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很多人，和主頁君一樣，看了這部劇，才委實覺得長安之繁華絢麗，實在驚為天人。尤其是上元節時華燈初上、花車遊行的長安盛景，可謂氣象巨麗、儀態萬千。大唐著名歌手許鶴子一曲《短歌行》更是唱盡長安的快樂與虛無，無不讓聞者隨之吟唱、落淚：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然而，在這極盡快樂的背後，是另一個長安。藏於地下，無人知曉。富貴與貧窮就像同一個空間裡的太陽和月亮，階層相隔，永遠不會相見。青樓女丁瞳兒也唱《短歌行》，終究不再綺麗，反而多了一些悲壯。這部劇高明的地方不僅在於它再現長安盛景，講皇室與貴族的爭鬥權謀之事，更講長安城的可憐人、傷心事。
本文參考講談社·中國的歷史06
《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1.
長安的另一面：
平康坊青樓女
據《北里志》記載，長安城內東城的商業中心區叫東市，北里就在東市旁邊的平康坊的一角，其附近有高階官僚們的居住區。到了唐代後半期，在平康坊和其北邊的崇仁坊一帶集中了許多進奏院，進奏院相當於各地藩鎮駐長安的辦事處。在平康坊北側有一條橫貫東西的道路，乃是連線長安城東邊的正門春明門和西邊的正門金光門的主要大街，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從平康坊面朝大街的北門進去，坊左側（東側）大約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區劃就是“北里” 的所在地。
大體上來說，整個唐代這裡都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詞，在文獻記載中可以見到玄宗的天寶年間年輕人出入此處的記錄。
北里的內部按照道路分為三個部分：從北到南分別是北曲、中曲、南曲，其級別依次升高。關於“曲”的由來，或許可以說其是來自於“局”、小巷、或者是道路的入口處等意思。
北曲在坊的最北側，恐怕是沿著坊牆排列的小小的妓館，推測其當是供外地來京的打工者，或因貧窮而結不起婚的下層百姓解決性問題的地方。而中曲和南曲的情況就不同了，紅牆綠樹環繞，院內花草假山，院子四周分佈著風格各異的客房，可以舉行宴會。此外妓女們各自在自己的房間接客。可以想象，各曲分別有數十家這樣的妓館，總共大約有妓女一千名左右。
來中曲和南曲玩樂的人大都是些中產階層。高官們並不太來這裡，他們一般都納妾，而且有專屬的妓女（稱作家妓），沒有必要出入這些場所。因而中曲和南曲的客人主要是中下級官僚、出入進奏院的地方官以及文人墨客和一部分商人。此外來妓館的人還包括科舉的進士及第者以及進京趕考的學子們。因此，只要有擅長詩文書畫、精通歌舞音律的名妓出現，妓院就彷彿變成了有教養的上流人的遊樂沙龍。
在花街柳巷的燈紅酒綠背後，乃是一個人欲物慾橫流的世界。妓女們多是來自於貧窮的農家姑娘。透過或是被騙或是無奈賣身等各種各樣的形式，良家女子經過人販子之手來到了這裡。為了把這些女子訓練成為合格的妓女，妓館的主人在買入這些姑娘以後，就和她們結成義母（養母）和義女（養女）的母子關係，並對其待人接物等進行嚴格的培養訓練，其中也包括從讀書寫字到寫詩作文等教養內容。
應該說，這些義母（養母）中有一些人的文化素養相當高。可是另一方面，義母又隨時監視義女的行動，貪得無厭地榨取客人，因而被冠以“爆炭”的外號。同時，這些義母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意，往往嫁給住在進奏院的地方官和大商人，還有人索性嫁給黑道的地痞以求庇護。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看作為義女的妓女們的情況。在義母的盤剝監視之下，對於妓女們來說最大的放鬆就是每月逢八的三次廟會。這一天她們獲准結伴去同一平康坊內靠南邊的保唐寺，聽取僧人的講經說法。為了看看這些漂亮的妓女，當天在保唐寺門前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擁擠不堪。也有妓女在此碰見熟客以後將其帶回妓館。心黑手辣的義母則在廟會這一天，向每個妓女徵收銅錢一緡（一千文）。此外，當妓女想自己休息而拒絕接客時，每天也必須向義母支付一千文錢。由此可以推知，恐怕每個妓女每天的實際收入大致就是一千文左右吧。如果說當時一斗米（一個成年人五天的量）值一百文錢，那麼一千文錢就相當於一個成年人五十天的伙食費。由此可知，去花街的中曲和南曲逛一天需要多麼大的開銷了。
2.
律令制
唐代實行律令制。李必將張小敬從死牢中撈出，令他辦案。在這部劇的開篇，張小敬半信半疑，對此質問：大唐還沒到是個公子哥，就可以無視唐律的時候。“律”是刑罰法，而“令”則是非刑罰法。唐受北魏影響，律令制與貴族制共同作用，影響國家運轉。
無論是在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這一中樞形態之中，還是在職掌相互重疊的諸中央機關以及由數人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並非單純上傳下達的橫向關係。而在這種橫向關係之中，則可以明顯看到魏晉以來的貴族制的影響。無論通過當時看重門第（出身）的社會觀念、還是通過當時人們的高度的文化教養素質，抑或是從當時社會體制中重視儀禮的情況來看，都可以說隋唐時代無疑是一個瀰漫著濃郁的貴族制氣息的時期。
從律令官制和貴族制的關係，我們可以想象到當時的統治權力鬆弛的狀況。換言之，即
這一時期存在著制度渙散以及對於制度的隨意性解釋等問題。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玄宗時代後期以後“恩寵”這種私人關係何以能夠流行，家世門第不清不白的安祿山為何能夠出現在政治大舞臺上。
劇中有兩個人物雖然是大貴族出身，但分別在宰相和太子門下做事，絲毫不敢逾越半分，唯唯諾諾，也可以說是唐朝官制的表現。
劇中，林九郎指責吉溫
太子右衛率姚汝能乃姚崇之孫
即便是貴族這樣的名門望族，也很難斷絕和官場的關係而獨立存在。即便由於婚姻關係、文化性、抑或財政基礎等方面的因素，他們得以保持自己作為貴族的體面，然而他們也看到，倘若自己一旦失去與政界的聯絡，就會立刻被時代所淘汰。
實際上，以前的六朝貴族就是基於九品官人法而確保自己與官場聯絡的貴族。此外，唐初圍繞《貞觀氏族志》而起的山東貴族博陵崔氏的待遇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反映了貴族立場的象徵性事件。即一方面山東貴族具有潛在的巨大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屈從於現實的政治。唐代的貴族們在經歷了上述事件之後，加強了與官場的聯絡，其後也積極地參與了科舉。
可是，如果僅此就強調說唐代的官僚制居於優勢地位，那也未免有些性急。實際上就像唐室自己就十分在意《氏族志》一樣，整個有唐一代，重視家世出身以及貴族教養的空氣始終沒有大的變化。
即使從律令官制裡被稱之為三省六部的中樞官制的構造中，也可以看出其中殘留著南北朝以來的貴族制的巨大影響，三省六部並非是一個在皇帝的絕對權威之下實施統治的體系。也就是說，貴族制和官僚制乃是一種相互補充完善的關係，唐代的律令制就是這種關係的集約表現，這也可以說是唐朝的特質。
3.
繁華將盡
有一個人不得不說，就是從戶部調入靖安司的
徐賓
。劇中，他開創大案牘術，能從浩瀚繁複的文書中，第一時間找出關鍵材料，被何監委以重任。長安當時是國際大都市，人口密集，案卷繁多，的確難以統計。
在長安城內生活的人們包括上至皇帝下到流浪漢的各種人。關於長安城的人口有各種說法：有接近於歷來的通說的一百萬人說，還有一百五十萬人說，近年還有一種呼聲很高的看法，認為長安的人口當在五十萬至七十萬人左右。長安在行政方面由萬年和長安兩縣構成，其管轄區域也包括周邊的城外地區。城內城外合計，兩縣的戶數約七萬五千戶至八萬戶，一戶按照五個人計算的話，總人口當在四十萬人左右。這些都是在戶籍中登記過的人，也就是“編戶 ”。在迄今為止的研究中，根據這一資料來研究城內的人口數，推斷出城內的居民應該有三十幾萬人。從“編戶”總數中減去城內居民，剩下的近十萬人就是住在城外的農民。
關於長安的“坊”，如果從規模上來說，一個坊的規模相當於地方上的一個縣城或者與其接近的大型聚居地。如果是外地的縣城，農民們也都住在縣城裡，白天出城下農田幹農活，然而在長安的居民中卻見不到農民的身影。儘管據說長安城的南部實際上是農田，但是住在坊內出城去從事農耕事實上是很困難的。但無論是從居民所需糧食的生產，還是遇到危險的時候的保護，或者是日常的往來以及各種雜務的分擔，城外和城內都是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是長安的居民。
“編戶”之民四十萬人，朝廷以及與朝廷相關者合起來三十萬人，士兵及其相關人員約十萬至十三萬人左右，戶籍登記漏網的人大約十數萬人，全部加起來正好一百萬人左右。由此足證長安人口一百萬人這一通行說法是一個恰當的估算。在當時的世界上來說，擁有百萬人口的都市僅此一家。僅僅從這一點來看，唐代就無愧於世界帝國的稱號。
隋唐王朝都以“均田”作為國是，並在律令的《戶令》中就此作了詳細的規定。本來，在均田制的背後就貫穿著一種想法，即自井田制以來的土地均分以及平均的思想，而均分土地的前提則是土地的國有 （公有）。只要公開打出均田制（均田法） 的旗號，那麼統治者就可以確保政權統治的正當性。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稅收。只要土地是國有（公有）的東西，作為其代價，農民負擔稅役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與均田制對應的是稱之為租、庸、調的稅制。唐代以“丁”（成年男子）為對象徵收的“租”為粟2 石；“調”是絹2丈、棉3兩；“庸”指的是“丁”每年承擔勞役（歲役）二十日，或者取代勞役一天納絹3尺。這些稅目原來都是分別實施的，到了隋初統一為正稅，按照“租”=勞役15日，“調”=勞役15日的標準，全部可以換算成為勞役。也就是說，整個“租庸調”相當於年間五十天的勞役。
唐代以後，按照戶等為基準繳納的義倉米作為與土地（資產）相關的正規賦稅，成為地稅而固定下來。此外，還出現了與戶等對應的戶稅，以戶稅充當官吏的俸祿以及被稱之為“公廨錢”的政府經費。這種與資產和戶等相關的非人頭稅，遂成為以後的兩稅法的濫觴。唐後半期以後，律令制的支柱均田制（土地制度）和租庸調製（稅制）解體，變成了兩稅法。
繁華的長安背後，是日暮西山的一面。從上面長安城人口的構成，我們便可以知道長安城的非生產性人口非常多，頭大身小、基礎很不穩定。租庸調和編戶是關係到民心的國家制度，但君主忙於驪山溫泉享樂，官員忙於爭權，基層越來越怠惰，長久下去，小小的損失看不出來，但正如劇中徐賓所言：
人心的失望，就是從這些小事開始的。
文字、編輯：榮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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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中的“隋唐”一卷。
《中國的歷史》為日本講談社百週年獻禮之作，是日本歷史學家寫給大眾的中國通史讀本。叢書自上古到近代，內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為日本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作品大多構思巧妙，寫法輕鬆，觀點新穎，富於洞見，但同時又吸取了近些年來的諸多學術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讀性與嚴肅性兼備的重磅歷史佳作。
一般教科書對隋代的歷史總是匆匆帶過。氣賀澤先生對於隋朝的歷史，則頗為重視，有些看法頗為新穎。作者特別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設上的成就，認為高熲、蘇威幾個人合作，短短几年時間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制度變革，從而奠定了隋朝開皇之治的基礎。作者特別強調佛教對於鞏固隋朝統治的意義。就全書的側重點而言，作者對於貞觀之治評價不高，論述簡略；對於武則天的掌權，則與同時期日本等東亞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權做出聯想。與一般中國教科書或者斷代史不同，作者對於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長安和洛陽的城市景觀、五代山及房山雲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專門的敘述。在國際中國史研究中，日本學者有獨特的優勢，形成了自己學術風格和學術傳統。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當代日本隋唐歷史研究綜合性成果，體現了日本學者觀察隋唐歷史的獨特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