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自大沽口受挫後，兩國便一直在開會商討對華策略。
應該承認，這兩個幾百年來交兵不斷的國家培養出了非常強大的默契。兩國均表示要對清發動大規模戰爭。
額爾金依然是英國的全權代表，格蘭特將軍作為陸軍總指揮，何伯少將任海軍總指揮；法國方面葛羅依然任全權大使，蒙託邦任法軍總司令。
對此，額爾金表示了十分無奈且毫無用處的反對：
“我活該遭此折磨，毫無疑問我命該如此。”
同時，英法兩國還在上海建立了軍事基地以供給軍隊。神奇的是，清政府不但沒有對這些軍事基地進行打擊，反而還與他們聯合起來對抗太平軍。
這或許是世界戰爭史上為數不多的奇特景象。
1860年5月，英軍侵佔大連灣，法軍侵略煙臺，他們建立起軍事基地，對渤海實行封鎖。同時，聯軍還調動了非洲和印度等殖民地的船隻，建立起萬里補給線，並透過上海作為中轉站，將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渤海地區。
顯然，清政府同樣沒有對煙臺和大連採取什麼規模性的軍事行動。
8月，英法聯軍總計三萬人，駕駛著144艘艦船逼近大沽口。
清政府自大沽口勝利以後，實力未見寸進，性格倒是愈發驕縱起來。咸豐帝面對再次來到大沽口的英法聯軍，反而對直隸總督恆福說道：
“令其照美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若謂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不知上年該夷挫敗，其辱已甚，此次現行委員給與英、法、美照會，正見中國寬大，並非畏懼求和。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雖已嚴密，聲威亦為該夷所畏，原不難使該夷再受痛創，惟念決裂之後，從此兵連禍結，遙遙無期。雖圖快於目前，而貽患於將來，恆福身任地方，尤當仰體朕心，不可因海口設防嚴密，仍存先戰後和之意，該督於接奉此旨，總須以撫局為要，不得畏難自阻，致負責任。”
而同一時間，負責駐防大沽口的軍隊也正在準備應戰，此前，山西御史陳鴻羽就向朝廷表示，不可對英法聯軍太過懈怠，雖然北塘是迎接外國使者的地方，但是也應該嚴密佈防。
“大沽在南，營城在北，北塘居中，三處聲勢聯絡，自可互相應援……英法詭秘異常，前在大沽接仗時，彼之所以致敗，與我之所以制勝，既已深知，自必戀計而思，萬一再至大沽陽與僧親王接仗，而潛於夜間，陰令步隊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駐守之兵，不得過河援應，固而南赴大沽炮臺後路，前後夾攻，則大沽甚為嚴重，雖其間新河地方亦設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繞越，且恐該處兵猝不及防，或有驚擾，轉致制動大局，此尤不可不慮者也。”
對此，僧格林沁表示：
北塘地勢崎嶇，難以行軍。一旦被英法攻擊，兩翼難以增援。是以軍隊從北塘撤軍，防守大沽口！
8月14日，英法聯軍從北塘登陸。又一路攻陷營城和新河。順利包抄大沽口，聯軍水陸協同作戰，僧格林沁率軍抵抗。恆福向咸豐帝彙報道：
“該夷炮車二百餘輛，夷人五六千名，實系眾寡不敵，然亦斃賊無數。我兵每發一炮，該夷成行倒斃，餘賊不顧屍身，仍向前進。收隊以後，是日晚間，奴才恆福給與英、佛二夷照會，尚未接準照復。”
清朝官員此時又開始犯起了哄騙皇上的老毛病。事實上，聯軍死傷輕微，法軍1人死亡，約12人受傷；英軍僅傷3人。
8月21日，聯軍攻擊大沽北岸炮臺，因炸藥中彈爆炸導致衝鋒的聯軍被炸死六十人，但清軍傷亡更加慘重。同日，聯軍佔領大沽口。
8月26日，天津淪陷。
咸豐帝又一次派出桂良試圖“安撫”英法兩國，然而額爾金和葛羅表示拒絕桂良單方面與他們“求和”，只有在咸豐帝也明確表示求和的情況下，他們才會進京換約。
而且是帶兵進京。
對此，桂良只好乖乖將聯軍的要求轉告給咸豐帝，而咸豐帝至今仍然活在幻想當中，他指示桂良：
“務令該夷先將兵船馬隊，全行退出海口，並不準多帶從人，方準來京。……即將來準其進京換約，亦不得任令該夷酋隨帶護衛，帶領兵將。”
“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拜跪如儀，方可允行……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之決戰。”
當然，咸豐帝同樣也長了個心眼，他同額爾金一樣對此前桂良的作為有所警惕，他還批示道：
“不準以顧大局為詞，再行瀆請。”
無奈之下，桂良只好以“關係國體，萬難應允”為由拒絕額爾金二人。雙方爭執不下，聯軍乾脆直接進軍北京。
咸豐帝只好又派出怡親王載垣“安撫”，而聯軍則派出巴夏禮進行談判。此時，朝堂之中認為談判代表即是聯軍“謀主”的聲音再一次出現，咸豐帝不但有了抓捕巴夏禮的念頭，而且還告諭僧格林沁，如果英法聯軍入侵張家灣，那就不必再考慮議和的事情了。
可巧不巧，巴夏禮談判的要求之一，便是清政府從張家灣撤軍。
在僧格林沁看來，這四捨五入就是入侵張家灣，於是他立即逮捕扣押了巴夏禮一行人，對此載垣也表示十分贊同僧格林沁的作為：
“該夷巴夏禮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
在巴夏禮後來的回憶中還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
僧格林沁說：“寫信告訴你們的人讓他們停止進攻。”
“這根本無濟於事”，我答道，“因為我根本無權控制或影響軍事行動。我不能欺騙閣下，讓你以為我寫的信會有如此效果。”
“我看你是死不改悔。”
張家灣隨即被聯軍攻克，他們要求清軍釋放巴夏禮，並大肆宣傳巴夏禮被關押在圓明園。
而事實上，巴夏禮此時正在北京刑部大牢……
9月21日，聯軍攻破八里橋，守將僧格林沁逃跑。
9月22日，咸豐帝表示我可不是逃跑，我去熱河打獵去了，英法兩國你們有什麼事情就去找恭親王奕訢吧。
十天前，咸豐帝還說要御駕親征……
奕訢自以為掌握聯軍“謀主”，可以同英法兩國展開強有力的談判，他要求聯軍退出北京，而聯軍則表示立即釋放巴夏禮，否則將炮轟北京。
雙方就這樣拉鋸了半個月，事實上，額爾金等人是在等待後勤的運輸。
10月6日，聯軍炮擊安定門、德勝門，順利殺進圓明園，並開始了他們的搶劫行動。
10月8日，巴夏禮被釋放，奕訢原以為這樣可以讓聯軍退兵，但隨即聯軍以“使者被虐待”為名號，對圓明園進行了“名正言順”的洗劫。
許多營銷號在談及此事的時候，往往都認為搶劫圓明園的錯誤在於清政府虐待囚徒，然而，即使是國外的一些記載，也認為洗劫圓明園發生在虐囚之前：
“In 1860，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as the Anglo-French expedition force relentlessly approached Beijing， two British envoys， a journalist for The Times and a small escort of British and Indian troopers were sent to meet Prince Yi under a flag of truce to negotiate a Qing surrender。 Meanwhile， the French and British troops reached the palace and conducted extensive looting and destruction。 Later on， as news emerged that the negotiation delegation had been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resulting in 20 deaths，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to China， Lord Elgin， retaliated by ordering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 palace， which was then carried out by British troops。”
而且，關於“虐囚”一事是否存在，國內外爭議也頗多，主要原因在於額爾金前後口徑並不一致，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只是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後找補的一大藉口。
最為關鍵的是，英法聯軍始終聲稱他們在圓明園發現了虐待囚徒的證據——畢竟他們始終堅持巴夏禮等使者被關押在圓明園。
然後，10月18日，英法聯軍焚燬了圓明園。
清政府虐囚的證據呢？
證據在圓明園裡。
圓明園呢？
圓明園被我們燒了。
額爾金在火燒圓明園前，曾貼出告示：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行為，即不能逃其所應受之責任與刑罰也。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言及違反合約起見，決於十八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舉動，人民既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懲之也。”
筆者暫時不能確定這個告示的真實性，不過有太多的營銷號在為火燒圓明園洗的時候引用了這一段，但既然火燒圓明園是為了給被虐待的俘虜報仇，為何告示中隻字不提？
10月24日，奕訢迫於無奈，與英法聯軍成功更換《天津條約》，同時又簽下了《北京條約》。條約要求割讓香港九龍給英國，繼續向兩國賠償軍費，開闢天津進行通商。並且，為了防止清朝欠錢不還，在賠款還清之前，聯軍將持續佔領天津和廣州等地。
同時，俄國也繼續打著調停的名號，要求清政府割讓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的土地，是為《中俄北京條約》。
圓明園的大火還在熊熊燃燒，似乎也在向這個王朝宣洩它心中的不滿與憤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