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最近一段時間,對於中國科研學術界來說,是無比悲痛的。

因為,一位又一位優秀的中青年專家教授接連離世。

2020年6月4日,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學系副主任、副教授謝錚去世,終年41歲。

2020年6月3日,南京工業大學原副校長、土木工程學科帶頭人劉偉慶教授去世,終年56歲。

2020年5月28日,浙江省台州市立醫院教授、醫學博士阮建偉因突發心臟病去世,終年48歲。

2020年5月25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黨委副書記、教授邵強進因病去世,終年48歲。

這不是個別現象,最近幾年來,一大批具有突出貢獻和巨大發展潛力的中青年專家接連去世,如趙永芳、何智、江素華、于娟、肖眾育、陳天洲,等等。

而他們去世時的歲數,可以說正處於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齡段。

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我們在為逝者哀思,為學術界惋惜的同時,不禁要問:

為何這麼多的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要知道,截至2016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達到76歲!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副研究員楊國樑,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科研人員目前的一個生存現狀是面臨著多重壓力。”

01

科研經費管理、薪酬、評價體制不健全

年青學者接連早逝以及眾多科研人員的健康狀況堪憂,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科研體制與管理方式的不健全。

2018年11月,中國科協釋出的《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顯示,63。4%的科研人員認為課題專案預算執行不能根據科研實際需要自主調劑,62。8%的人認為專案經費報銷程式繁雜,超過一半的人認為疲於應付經費審計等新問題突出。

目前,在三元工資制的薪酬體系下,崗位津貼和績效工資須從課題經費中支出。

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對於科研人員來說,這就面臨著需要不停找課題經費的巨大壓力。如果課題經費出現斷檔,不僅自己的研究小組難以為繼,甚至連自己的工資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曾經有一份高校科研日曆,基本上從1月到12月,各種的專案申報和工作總結基本排滿。

而國外在薪酬體系上對科研人員的基本生活是有保證的,所以,國外很多科研人員安心基於自己的興趣追求科學前沿。

至於課題經費的獲取方式,由於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大多數時候,國人都要忙於應酬,而應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吃飯。

科研人員有時候為了課題、為了經費、為了團隊的發展,一樣不能免俗。但交往多了,酒宴也就多了,身體自然就消化不了。

同時,在我國現有的人才評價體系之下,職稱晉升也是科研人員繞不過去的一座“大山”,這對爭取到的經費、科研成果的數量等等都有很大影響。

我國的人才評價體系指標還不夠明確,反觀國外卻指標清晰。如英國對科研人員的評價主要有四個指標:論文、經費、服務和教學。這四個指標中有兩個指標達到考核要求就可以了。

但在國內,由於要求相對分散,科研人員有限的精力下很難面面俱到,只能盡最大地努力去滿足各項要求,長此以往,身體狀態自然下降。

02

歷史性科研人才斷檔帶來的副作用

由於受到歷史原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面臨著技術性人才隊伍的嚴重斷檔現象。

於是,一大批中青年提前進入了科研領軍的戰壕,我們經常能夠看到,並不是非常成熟的團隊承擔著一些重大的關鍵性工程。

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對於責任心強、追求完美的中青年科研領軍人物來說,當然不會希望看到自己領銜的團隊遭遇失敗。但當遇到一些需要持續好多年的重大工程時,壓力可以摧垮哪怕是最堅強的人。

如今看來,改革開放初期大膽使用中青年科研人員,人才斷檔的歷史問題似乎是解決了,但這也帶來一個弊端:

如今,抓住歷史機遇的中青年佔據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那後來的中青年該如何發展呢?

和上一代比,他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晉升的速度大大地放緩,甚至比正常還要慢,他們遇到了提升的玻璃天花板。

不,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玻璃鋼天花板,如果沒有超強的實力,是很難突破這層天花板的。

所以,對科技人員進行調查發現,在從心理自我實現的角度看,超過半數的人對本身工作的滿意度一般或不太滿意,其中,一般佔46。79%,不太滿意佔9。43%,還有非常不滿意佔0。38%。

這也造成了上位者勞累、後進者憂慮的現象。

不管是勞累還是憂慮,都是中青年科研人員健康的主要兇手之一。

一項保險調查顯示:重大疾病平均索賠年齡是42歲,70後、80後已經成為癌症親睞的物件!

03

工作時間過長,睡眠和運動時間短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健康是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適應上的完全良好。”

由於科研工作具有較大的自主性,不像常規工作那樣遵循規律的上下班時間。

但是,

這看似靈活的工作時間,把握不好就變成了沒有“下班”時間。

2018年的《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顯示,科技工作者普遍工作時間過長,平均每週工作49。7小時,比2008年的47。3小時和2013年的48。8小時有所增加。以每週工作5天計算,平均每天工作9。94小時,最長超過16個小時。

幾乎每一所著名高校的科研實驗室,到了深夜也是燈火輝煌,處於奮鬥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們由於過多的加班,他們常常是飢一頓、飽一頓,吃飯只是他們延續生命的需要,完全談不上生活的樂趣。

工作時間過長影響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隨著工作時間失控和延長,工作對家庭更容易發生負面影響。

醫學研究顯示,日均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的人,認知能力明顯下降,情緒體驗也較差,睡眠問題也隨之增多。

睡眠問題從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人的焦慮狀況,科技工作者作為高階腦力勞動者,睡眠質量尤為重要。

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調查結果顯示,

有17.34%的科技人員晚上12點以後入睡,超7成的人存在睡覺不足的問題。

中國科技工作者大多以看電視、玩電腦、讀書、聽音樂為主要的休閒活動,66。4%的科技工作者有一項或基本不參加運動類休閒活動,僅有8。2%的人有三項以上的運動類休閒活動。

已有研究證明,看電視、讀書這一類休閒方式的減壓效果並不明顯,而是否從事運動類休閒活動,與他們的心理健康有密切關係。

博士和碩士學歷的科技工作者,每週花在運動上的時間都不足5小時,顯著少於其他學歷群體,他們透過擠壓有利於健康的運動時間,換取更多的工作時間,長此以往,可能會給身心健康帶來不良影響。

04

現有醫療保障體系存在的部分缺陷

也許,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科研是一項高危性的工作。

做科學研究並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麼美好:到草原上跑一跑,在田間看一看,到民間訪一訪,這不是科研,這只是調研。

科技工作者更多的時間是呆在實驗室,像是物理、化學、生物學相關專業,必須每天要跟射線、有毒有害化學試劑打交道。

除此之外,一些常見的職業性疾病,在科研人員身上發生的機率也較高。

據中國科協的調查結果顯示:

四成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種型別的常見疾病,患頸椎和椎間盤疾病的比例最高為22。4%,其次是高血壓為7。8%、關節炎為7。5%;

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存在長期身體疲勞或腰背痠痛等亞健康症狀;

近三成的科技工作者從不參加體育鍛煉,科技工作者群體中的體育人口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2015年,杭州市科協的一項調查顯示,杭州市科技人員中,高血壓、頸椎病高出其他人群3倍以上,亞健康的比例達到50%以上,還有易疲勞、神經衰弱和情緒不穩等亞健康的表現。

迄今為止,我國的醫療體系還只是關注一些表面疾病,比如對科技工作者每年體檢一次,但表單都是同樣的內容,脂肪肝、體重超標、亞健康等等。

十天內四位學者離去……為何這麼多中青年專家教授會“英年早逝”?

沒有根據個人情況進行針對性檢查,只能發現外在的病,而不能發現潛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發生。

特別是2018年美年健康曝出造假訊息後,更是讓人們對浮於表面的體檢失去了信任。

突然有一天癌症、心臟病等毫無徵兆的發作,往往會危及生命。

所以,對於一位又一位中青年專家的離開,我們要做的不能只是悲痛,更要反思,全社會必須關注科技工作者的健康問題。

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是根本,健全的醫療體系是保障,科技工作者都能在寬鬆的科研環境、充分的經費保障、先進的醫療條件下,才能保證科研成果。

不然的話,

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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