時代；夏商周三代則可稱上古時代；以後的，可像通常所說那樣，叫作古代、中古。”由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卷，就是叫作“遠古時代”。
要把考古學同歷史學、人類學真正結合成一體，可能還要經歷相當時間；但把這三個學科結合起來“重建中國遠古時代”，在下一世紀中一定能做得很好。
回顧秉琦師63年的考古生涯，他從探索先周先秦文化、區別周文化和羌戎文化的特徵、實現考古型別學的中國化這些研究開始，直到尋找“三歷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論，一直為考古學的進步而不停頓地思考，幾乎沒有間歇。這也就使他長期抽不出時間來系統敘述自己的主要研究心得。
幸而在1995年，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萬雄先生在北京見到秉琦師雖身體已弱，但思路敏捷，就下決心特邀秉琦師由醫務人員陪同，於1996年1月8日至2月19日前往深圳，進行寫作。在這一個月內，因別無他事，能靜靜地回憶畢生經歷，系統地講述全部研究過程和成果。隨行的學生郭大順同志自始至終地做記錄，並在同一年內，窮數月之力，整理出本書初稿，又送秉琦師親閱並再做修改，成為定稿。
按照秉琦師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本我的大眾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簡潔地說出來”（《明報月刊》1997年7期88頁）。實現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是秉琦師的理想。他在生命的最後年代，歸納了一輩子進行考古學研究所得認識，用簡單而形象的語言，系統地表達出來，終於給大家留下了一本能供考古學界、史學界、人類學界，甚至是更為廣泛的民眾都願意閱讀並能得到很多啟示的著作，無疑為本世紀的考古學文庫，增添了一本傳世之作。
此後不久，在1996年11月中旬，香港《明報月刊》對秉琦師做了一次專訪，並委託邵望平同志繼續完成這次採訪。1997年1月中旬，秉琦師分四次做了回答，並由邵望平整理成《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蘇秉琦談考古學的中國夢》一文，在《明報月刊》1997年7期（73—88頁）刊出。《明報月刊》選擇香港迴歸的日子發表，足見古兆申先生把秉琦師對中國考古學的認識是放在同民族靈魂相關的重要地位上來考慮的。這正是秉琦師最後年代思考的精髓。這個“訪談錄”的內容，頗似《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的濃縮，而有些地方又展開了一些。
在“訪談錄”完成過程中，秉琦師曾於1997年3月中旬把我叫去，讓我做些修改，說了一些想法，反覆要我加強表達考古學研究對啟示今人的作用，並且一定要把我在他八十五壽辰時寫的祝壽之辭加進去，即“歷史已逝，考古學使他復活。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間而啟示當今時代的，將永為師表”。
我一直深以為憾的是，當時工作繁忙，交稿時間又緊，未能做好這一點，不過，我已經極為明白他此時是把尋找中華古文明的民族靈魂和精神支柱，作為思考的重心。我自己由於在1992年時，曾經思考了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和人類歷史的起點問題，已領悟到“古今一體”是人類社會的本質效能，所以完全理解到他正在尋找的古今文化的內在聯絡，觸及了考古學最根本的價值，深入到了考古學生命之樹的根系。秉琦師的研究境界，又開始了再一次的昇華。
可惜生命的規律，停止了他的思考，一個半月後，6月30日子時，秉琦師告別人世，引起了我國考古界的空前哀傷。但大家也還是懂得，他的理想自己只能實現一部分，一定要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能逐步達到。
就秉琦師60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而言，已經為中國考古學在第一個世紀中樹立起一個里程碑，我為這個里程碑的建立過程做介紹，自然想到了40多年來的許多感受，心情激動，思緒難以平靜下來。好在他的著述俱在，大家自己會得到合理的看法。但無論如何秉琦師已把中國考古學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下個世紀的考古學者將在新的起點上前進，定會使中國考古學取得更加輝煌的成果！
1998年3月17日凌晨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