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芽籠（Geylang）可能有人聽說過，有人或許頭一次聽講，比起日本新宿歌舞伎町，或者是泰國曼谷的娜娜廣場（Nana Plaza）等知名紅色區，相對來說，不管是規模還是名氣都小上許多。但是有趣的是，它卻應該是目前亞洲各國，唯一能夠“真正合法從事性交易”的紅色區。
舉個例子來說，日本雖有明確的“風俗營業法”（即特殊行業管理辦法），也有規模龐大的特種營業區，但由於在1958年日本國會制定的《賣春防止法》（売春防止法）實施至今63年時間，因此從法規上看，所謂“全套”特殊交易仍然是違法的。當然從法規實際執行上來看，因為認定困難，警方並不會特別取締風俗場所中的特殊交易行為。
目前亞洲多數性產業發達的國家，也都是程度不一的“曖昧”情況：比方說在泰國、越南、韓國等地，法律都明文規定特殊交易違法且負有刑責，但紅色區依然遊走灰色地帶實質存在，甚至十分興盛。
在白天，芽籠這裡與新加坡CBD（中心商業區）以外的大多數地方，並沒有太多的差異。略顯陳舊的民房林立，也有賓館、商鋪與寫字樓。但每到黃昏來臨，這裡就會變成另一種面貌，女性工作者開始三三兩兩出沒於路旁，招攬生意。
壹
19世紀起的獅城性產業
說起獅城新加坡的第三特殊產業，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的時候。據《Ah Ku and Karayuki-san》（中文譯名為“阿駒與唐行小姐”）一書中描述，由於英國殖民時期大量的勞動力從其他國家被引進到當地，造成男女性別比例極度不平衡，即便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一開始將特殊交易認定為非法行為，但是在“需求驅動供給”之下，仍然存在為數不少的女性迫於生計“義無反顧”加入該行業——當然，當時其中不少人，是被拐賣甚至是被迫來到新加坡出賣身體，她們多半來自日本與中國。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加坡的英國總督乾脆改變策略採取放任不管的政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嚴禁白人女性從事特殊工作”。根據史料記載，所有以“白人女性”為主的那種場所在1916年全部倒閉；同時，翌年也頒佈禁止透過“拐賣”的方式讓婦女成為特殊工作者的政策。
在這之後，新加坡殖民政府開始規劃所謂的“紅燈區”，讓性服務逐漸特區化、制度化，並且需要取得執照。雖然此時大多數的工作者並未遵照當局的法規，不過或許基於規模經濟的效益，此時的芽籠區和周邊，已經開始聚集較多相關行業人員。另外，大規模的“妓院”在1930年前後也被禁止，但個體的性工作者則屬合法。
貳
新加坡獨立後，走向立法管制與專區經營的政策
隨著時間逐步推移，二戰期間新加坡因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日本佔領了。此時新加坡的特殊產業主要以服務日本帝國軍人為主，規模更是達到另一個高峰值。這個所謂的“盛況”一直延續到了1950年初，甚至被當時的女權運動風雲人物希琳．福斯達（Shirin Fozdar）指責：“整個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技’院”。
這樣的負面印象，也讓二戰後在當地掌權的人民行動黨及其帶頭人李光耀，在1960年時一度宣佈女性工作者違法。但在新加坡獨立後的1970年代，對於第三特殊產業的管理，又逐漸走向法制化與設立專區的政策路線。
在此之後，新加坡透過不斷地制定或修訂法律，以及完善各項條文規範，大抵成為我們現如今在新加坡所看到的紅色區樣貌：站在街角的個體女性工作者，以及以“按摩店”、“桑拿”、“會所”為招牌的各式特殊交易場所。
當然，並非所有的“按摩店”都提供特殊服務。只不過新加坡芽籠區大多數提供特殊服務的場所，並不會明目張膽地以“‘技’院”作為招牌，而是透過包括按摩店在內進行包裝，以較曲線的方式作為營業的門面。另外，在“合法紅色區”內的女性工作者，未必都是“合法工作者”——由於前面所說的“黃卡”相關規範比較嚴格，紅色區內仍有部分女性工作者並沒有獲得相關資格。
根據官方統計，新加坡政府大約共發出了1000多張合法牌照給女性工作者——不過，想當然就知道，實際從事該行業的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比方說在2016年，新加坡警方大規模掃蕩非法特殊行業，陸陸續續逮捕了超過2000名沒有合法執照、且屬於外來移工身份的女性工作者。至於從事這行的工作者總數，一般估計是在15000到20000人左右這還是2017年的估測資料。
叄
“黃卡”保障，但也嚴格規範合法女性工作者
暫且撇開非法和“灰色地帶”的女性工作者不談，在新加坡，紅燈區內合法的女性工作者，基本上其工作權是受到保障的，但需要取得執照、也需要納稅，同時有著十分嚴格的相關規定。
比如，不論是本地或外籍的女性工作者，必須先跟新加坡警方簽訂一份檔案，保證遵守一系列嚴格規範，包含“下班之後要立刻回家”、“必須在特定區域招攬生意”、“外籍女性工作者不得服務新加坡籍客人”，等等。之後，才可以獲得政府核發的工作準證，俗稱“黃卡”（yellow card），方能從事性行為交易。
而“黃卡”的持有者，基本上除了必須每個月做健康檢查之外（費用自行負擔），還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年齡在21至35歲之間；（二）不可以是穆斯林；（三）在身份證上的性別不可以是男性；（四）外籍工作者，必須來自核準的國家名單（例如：馬來西亞、中國、泰國、越南等）。（五）外籍人士的“黃卡”，簽證資格等同於WP（申請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國工人），但2年內需要離境，且終身不得再以同樣身份進入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政府2017年的統計，絕大多數持有黃卡，合法的性工作者是來自移民族群，目前以中國、泰國與越南居多，新加坡本地人則除非生活所迫，否則大多不太願意從事這類的工作。
畢竟，在傳統思維和刻板印象之下，從事特殊工作在當今新加坡社會的情境中，依然算不上一份體面的職業；更有甚者，即使是合法的女性工作者，仍然會遭到來自各方的歧視與攻擊。
新加坡非營利組織The Project X就陸續針對性工作者進行調查，發現“言語騷擾”和“肢體攻擊”，為該產業從業者最常面臨的兩大問題。其中某些“語言羞辱”，甚至可能來自警方或移民局官員。
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但比例上應該只是少數個案。根據Project X的訪談資料，大部分的相關案件，新加坡警方均會嚴肅且及時的作出處理。
而以上還是合法工作者所提供的資料，若是把樣本放大到其它灰色地帶的女性從業人員，可能問題更加嚴重。
肆
合法規範，仍有助於減少剝削與公共衛生宣傳
儘管在“特殊交易專區合法化”的新加坡，仍有不少非法的女性工作者，也仍存在部分社會爭議。但整體而言，由於將這個經常被諸國“曖昧處理”的產業規範檯面化、法制化，相對來說也減少了執法上的灰色地帶，同時也較能確保合法女性工作者的權益。
同時，為數眾多的非營利機構，也紛紛進行調研、招募義工，給予特殊工作必要的幫助。包含在主要紅色區的芽蘢、德斯加路、豪傑大廈一帶免費發放避孕套，定期組織宣傳講座，並在公共健康問題、法律諮詢等方面，提供女性工作者協助等。
最後，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新加坡性工作者的收入：根據南早的報道，在新加坡，最“陽春”30分鐘的特殊服務，收費大約在50新幣（約240元）左右；而結合按摩、洗浴等“複合式服務”，或是加上旅館、過夜等費用，價格另計，可能在數百到數千新幣不等。
若一週工作5天，扣除掉“機構”、“媽媽桑”大約20% -40%的抽成後，一名普通性工作者的月收入大約會落在新幣4000元左右（約19212元）——當然，在這個行業裡，也有所謂的“紅牌”，她們的收入自然又會高上許多。
近年，是否成立“特殊交易專區”、並將專區內的“買賣雙方”除罪化，在一些地方引起不少的討論。
有人認為，這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特殊產業，確實無法以所謂的法律禁止或道德訴求去完全根絕。因此與其走“表面非法、實質不罰”的模糊地帶；不如在立法妥善規範與配套的前提下，一切按照制度規範與市場機制，讓交易雙方資訊公開透明，也能減少因“地下化”而衍生的種種弊端。
畢竟，雙方合意之下、有衛生保護措施的特殊服務，也就只是一種滿足慾望的產業而已，無論是服務提供方或購買方，都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惡行。
政府真正該做的，是如何儘可能地減少法規難以觸及、保障的“灰色地帶”；以及在那些地帶中所發生的不公平交易與非法行為。
新加坡在“特殊交易專區”上的種種做法，或許不見得都適合我們，但其將產業攤在陽光下，落實法制管理的精神，或許頗值得亞洲各國參考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