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剛和爸媽打了電話。
形式照舊的一通噓寒問暖最後結束問答。
但突然他們加了一句：
我們現在身體都好，不需要掛念我們。
那以後呢？
這是我第一次開始想這個問題。
父母的身體不會永遠強健，
養老終會是我們在未來遇見的一道關口，
尤其對於這代獨生子女而言。
他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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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正在照顧一位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老人，老人的孩子是獨生子女。圖/CFP
摘要：
早在十年前，社科院專家估計，我國獨生子女的總量已經達到1。45億左右。家庭結構的單一，意味著功能的脆弱。經濟供給、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都成為獨生子女在贍養父母時，面臨的壓力。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已經邁入中高齡老人的行列，1980、1990年代出生，曾經獨享闔家寵愛的獨生子女們，到了要供養父母的時候。在豆瓣的一個小組裡，五萬個獨生子女分享著那些焦慮、無助、痛苦、甚至憤恨。
文 |
蔡家欣
編輯 |
王珊
日暮時分，一輛白色轎車停在合肥某小區樓下。熄了火，武安沒有下來，一個人躲在裡面。工作一天之後，這是她格外珍惜的十五分鐘，只屬於她一個人。車窗外，天色漸暗，不知何時，燈都亮起來了。
望向屬於家的那扇窗戶，她沒有勇氣上去。
這個點，家裡的電視機，大機率會播放安徽當地的摜蛋（一種撲克遊戲）節目。父親靠在床上，津津有味地評價戰況，旁邊的母親一臉愁容。餐桌上的飯菜，應該沒怎麼動過。父親癌症晚期，受病痛折磨，胃口差，幾乎吃不下東西。
武安26歲，是家裡的獨生女，很多事情都等著她拿主意：父親的病情進展，治療方案，甚至是墓地選在哪裡。
她還記得父親第一次手術的時候，醫生在手術室門口大喊，家屬在嗎？手上捧著一個大鐵盤，剛切下來的膽組織在上面攤開，血肉模糊。母親捂著嘴，跑出手術等候區，蹲在走廊的臺階上哭泣。
沒有別人可以指望了。
父親正躺在手術檯上，武安一個人站在醫生面前，聽取手術過程，決定是否使用鎮痛棒，簽下自己的名字。
那時她剛剛大學畢業，順利考入省會合肥的公務員系統。父母給她買了車，又籌劃著在她單位附近買房。原來的設想裡，未來三年結婚生子，父母退休，來合肥養老，幫忙帶小孩。第一次發現父親在吃延緩衰老的保健品時，她眼眶一下子溼了，哭著說，
“沒想到你會老。”
正是那段時間，父親開始消瘦，沒過多久，就確診了。武安把父母從縣城接到合肥，在陌生的城市裡，工作，租房子，跑醫院，託關係找熟人問病情……生活突然變得一團糟。
往後的日子，孤軍奮戰的時刻只會越來越多。
父親生病三年，她白天跑醫院，晚上回辦公室加班。
深夜，父親血糖突降，她要趕緊送醫院；住院臨時做檢查，她要請假，掛號跑單子；有時候父親做了一場噩夢，母親也會哭著打來電話，要她回去。
她太恐懼電話鈴響起的那個時刻了，就像一顆不定時的炸彈。每一次家裡來電，接通前，武安都要深吸一口氣，準備迎接最壞的訊息。有一次，母親在電話裡說，父親執意要自己坐輪椅去醫院。武安正在單位開會，擔心父親路上著涼，當著十幾個同事的面，“唰”地一下，大哭起來。同事都被嚇壞了，問她怎麼了，她也不講，拿起車鑰匙，直奔醫院。其實那段時間父親總是鬧小情緒，哄哄就好了。但這一次，她撐不住了。
家裡的事情不好跟同事講，武安總這樣覺得。閨蜜和男朋友雖然很幫忙，但那種切身的痛苦，
“沒有任何人能幫到你”。
她只能將這些情緒發洩在豆瓣“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裡。至少5萬個獨生子女在這裡分享彼此的焦慮。小組簡介裡寫到：
1980、1990年代出生，獨享闔家寵愛的獨生子女們，終於快到了要供養父母的時候了。
小組組長是一個叫呂薩拉的豆友。呂薩拉的爺爺患阿茲海默症，外公中風，都需要長期看護，父親有三兄弟，母親有兩兄妹，也只能勉強照顧。呂薩拉開始擔心
，“作為獨生子女的我，以後能負擔父母的養老嗎？尤其是在離家工作的情況下。”
2019年11月，她建立了這個小組，為贍養父母感到焦慮、遇到困難的獨生子女提供交流平臺，相互鼓勵、取暖。
小組裡經常有人發帖：
給爸媽買哪種保險好？
有什麼可以預防老年痴呆的東西嗎？
是提前還貸還是給父母買養老房？
真的被氣死！讓父母買保險不買，勸去做個全身體檢不去！
成員多數是九零後，有私企白領，公務員，在校大學生，還有懸疑小說作者。他們大多出生在城鎮中產家庭，父母有不低的退休金，即便如此，養老問題仍然令他們擔憂：想出國留學，心裡又放不下年紀漸大的父母；工作地點和父母相隔遙遠，不知未來如何取捨？如果父母同時生病，自己分不開時間精力照顧怎麼辦？
小組裡一個從小父母離異的女孩，以後結婚也要帶著母親生活。談戀愛時，她要先試探對方能否接受。她每天奔波，還房貸，還要去看獨居的父親。最累的時候，甚至想勸父母復婚。
武安父親得的是胰腺癌，治療費用高，好在家裡條件還算不錯，賣了老家縣城的一套房子，並沒有太大經濟壓力。對她來說，
最困難的不是體力的消耗、金錢的負擔，而是“你永遠不知道情況什麼時候會變得更糟”
。
父親生病後的一天深夜，武安起來上廁所，聽到隔壁有聲音。父親跟母親大哭說：“太難受了，不如死了，一了百了。”母親也在旁邊哭，勸他，多堅持幾天是幾天。那是武安第一次感到惶恐，也只能一個人跑回臥室偷偷哭。
“那個時候才開始意識到，事情確實已經壞到這個地步了。”
當武安獨自站在手術室門口時，20歲的林小宅還無法面對父親生病這件事。
父親49歲就患上阿茨海默症，生活不能自理。有一次帶他去小區樓下鍛鍊，父親突然想大便，控制不住，但又記得家人叮囑過的“一定不能拉在褲子裡”，直接在大庭廣眾脫下褲子。
生活中措手不及的瞬間，都在挑戰她的耐心。
剛擦完的地板，父親打了個噴嚏，滿地飯粒；父親上廁所不利索，林小宅每天都要刷許多次馬桶。她只能勸慰自己，“這才哪到哪？剛開始。”
她時常想起從前的日子。她是獨生女，小時候沒有人一起玩，總是自言自語。記憶中陪伴她的都是父親。父親是中學老師。週末，兩個人一起到遊樂園，她攥著票自己玩，父親站在外面抽菸。夏天的黃昏，父親騎腳踏車帶她去湖邊游泳，上岸後再給她買一根冰棒，回家的路上，她在父親的腳踏車大梁上睡著了。
“小時候都是父親陪我，現在反過來了。”
林小宅的父親是在她大一那年確診的。那年寒假，母親帶著父親來車站接她。林小宅下火車後一眼瞥見母親：頭髮白了好多，眼袋奇大，臉頰的肉往下耷拉。父親站在旁邊，眼神呆滯，動作遲緩。她頭一回意識到父母衰老的速度如此之快，“他們已經老態龍鍾一樣的在火車站出口等我了。”
父親剛生病那兩年，林小宅不願意回家。平時與母親通電話，也絕口不問病情。她跟同學出遊、喝酒、看電影，“不讓自己活在現實中”。
九月的一個清晨，父親下樓取報紙的路上，走丟了。那是研究生開學的第一天，她卻在全城找父親，先是慌張，又有點迷茫。有幾個瞬間，甚至想放棄，
“要是真走丟了，是不是以後就可以不用照顧他了”。
父親被找到時，癱坐在街邊，眼神透露著恐慌和驚嚇，渾身髒兮兮的，看起來像是摔過跤，但還是從人群中一下子認出她，那種眼神，“感覺好像就是認不得全世界，都認得出我。”
想起那些放棄父親的念頭，林小宅說，“我都想抽自己了”。
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林小宅接受了父親生病這件事。考博時，她掙扎許久，去外地更好的學校，還是留在本地？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姐妹，也許就不會這麼糾結了。”
最後，母親還是支援她去了外地。她不放心，每週都拜託表弟表妹去家裡看一眼。她計劃畢業後找一份不太激烈的工作，方便照顧父親。
10歲的林小宅，父親扶著她，教她滑冰。
以前擁有的全部寵愛，現在意味著百分百的責任。
對於李敏敏來說，當聽到醫生說，父親頸部有斑塊，隨時可能腦出血，會危及生命。她的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去不了日本，出不去了”。
去日本讀書，是她中學開始的夢想。
她喜歡讀村上春樹的小說。想象《海邊的卡夫卡》主人公的生活，當一個圖書管理員，有一天坐大巴去另一個城市，在海邊安靜地生活。大學修日語專業，那個時候，N1證書已經考下了，要給北海道大學的申請書也寫完一半。
懷著與自由訣別的心，李敏敏策劃了一場畢業旅行。第一站到漠河看極晝，然後是青海茶卡鹽湖，祁連山等地。她和朋友躺在床上，青海的藏香在房間繚繞，享受陌生感的同時，心中有一絲沉重，“不想回去”。在外旅行的一個月，她把親戚的名字都改成數字，每天晚上9點半，手機調成勿擾模式。“我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不想被打擾”。
等她回到父母身邊，或許就要和武安一樣，每天最享受的，就是上樓前一個人在車裡的十五分鐘。
被癌症折磨的三年裡，武安結了婚，父親做了兩次手術，又黑又瘦，雙手佈滿皺紋，指甲變成黑黃色。母親在醫院陪護，她和老公每隔一天下班後就過去，給父親按腿、聊天。
她經常做夢，夢見自己的牙全都掉了，哭著從夢裡醒來——在當地風俗裡，這是親人去世的預兆。
兩次手術間，父親稍有好轉，立刻在合肥買了房子，距離武安工作的地方開車不到10分鐘。他不想讓女兒再住在出租屋裡。直到最後一刻，還惦記著女兒：武安當時已經懷孕四個月，孕吐得厲害。
他擔心女兒傷心，不讓她來見自己最後一面，也不許她參加葬禮。
是丈夫代替武安，摔盆、火化、接待賓客。因為這件事，武安對婆家一直很感激，按照當地風俗，親生父母健在，很多人都忌諱做這些事。
父親下葬那天，婆婆在家裡陪她，武安一直哭，她覺得自己哭得都要化掉了。
1983年，街頭的宣傳語。
父親去世了，留下了母親。武安不放心，接她來同住。這幾年，母親明顯老了，穿上以前的褲子，屁股後面空蕩蕩的。又有點神經質，總是在半夜搖醒懷孕的武安，哭訴、數落家裡的親戚。
母親以前總遺憾自己生了個女孩，現在變得很依賴武安。
有時家裡的水管燈泡壞了，一通電話打過來，又要武安立馬回家修理。為了分散注意力，母親去超市打工，堅持上兩個班次，早上5點到晚上11點，必須讓懷孕五個月的武安早晚接送。
一片混亂中，孩子出生了。武安本打算請保姆，母親心疼她花錢，也擔心被別人議論自己不幫忙，堅決自己帶孩子，最後又吃不消，就把火往武安身上撒。武安想把孩子送託兒所，又被母親到處說不懂事、不成熟。
和婆婆出門逛街，被母親知道了，也會抱怨：“女兒是婆家人，自己一個人孤零零”。
對母親這種矛盾的心理，有人在武安的帖子下面評論，
“你的家庭裡，她毫無身份。”
武安想，或許母親也不願意這樣。
武安很想念父親。“如果爸爸還在，或許能陪伴她適應老年生活。”以前母親生氣，父親講笑話哄她開心。後來父親生病，全家奔波治病，沒有精力再關注別的事情。但現在不一樣了，母親的生活裡只有她一個女兒了。
作為獨生子女，她從小就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她不去遠的地方工作，不外嫁，不輕易做冒險的事情：登山時，會繞開有鎖鏈的地方；去海邊玩，別人潛水，她在岸邊等著。她從沒有像林小宅那樣，期待兄弟姐妹的存在——媽媽重男輕女，家裡如果還有一個兒子的話，媽媽絕對會很偏心的。“如果沒有這個政策，我不可能受到好教育，有這麼好的物質條件，更不能一畢業就買車買房。”
但現在，她開始忍不住假想，
“如果有一個親姐妹就好，會分化媽媽的焦點。”
受不了母親的壞脾氣，武安只能拿丈夫撒氣。孩子兩個月大，丈夫在臥室裡打了一個嗝，武安急了，“為什麼要在房間這樣？還能不能讓人好好休息？”丈夫一頭霧水地走出房間。
那個時刻，武安在自己身上看到母親的影子。
從小到大，母親就是這樣，在某個時間點，突然衝她發火。擔心成為另一個母親，武安有意識地控制自己。她提醒丈夫，如果有這樣的苗頭，要及時溝通並制止她。
她也開始試圖與母親確立邊界，培養她的獨立性。
當母親再對她的生活指手劃腳，“你要給你老公做飯”，“家裡為什麼這麼亂，不收拾？”武安提高聲量：
這是我的家，我才是女主人。
母親後來搬了出去，換窗簾時，想讓武安全權負責。武安找人量尺寸，但堅持讓母親自己挑選款式。
在小組裡，很多人都試圖降低父母對自己的依賴。有人鼓勵父母上老年大學；有人想幫內退的母親二次就業；還有人考慮到父母的身體健康，給他們辦健身卡，鼓勵體重超標的父親減肥，“減一斤，給1000元激勵”。
和上一輩相比，獨生子女一代和父母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曾有學者稱其為
“中國城市新個體主義的雙重核心”
。一方面，獨生子女成長於社會轉型期，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將原先國家託底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甩向市場，這讓個體轉而回歸家庭和私人關係，以尋求安全感與確定性，子女和父母彼此之間的關係明顯加強。
這種複雜，同樣體現在養老的問題上。
在這種撕扯中，35歲的陳芝明開始與父母確立邊界感。為了接父母來杭州養老，她一共買了三次房：第一次放棄了地段更好的兩居，選擇偏遠寬敞的三居，裝修時，特意把浴室裝在父母休息的次臥，臺階被改造小斜坡，角落都裝上小夜燈。第二次是一間獨立的養老公寓。但母親還是想在西北老家買一套新的三居室。她妥協了。
“很難拒絕父母，因為會有愧疚感。”
小組裡有人這樣說。
陳芝明從銀行信用貸款40萬當首付，每個月還要扛下1。4萬元的房貸。裝修預算5萬塊，母親不吭一聲，直接訂下7萬塊套餐。
母親掌控欲很強。
看到年輕人加班猝死的新聞，會在凌晨3、4點發來訊息轟炸式提醒，還會要求她晚上11點下班後通一個小時影片。雖然是關心，但她受不了。她曾加入豆瓣“父母皆禍害”小組，想要逃離。另一方面，她從小就知道，父母只有一個孩子，以後不管去哪裡，都要帶著他們。
工作後，經濟收入扭轉了陳芝明的家庭地位，她變成家裡的主導者和控制者。現在，她反思自己“大包大攬”的行為：
應該把父母當做成年人對待，尊重他們的決定和需求，相應地，也要讓他們自己來承擔結果。
這一次，她決定，不再額外承擔母親多支出的2萬塊裝修費，還要減少對父母的房貸補貼，讓母親感受到壓力，不再無條件提出需求。
1993年，一個獨生子女家庭在外灘。圖/CFP
如今，武安三十歲，父親已經離開了四年，母親住在隔壁的小區，每天打麻將，接送小孩。中午和晚上，武安和她一起吃飯，晚上8點之後，回到自己的小家庭。
這是她找到的、和母親相處，同時解決養老問題的“動態平衡”。
她漸漸理解了母親：年幼喪母，為供舅舅讀書，高中輟學，因為生女兒，在大家庭中被邊緣化；人到中年，丈夫重病，“她的命運確實有很多苦”。
逢年過節，武安到母親那裡小住幾天，母女倆又會發爭執。
她一直不敢要二胎。依母親的性格，肯定又要來照顧她——她太害怕母親再次入侵自己的生活了。
父母們逐漸老去，被拋棄的迷茫和恐懼，讓他們透過各種方式，從僅有的子女那裡獲取短暫的安全感。在豆瓣小組裡，有組員表示，
對於未來的養老生活，父母表現出強烈的危機感。
一個小組成員，中學開始，不斷被母親提醒，“以後養老就靠你了”。單親家庭的孩子，母親半開玩笑，“以後直接把我送養老院，媽媽就不會成為你的累贅”。
但根據民政部2018年資料，全國擁有養老機構2。9萬餘家，養老床位730萬張，僅佔全國老年人口數量的3。1%。超過九成的老年人只能選擇居家養老。
對父母來說，未來跟著子女生活，也要克服許多障礙。幾年前，獨生女兒去北京工作。雖然一萬個不願意，陳豔知道，等年紀大了，也要跟著去北京。這是責任，要幫女兒帶小孩；也是養老的一部分，老了病了，總要有人陪伴。
不想進入女兒未來的家庭領地，也不想老了過起北漂租房生活。臨近退休的她，籌劃在北京買房。大城市高昂的房價，讓她焦慮得睡不著。她很不喜歡北京，有時候甚至想，乾脆不去了，等老了，在老家付錢找個熟人，每天定時來看自己。
現在，她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獨立感。
前年做了一場手術，陳豔堅決不讓女兒回家陪伴。
在武漢，60歲的單身母親林梅，會使點“小把戲”，引起在上海的女兒的關注。染頭髮，要專門等女兒回來再染。身體稍微不舒服，就在微信告訴女兒，有時還會誇大。從醫院看病回來，女兒沒有詢問的話，她就撒嬌，“我今天去看病，你怎麼不問我結果？”
她說，這些都是想讓女兒知道她的難處和辛苦，“學會心疼我”，“老的時候對我好一點”。
由女兒照顧自己的老年生活，林梅覺得，這是女兒要有的責任感。
林梅也是獨生女，上面有90歲高齡的父母。她能理解獨生子女的難處。每隔半個月，林梅要去醫院給父母開藥。現在，大醫院掛號取號、候診看病、檢查繳費，都要機器自助，還要在不同大樓、樓層來回。一個病看下來，要花好幾天，跑好幾回醫院。“這些對90歲的老人來說，太難了。”林梅說。女兒沒回來，她都不敢輕易帶父母上醫院。一個人跑上跑下，老人想上廁所，來不及照應，一轉頭就尿到褲子上。
再過幾個月，林梅就要退休了。她打算以後跟女兒到上海住，又擔心成為累贅。同一棟樓裡，住著一對80歲的老夫妻。老人告訴林梅，女兒會來看看，但從不過夜，他們去女兒家，同樣也不會過夜，“都不習慣”。在這對老人身上，林梅意識到
，隨著時間流逝，孩子輩都會有自己的生活，被自己的家庭牽絆。
一部分人被複雜的家庭關係所纏繞，還有一個被忽略的人群，在經濟問題裡徘徊。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00年中國農村獨生子女數量在3300萬到4300萬之間。在這個豆瓣小組接近1300條的帖子裡，提及農村獨生子女的帖子僅有10條。
詢問最多的是，父母沒有退休金，農保是唯一保障，未來養老要怎麼辦？
根據民政部的預測，未來五年，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
在愛與責任之間來回，在羈絆中掙扎。武安對母親，
“有愛，也會有私心”。
母親年紀漸大，她說，“要陪她住得近一點，才能放心”。作為獨生女，想到終有一天要接母親過來同住，“我打心眼裡真的不願意”，但“不可能對她不管不顧”。
經過十年的消化，林小宅接受了一切，包括父親的病情，母親的焦慮。她說，“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所有磨難，只有你能扛過去。”疲憊的時候，她會回想“被滿滿的愛包圍的童年”。上學遲到，忘記拿書包，轉頭埋怨父親，“我爸顛顛兒回去給我拿書包”；豆腐腦太燙了，為了涼得快，父親問店家要空碗，揹著書包，嘴裡叼著根菸，來回倒換。
這幾年，父親已經開始混淆周圍的人，但從沒忘記過女兒。父親作息固定，每晚十點半睡覺。有一回，林小宅夜裡出去與人喝酒，父親擔心她沒帶鑰匙，坐在客廳等待。
夜裡十二點半，看到林小宅回到家，父親眼神呆滯木訥，嘴裡一直用含混不清的話重複，“太晚了，外面不安全”。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