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常書鴻
編輯丨吳酉仁
編者按
除自然環境造成的損傷與外國探險者的購買掠奪之外，敦煌莫高窟在近代還遭遇過多次大規模的人為破壞。如清朝同治年間發生過“白彥虎火焚千佛洞”；1921年數百名白俄殘兵被監禁安置在莫高窟內，導致千佛洞的壁畫與佛像損壞甚多；1941年又發生了軍閥馬步芳部進入莫高窟掘經尋寶的事件。
雖然早在北洋時代，當局便已知曉莫高窟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但真正有效的考察與保護，卻遲至1940年代才啟動。其中，由王子云擔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於1941年對莫高窟進行了調查與拍照。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組織了有勞幹、向達等學者參與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前往敦煌，對莫高窟、榆林窟和敦煌周邊古遺址進行了調查。這期間，還發生了張大千率私人團隊前往敦煌，“剝去（壁畫）外層”、在壁畫上題字“蜀都張髯大千”、“臨摹之時，於原畫任意鉤勒（編者注：指以透明紙覆蓋在原壁畫上以顏料直接描摩），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之事（以上引用皆系目睹此事的向達所述），引起學術界頗多異議。
此番敦煌保護工作的標誌性成果，是於1944年正式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以常書鴻為首任所長。本文便是常書鴻1943年率同仁赴敦煌籌備研究所期間，為千佛洞修築首道保護牆的一段回憶錄。
圖注中的補充說明文字，系編輯所增
。
正文
1943 年 3 月 24 日，我們 6 個人（注：指常書鴻、李贊廷、龔祥禮、陳延儒、辛普德與劉榮曾）盤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廟的土炕上進晚餐。我真有點不習慣盤腿而坐，而會計老辛卻坐得非常自如。
我們到的這天，正值敦煌縣城前天受到軍隊洗劫，全市罷市，什麼也買不到。從老喇嘛那裡借來的燈，是用木頭剜成的，燈苗很小，光線昏弱；筷子是剛從河灘上折來的紅柳枝做成的；主食是用河灘裡鹹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鹹辣子和鹹韭菜。
這是來敦煌的第一頓晚餐，也是我們新生活的開始。
♦ 1921年，沙俄殘兵被監禁安置於莫高窟
我的秘書，原來是天水中學的校長老李，久患胃病，經過旅途的疲勞顛沛，終於病倒了，躺在土炕上呻吟。另一個同事提醒我，教育部臨行給的那點經費，因為另外請了三位攝影專家，他們從重慶乘飛機就花了我們整個5萬元籌備費的三分之一，加上我們來時一路上的開銷，現在已經所剩無幾了。
這裡物資昂貴，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千佛洞孤處沙漠戈壁之中，東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鳴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 30 裡戈壁灘以外。在千佛洞裡除我們之外，唯一的人煙是上寺一老一少兩個喇嘛，下寺一個道人。因此，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縣城去買，來回路程有八九十里，走戈壁近路也要七八十里。
而我們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輛借來的木輪老牛車，往返至少一天一夜。
♦ 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1851-1931），1907年斯坦因拍攝。引自國際敦煌專案（IDP）
在萬籟俱寂的戈壁之夜，我被這些牽腸掛肚的難題所困擾，思前顧後，深夜難寐。半夜時分，忽然傳來大佛殿簷角的鐵馬鈴被風吹動得叮噹作響的聲音。那聲音有點像我們從安西來敦煌騎的駱駝鈴聲，只是比駱駝鈴更細脆而輕飄。漸漸，大佛殿的鈴聲變輕了，少了。我迷迷濛濛好像又騎上駱駝，在無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忽而像飛天一樣長了翅膀，在石窟群中翱翔飛舞，恍惚間，又夢見頭上坍下一大塊壁畫，壓在我身上……
我從夢中驚醒，看見窗外射來一縷晨曦，已是早晨 7 點多鐘了。我起身向著石窟走去，只見一夜風沙，好幾處峭壁缺口處，細黃色的流沙 像小瀑布一樣快速地淌下來，把昨日 444 窟上層坍塌的一大塊崖石淹沒了。有幾個窟頂已經破損的洞子，流沙灌入，堆積得人也進不去了。僅南區石窟群中段下層洞窟較密的一段，至少有上百個洞窟已遭到流沙淹埋。
後來，我們曾請工程人員計算了一下，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僱民工就需要法幣 300 萬元。我一聽，嚇了一跳，教育部臨行給我們的全部籌建資金只有 5 萬元，何況已經所剩無幾，叫我們怎麼僱得起呢？
沙是保護石窟的大敵，一定要首先制服它。眼前最緊迫的問題是沒有經費僱民工，這些積沙如何清理？雖然生活工作條件異常艱苦，但工作人員情緒都很高。大家想了不少主意，後來，我們從易喇嘛那裡聽說過去下寺王道士曾用流水衝沙的辦法，於是我們便試著幹起來。用繩索拉著木板刮沙，然後再用渠水將積沙沖走，把下層被沙埋的洞窟清理出來。
♦ 莫高窟前的溪流，李約瑟1943年拍攝，引自國際敦煌專案（IDP）
因為這裡原來是無人管理的廢墟，三危山下和沙灘邊的農民已習慣於把牛羊趕到千佛洞來放牧。當我們來到時，春草在戈壁上尚未生出，老鄉們趕來的牛羊經過沙漠上的長途跋涉又渴又飢，只有拼命地啃為數 不多的幾棵楊樹的皮。我再三向牧民交涉，但他們沒有辦法使飢餓的牛羊不啃樹皮。
為了加強管理，保護樹木以防風沙，我們計劃建造一堵長達兩公里的土牆，把石窟群圍在土牆裡面。
我把這一計劃向敦煌縣陳縣長提出，並希望得到他的協助。這位縣太爺聽我講完，頓時哈哈大笑起來。他挖苦地說：“你大概是書讀得太多了吧，真是一個書呆子！”我聽了十分生氣地對他說：“這並不是笑話，這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否則石窟的大量民族寶藏日夜受損失，難道就聽之任之？”他看我生氣了，也嚴肅地對我說：“教授先生，這裡可不是湖北和你們浙江，我們是在敦煌千佛洞鳴沙山的腳底下，這裡滿是沙、沙、沙，叫我哪裡弄土去？沒有土怎麼築牆呢？尤其是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長的牆，這簡直比修萬里長城還要難。我的教授先生，實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這句話像當頭一棒，我惘然若失地回到千佛洞。回來的路上，我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得口乾舌燥，便一屁股坐在沙丘上，用手掏著沙丘。沙、沙、沙！真是掏不盡的沙，竟沒有一星土。細細想來，也真像姓陳的縣長講的，哪裡來的土呢？可是，難道就這樣束手無策，無所作為嗎？
一定要把牆築起來！
♦ 常書鴻提到的“陳縣長”，全名
陳冰谷
。
1940年代曾為考察敦煌的學者們提供過相當多幫助
。截圖中的紅線部分（點選圖片可放大），系學者向達對陳冰谷的一段回憶，內中稱：“最麻煩的的替那些作作究究作的人，當油油鹽柴米差事。……這些人那一份青菜蘿蔔的窮家，也就煩勞敦煌縣縣長當了。現在敦煌縣縣長是陳冰谷先生，他為人極其誠懇。每次送菜蔬的時候，總在那裡替這些人打算：‘他們不要吃得太清苦了吧，也得多送一點肉吧。’既然當差，自然還得報賬，交發票收據。於是替每個人都立一本賬，每一次這些人進城，便請他們過目核算，籤一個字。自古以來，縣長是親民之官，如今卻添上了一樁，替窮秀才當管事先生。
我不知道冰谷先生在那一生裡欠這些人的賬，今生卻要這樣的的。南無阿彌陀佛，真是罪過！
”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739-740頁。
從縣城回來不久，一天，這個寂寞空蕩的千佛洞，忽然駛來幾輛大馬車。馬車上裝著鍋灶、柴火、碗筷、油鹽醬醋等什物。這是怎麼回事？上寺的老喇嘛告訴我說：“再過三天就是農曆四月初八了，這是佛祖誕生的日子，也是千佛洞一年一度的大廟會。那可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的大節日呢！”
“人山人海的大節日！”開始我不大相信，但果然來的人越來越多了。趕廟進香的人們絡繹不絕地擁向了千佛洞。這些人先是住進上、中、下 3 個寺院，後來 3 個寺也容不下了，南北兩邊的石洞窟中也住進了人。還有不少老年人住在洞窟前的樹林中。
一次，我到下寺來，偶然發現兩家飯館正用沙土築起一堵小圍牆，作為買賣小店。我心裡一震，趕忙過去觀看。只見他們用沙土加上水，然後夯實，小牆便築起來了。我急忙向他們打聽，像這種辦法，能否在千佛洞打一堵長圍牆。老鄉告訴我，
千佛洞的水，含鹼量很大，夯實了，完全可以作牆。
老鄉的話使我高興得差點像小孩子一樣跳起來。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修圍牆的計劃又在我腦海升騰。我彷彿看到一堵圍牆已築起，馴服的流沙被阻在牆外。
♦1934年，未竣工的莫高窟九層樓，斯文·赫定拍攝，引自國際敦煌專案（IDP）
廟會期間，真是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一派節日盛況。但隨之而來的是秩序維持和石窟保護問題。雖然縣裡出了“佈告”，也無濟於事， 結果洞窟搞髒了，樹林中不少樹皮和枝丫都被牲口啃得一團糟。
我們堅持讓這位“縣太爺”來此看一看情況，採取措施，並趁此機會，再次提 出修築圍牆的問題。縣太爺果然也來了。我把老鄉修土牆的情況告訴了他，並說：“修牆一方面是今後防止遊客破壞，一方面是防風沙侵蝕。如果不修牆，繼續損壞下去，責任理應由縣裡負。”這一來，縣太爺怕負責任，勉強同意派人來研究修牆計劃。這位“縣太爺”還答應由縣政府和敦煌藝術研究所聯合發出佈告，宣示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已正式收歸國有，並保護千佛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進洞窟等。修牆的計劃總算有了一線希望。
♦ 1948年12月11日，常書鴻在《大公報》刊文《從敦煌近事說到千佛洞的危機》，內中提到，為支援研究所的工作，敦煌縣長陳冰谷曾於1944年“
發動地方民工，開了一條直達千佛洞的汽車路
”。
農曆四月初八的廟會過去了，香客們紛紛離去，千佛洞又恢復了往日的寂靜，只有那些被啃過皮的樹木裸露著白花花的傷痕。
在我們催促下，縣裡果然派來一個負責工程建設的科長。他打了一下算盤說，一個 2 米高、2000 來米長的土夯牆，要 2。7 萬個工，至少需 要 2。7 萬元，加上材料、工具等不能少於 3 萬元。以每天 300 人施工，需 3 個月竣工。但我們手中只剩下 1000 餘元了，還要維持生活，等教育部匯款來，更要一段時間（我們一到敦煌就打電報要求匯款，至今 3 個多月無迴音）。最後決定縮小規模，只修一個 1000 米長的牆。我們火速拍電報給教育部，希望立即撥款修牆，回電說同意築牆，款隨後匯，但我們等了一個月，仍無音信。這時已進入夏季，往南山挖金沙的人都要經過千佛洞。他們的驢馬牲口，便在夜間放牧，繼續糟蹋林木莊稼。更嚴重的是，這些人任意在洞中居住往來，煮飯燒菜，對石窟藝術作品損壞不小。我們只有 6 個 人，顧此失彼，無法照管，因此，修築圍牆是刻不容緩了。
我又找到縣政府，提出先由縣裡借款動工，匯款一到便還賬。那個陳縣長，這次竟意料不到地滿口答應。他說：“我也認為必須趕快把圍牆修起來。款子的問題，現在正是青黃不接之際，鄙縣也很緊張。但部裡的款子久匯不至，為了公事，鄙人有個解決辦法。你是個書呆子，暫不要管這些人。由縣裡想辦法僱人、備糧、備柴、備車等等。
至於經費，等部裡款子寄到後，咱們再來算賬
，不要忘記包括你的‘大作’ 在內。”
他的突然慷慨使我既意外又懷疑，但事情已到了走投無路的關 頭，也只好由他一手包辦了。我最後也答應了送他一張千佛洞風景畫為酬謝。
♦ 常書鴻與敦煌唐代壁畫，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1948年攝
十來天以後，縣裡派來 1 個科長、1 個科員和 5 個警察，還有 100 多個民工，隨即糧食、柴草等也都運到千佛洞。經過 50 多天的施工，民工們起早貪黑，終於即將完工。不料，最後幾天，忽然出現民工逃跑的事。我一瞭解，才知道了真相。原來這些民工都是縣太爺派的公差，沒有任何報酬，民工用的糧食、柴草都是各鄉民工自備。有些鄉村收成不好，被派的窮苦民工帶的糧少，吃不飽，活又累，實在餓得難熬，只好逃回去。這訊息使我大吃一驚。
第二天我趕進城去質問姓陳的縣長。這傢伙便支支吾吾地搪塞起來，什麼“你說得有道理，但我們是個窮縣，借不出錢呀”，“老百姓對千佛洞老佛爺很虔誠，給千佛洞修牆是好事呀”等等。我對他說：“你要把每個民工的姓名、住址造一個花名冊，錢一匯到，便把報酬送還他們。”但
使我內疚的是，這樁心願始終因這筆錢未匯來而未能實現
。
不過，當時這堵千米土牆，的確對保護洞窟和林木起了很大作用。
♦ 1949年1月7日，常書鴻在《大公報》刊文《從敦煌近事說到千佛洞的危機》，回顧研究院在敦煌文物保護方面的成績，內中提到：“
研究所在這三五年來，保管方面顯著的工作，是三十三年□
（編者未能辯讀清楚）
年間造了一條長達九百六十多公公尺圍牆，把主要的石窟樹林，及中下二寺均圈在圍牆裡面。
”
（來源：騰訊新聞）
本文節選自
《願為敦煌燃此生：常書鴻自傳》
，天地出版社2021年出版，有刪節。已獲出版方授權。
作者簡介：
常書鴻
（1904-1994），油畫家、敦煌藝術研究家。1942年參與籌備敦煌藝術研究所並擔任首任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