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於13世紀的元朝，境內囊括了蒙古、漢、女真、契丹、畏吾兒等諸多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契丹、女真等族在內的為數不少的廣義上的“漢人”（即北方人），主動放棄了原民族姓名，改用蒙古姓名，甚至一些人還主動給自己的子女起蒙古名字。
蒙古汗國疆域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人為什麼改用蒙古姓名？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蒙古統治階層的“賜名”
縱觀元朝百年，漢人改用蒙古姓名者可謂不勝列舉，而改用的方式以及目的也不盡相同。其中，蒙古統治階層“賜（姓）名”的案例，佔據著很大的比例。其中，元世祖忽必烈賜姓賜名人數最多，甚至對某些人“數次更名”，以示重視。
在今天看來，蒙古統治階層“賜（姓）名”操作的背後，蘊含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具備著很強的“統戰”內涵。
1） 賜名“拔都”，褒獎進取和有功之人
實際上，“拔都” 即“巴圖”的另一個音譯，是古代北方民族流傳已久的用來讚揚勇敢的美稱。早在蒙古汗國建國之初，蒙古統治階層屢屢將此名號賜予英勇善戰的漢人。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異樣”的面孔
《元史·張拔都傳》：“張拔都，昌平人。歲辛未，太祖（成吉思汗）南征，拔都率眾來附，願為前驅，遂留備宿衛。從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河西諸蕃，道隴、蜀入洛，屢戰，流矢中頰，不少（退）卻。帝聞而壯之，賜名拔都。。。。”
《元史·楊傑只哥傳》：“楊傑只哥，燕京寶坻人，家世業農。。。。進攻徐州，金將國用安拒戰，傑只哥率百餘騎突入陣中，迎擊於後，大敗之，擒一將而還。皇太弟國王（拖雷）駐兵河上，見之，賜名拔都，授金符，命總管新附軍民。”
《元史·王昔剌傳》：“王昔剌，保定人。初事世祖，以其有勇略，遂賜名昔剌拔都。從攻釣魚山及阿里不哥，累功賜金符，授武衛親軍千戶。”
《元史·張弘範傳》：“至元十二年（1275），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張）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後賜名拔都。”
蒙古汗國的炮兵中，有很多來自中原的能工巧匠
有趣的是，一些漢人武將得到的“拔都”賜名中，還會新增諸如“也可”（大）、“哈剌”（黑）等修飾詞，以示忠勇。
《元史·鄭溫傳》：“鄭溫，（河北）真定靈壽人。。。。憲宗（蒙哥）徵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見，具言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
《元史·攸哈剌拔都傳》：“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代）農家，善射，以武斷鄉井。。。。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炮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興哥恣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拔都。”
細密畫中的蒙古軍隊
對於這些出身普通的漢人而言，蒙古統治階層賜名“拔都”以示褒獎的舉措，得到了極為正向的反饋。
《元史·攸哈剌拔都傳》：“丁亥（1227）五月，奸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於陣。”
《元史·楊傑只哥傳》載：“己亥，宋兵至，已登歸德城，傑只哥率眾拒戰，敗之。率舟師追擊，轉戰中流，溺死，年四十。子孝先、孝友。孝先，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孝友，鎮江路總管。”
實際上，諸如黃州人管如德、唐兀人昔裡鈴部、雲中人按竺邇等得“拔都”賜名者，其命運也與上面二位大同小異，可謂慘烈。
元朝的貿易經濟，在當時是非常發達的
2） 賜名“蒙古歹”等，有意“蒙古化”
蒙古勢力入主中原後，為了鞏固統治，大量任用漢人儒士，實行“漢法”。不過，他們並未像北魏孝文帝一般“全盤漢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漢人胡化”的舉措。其中，給漢人賜名“蒙古歹”的行為，就是具體表現之一。
實際上，“蒙古歹”中的“歹”，在蒙古語中有“部族”、“姓名”等多重內涵。如“塔塔兒歹”，就有“塔塔兒部人”之意。
早在成吉思汗時期，他就賜予了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子善哥此名。“庚辰，留哥卒，年五十六。。。。。（留哥妻子）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沒，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闍今為蒙古人矣，。。。。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薛闍弟善哥，賜名蒙古歹，命從親王口溫不花。”
在當時的蒙古統治階層看來，飽受好評的薛闍“已經成為蒙古人”，而善哥也緊隨其後“被視為蒙古人”。
古代契丹人形象
窩闊臺和蒙哥等人，也有將此名賜給漢人的記錄。
《元史·石天麟傳》：“天麟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帝命中書令耶律楚材釐正庶務，選賢能為參佐，天麟在選，賜名蒙古臺。”
《元史·信苞傳》：“丙辰（1256）大理國王室後裔信興智獻地圖，歸順。憲宗賜名摩訶羅嵯（蒙古人）。”
《元史·太平傳》載：惠宗（元順帝）對賀惟一“賜姓蒙古氏，名太平”。
一言概之，以“蒙古歹”為代表的蒙古姓名，一定程度上與“國姓”無異。在蒙古統治階層看來，儘管他們不是“血統上”的蒙古人，但已被“劃入”進了“蒙古圈子”。
對於獲得“國姓”的漢人將官而言，能獲此殊榮自然是感激涕零，榮耀無比。在今天看來，這種賜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化他族、實行同化的作用。
3）賜予“技術人員”和士人以蒙古姓名，以示褒獎
對於以武力奪天下的蒙古統治階層而言，武器與裝備製造尤為重要。因此，蒙古人每征服一地，都會大肆蒐羅工匠等“技術人員”，並委以重任。為了彰顯對他們的重視，統治階層會賜予裡面的佼佼者以蒙古姓名。
《元史·列傳卷九十（方技）》：“孫威，渾源人。幼（年）沉鷙，有巧思。。。。。善為甲，嘗以意制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這裡的“也可兀蘭”，有“大工匠”之意。
《元史·張榮傳》：“。。。。庚辰八月，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太祖（成吉思汗）召問濟河之策，（張）榮請造舟。太祖復問：“舟卒難成，濟師當在何時？”（張）榮請以一月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太祖嘉其能而賞其功，賜名兀速赤。”這裡的“兀速赤”，有“善水者”的內涵。
伊爾汗國的龍，帶有明顯的中原游龍風格
除了工匠，像服務於蒙古汗庭的廚師、醫生等“技術人員”，同樣頗受統治階層的重視，也是賜蒙古姓名的重點物件。
《元史·賈昔剌傳》：“賈昔剌，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為庖人（廚師）。。。。遂從睿宗（拖雷）於和林（蒙古汗國首都），典司御膳，以其須黃，賜名昔剌，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倖之。。。。帝（窩闊臺）復思之曰：‘昔剌在吾左右，飲食殊安適。’。。。。年老，謝事，病篤。。。。追封聞喜郡侯，諡敬懿。”
《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傳》：“劉哈剌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醫生）。至元八年。。。。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剌斡脫赤。。。。（至元二十五年）更其名曰察罕斡脫赤，賜以鈔五千貫。。。。（至元二十九年）帝曰：‘然則哈剌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
視察大運河工程的忽必烈
另外，對於一些頗受器重的知識分子，蒙古統治階層也會賜其蒙古姓名。
《元史·移剌捏兒傳》：“太祖對契丹人移剌捏兒，賜名賽因必闍赤（好文人）。”
《元史·李禎傳》：“李楨，字幹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入為質子，以文學得近侍，太宗（窩闊臺）嘉之，賜名玉出幹（幼弱者）必闍赤。”
《元史·燕公楠傳》：“世祖對南人儒士燕公楠，賜名賽因囊加帶（好的南方人）。”
實際上，與賜名“拔都”一樣，賜予這些“技術人才”和知識分子蒙古姓名，其本質就是使其誠心誠意地為建立和鞏固元朝的統治服務。
4） 賜予綽號，以示親近
有趣的是，蒙古統治者還會根據一些漢人的容貌特徵，賜予綽號。
《元史· 劉敏傳》：“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里人。。。。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一日，帝（成吉思汗）宴諸將於行營，敏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之，召問所自，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玉出幹，出入禁闥，初為奉御。”
《元史· 耶律楚材傳》：“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仇，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裡而不名，吾圖撒合裡，蓋國語長髯人也。”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號玉泉老人，號湛然居士，蒙古帝國時期的政治家
坦誠說，這種帶有一定戲謔成分的綽號，絕無取笑和嘲諷之意，而是大有“拉近彼此關係”的含義，使他們更好地為統治階層服務。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漢人改用蒙古名字，在蒙古化的道路上向前邁步，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元朝漢人“蒙古化”的程序。
2）漢人蒙古姓名與入仕之途
坦誠說，能得到賜蒙古姓名的漢人，可謂鳳毛麟角。實際上，大部分漢人的蒙古姓名，都是“自取”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著想。
元朝官員服飾
在元朝，中央以及地方官員的任命，“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的最高長官“”、非蒙古人不授”。縱觀整個元朝，擔任中書省右、左丞相之職的，僅有史天澤和賀惟一二人而已。至於路、府、州、縣等地方統治機構中執掌實權的“達魯花赤”，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擔任。
一言概之，漢人要想在中央和地方統治機構中擔任要職，可謂難上加難。或者說，漢人要想進入元朝的最高權力機構，只有“獲得”蒙古人資格，並改用蒙古姓名後，才能實現。
以元末年賀惟一為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此）辭（職），詔特賜（蒙古）姓而改其名。”也就是說，賀惟一有了“欽賜”的蒙古姓名後，才有了擔任御史大夫的“許可權”。
忽必烈
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佔據著大多數的漢族知識分子，為了謀取官職或其他某種利益，紛紛改用蒙古姓名，混跡於蒙古人中，升官晉職，登上政治舞臺。甚至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奉元路陳望叔偽稱燕帖古思太子，伏誅”。
當然，我們不能說，漢人“改蒙古姓名”的行為，都是為了升官發財。但史料中不少漢人改用蒙古姓名的記錄，大多跟仕途升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如《元史·成宗紀》記載，“各道謙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但實際情況是，在不少地區，改用蒙古姓名的漢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充任此職。
如根據《元秘書監志》的記載，蒙古名為朵列禿的儀陽人師克恭，於泰定二年（1325）由工部尚書出任為江西廉訪使；蒙古名為忙哥不花的漢人呂元臣，於至正元年（1341）出任廣西廉訪使。
狩獵的忽必烈
大德八年（1304）三月，成宗鐵穆耳下詔：“諸王、附馬所分郡邑，達魯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直、契丹名為蒙古者皆罷之”。至大二年（1309），“各投下多是漢兒、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達魯花赤。今後委付蒙古人者，若無呵，於有根腳色目人內選用，欽此。”延佑三年（1316），“有姓漢兒達魯花赤追奪宣敕， 永不敘用。”
一言概之，對於不少漢人而言，“蒙古姓名”對於入仕朝政，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
3）元朝漢人的“蒙古化”程序
隨著不同地域民族間的頻繁來往和密切接觸，元朝的民族融合也就隨之而生。實際上，“漢人蒙古化”和“蒙古人漢化”，是同時存在且並行的。作為本文重點的“漢人蒙古化”程序，與元朝蒙古語的“全民化”，有著必然的聯絡。
脫脫草書《題璇璣圖》，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開始，蒙古語的地位可謂逐步攀升。到了忽必烈時期，蒙古語作為統治階層使用的母語，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首先，元朝皇帝皆說蒙古語、用蒙古文。一些皇帝要想聽取漢族高階官員的工作彙報，必須藉助翻譯才能實現；“詔令皆用蒙古字”， 再譯成漢文之後頒佈於全國各地；元朝皇帝要想欣賞漢文古典名著，同樣依靠專業的翻譯人員，將之翻譯成蒙古語文字。
其次，元朝皇帝都很重視蒙古文字的使用和發展。成吉思汗在建國之前，就命畏吾兒學者塔塔統阿“依畏吾字書國言”；到了忽必烈時期，他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並規定“譯寫一切文字，。。。。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布）降（旨）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八思巴文字母表
第三，元朝統治階層創辦蒙古語學校，鼓勵漢人學蒙古語。據史料記載，到了元末時期，福建一帶的民間書坊，還數次刻印銷售蒙漢對譯小冊子《至元譯語》。其序言云：
“至元譯語，猶江南事物綺談也。當今所尚，莫貴乎此。分門析類，附於綺談之後，以助時語云。記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通。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狄鞮，北方曰譯，譯者，謂辨其言語之異也。夫言語不相通，必有譯者以辯白之，然後可以達其志，通其欲。今將詳定譯語一卷，刊列於左，好事者熟之，則答問之間，隨叩隨應，而無馱舌鯁喉之患矣。”
這裡的“綺談”，就是美豔言辭。簡單地說，在當時漢族和漢文化匯聚傳承中心地帶的江南地區，蒙古語頗受世俗崇尚並風靡一時，甚至以之為美，以之為榮，到了“當今所尚，莫貴如此”的地步。漢族知識分子們學習蒙古語的熱情，可見一斑。
在這種重視蒙古語的大環境下，不少漢人精通蒙漢雙語，並主動改用蒙古姓名。如宣撫司譯史入仕的契丹後裔蕭君弼，其父愛納霸突兒精通蒙古語，本人“素練國典，且閒譯語”，或為父子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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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臨近尾聲，我們簡單總結一下元朝漢人使用蒙古名字的主觀原因：
一是冒充蒙古人，意在混入怯薛或便於謀求達魯花赤等非漢人官職。這一類人往往隱瞞漢姓，使用單一的蒙古名字。如大都路匠人常山兒改名也先帖木兒，“敬受濟王令旨”充當濱州達魯花赤。
二是追逐以統治民族為尊的時尚。因為他們沒有冒充蒙古人的動機，因此自行使用蒙古名字。即簡單模仿蒙古人常用名字，且與原有漢姓相拼合。如行省平章劉二拔都、中書參知政事呂合剌、中書平章蕭拜住、秘書少監史也先不花等等。
4）結語
許有壬在《大一統誌序》中，概括“元朝盛世”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這說明，元朝雖然“地有南北、人分華夷”，但有著趨同的文化精神，這便是多元一體、海納百川的中華文化。
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主持製作的簡儀
客觀地說，中華文化中“多元一體”的特質，不僅是團結中國各民族同胞深度交往的紐帶，更是消除文化隔閡的“粘合劑”。在認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包容、理解、尊重和珍惜“他族”文化，是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