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稱性聽力損失（根據純音聽閾和言語識別率）的患者如果僅單耳佩戴助聽器，那麼未助聽耳的言語識別率可能在隨後的時間裡呈進行性的下降，Silman（1984）將這種現象稱作遲發性聽覺剝奪（late-onset auditory deprivation）。他首先報道了44例雙側中重度感音神經性聾的男性，單耳佩戴助聽器後4到5年有17例對側耳發生顯著的言語識別率下降，並提出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純音聽閾和言語識別閾幾乎沒有改變。此後許多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結果，並深入探討了它的發生機制及預防措施。1996年15位著名聽力學家組成的Eriksholm工作組討論這些研究後認為採用聽覺剝奪效應（auditorydeprivationeffect）描述這個現象更合適，並定義為由於聲學資訊的減少導致的聽覺功能的逐漸下降。
1 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物件
早期的研究集中在中老年感音神經性聾（噪聲性、老年性、耳毒性等）的患者，認為聽覺剝奪效應只發生在中老年患者。Gelfand［3j發現聽覺剝奪效應也可以發生在兒童，但是由於兒童聽覺系統和語言系統發育的作用可能會抑制未助聽耳聽覺剝奪的副作用，其言語識別率也可能並不表現為下降，而是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升高，但是其升高程度應低於助聽耳。隨後Dieroff報告貝例對稱性傳導性聾的患者（慢性中耳炎或耳硬化），一半單耳助聽，另一半雙耳助聽，結果顯示未助聽耳的言語識別率明顯低於助聽耳，而雙耳助聽的患者其雙耳的言語識別能力測試前後則無顯著差異。這說明傳導性聾也可導致聽覺剝奪效應。同樣，一些研究證實聽覺剝奪效應也可發生在混合性聾患者的未助聽耳。總之，聽覺剝奪效應可發生在不同年齡、不同原因所致的聽力障礙者。
2 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機制
目前多數研究者認為雙耳持續不等的聲刺激是導致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主要原因。Gelfand等報道一組雙耳中度對稱性感音神經性聾的患者，雖然雙耳都未佩戴助聽器，但其言語識別率均未下降。Hattori發現雙耳交替佩戴一隻助聽器的兒童，其言語識別率與佩戴初並無差別，而只固定佩戴於一側耳的兒童，其對側耳則有明顯的下降。Hood在調查一組梅尼埃病患者的聽力狀況時發現，單側聽力損失者患耳的言語識別率顯著低於同等雙側聽力損失的患者，而雙側輕度聽力不對稱者的較差耳也顯著低於較好耳。Gelfand等認為未助聽者在生活中透過提高環境聲音的方式，如開大電視機或收音機的音量，使雙耳都獲得足夠可聽懂的聲音刺激，可避免聽覺剝奪效應。但是當患者一側耳佩戴助聽器後，不再需要增大環境的聲音，未助聽耳不能受到充分的聲刺激，其耳蝸傳至中樞聽覺系統的訊號較弱，因此受到助聽耳傳出訊號的壓制，久而久之大腦似乎放棄了處理未助聽耳傳來的資訊，以致產生聽覺剝奪效應。大腦產生聽覺剝奪效應後的解剖生理改變，目前的研究都是透過動物實驗間接獲得的。周圍性聽力損失可能引起中樞聽覺系統的神經元變化，包括神經元對聲音偏側性或空間定位反應的重組以及因為周圍感受器傳向大腦的訊號衰減所致的突觸萎縮、變性或神經傳導通路的改變。比如耳蝸毛細胞從蝸底到蝸頂是按高頻到低頻分佈的，因此聽覺中樞系統的神經元也按一定的分佈與之相對應。當耳蝸某個頻率的毛細胞受損後，與之相應的中樞神經元轉而對其他頻率的訊號產生反應，因此，推測原來固定的編碼和解碼關係被破壞，造成言語識別能力的下降。
3 聽覺剝奪效應的發生與聽力損失程度的關係
目前的研究表明聽力損失的程度與聽覺剝奪效應的發生存在聯絡。HurleyLgj在研究中發現單耳助聽後言語識別率有明顯下降者，其PTAI（500、1000、2 000Hz純音聽閾的均值）和PTA2（1 000、2 000、4 000Hz純音聽閾的均值）平均為46．2dB和58．1 dB，而單耳助聽後未發生聽覺剝奪效應者，其PTAl和PTA2平均為35．1 dB和46．0dB。統計分析說明兩者之間有顯著差異，因此聽力損失越大，越易發生聽覺剝奪效應。雖然發生聽覺剝奪效應者測試前後PTAl和PTA2分別上升了2．6dB和2．9dB，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麼小的聽敏度的變化不足以引起言語識別率的顯著下降，也說明是中樞聽覺系統對言語訊號處理能力下降所致。不同的研究者報道的聽覺剝奪效應的發生率也有所不同。Silman報道為39％t：J，Hurley報道為250~L9］，前者研究物件的PTAl和PTA2分別為50dB和60dB，而後者為36dB和46dB。可見聽力損失越大，聽覺剝奪效應的發生率也越高。其他作者也有報道30％，7％的，原因在於所選病例的聽力損失程度不同而已。一般認為PTA小於35dB則不易發生，因為耳蝸能夠受到充分的聲刺激。另外，有趣的是聽覺剝奪效應多發生在左耳，Jerger等的研究表明右耳助聽的患者有31％的左耳出現聽覺剝奪效應，而左耳助聽的患者只有21％的右耳發生，而且雙耳助聽的患者中有2例言語識別率顯著下降，均發生在左耳。雖然統計分析表明雙耳的發生率並無明顯差別，但也說明左耳似乎更容易發生聽覺剝奪效應，這可能與大腦半球右側優勢有關。至於言語識別率下降的程度則因人而異，一項包括輕、中、重度聾的研究顯示未助聽耳平均下降7％，而助聽耳僅3％，相反，另一項關於對稱性傳導性聾的研究顯示有30％的下降。這些研究初步表明聽力損失越大，言語識別率下降的程度也越大。
4 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時間
由於前後測試的間期可能為幾個月甚至幾年，所以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確切時間尚不清。Silman等認為可在單耳助聽後2年發生，有的甚至在10多年後才發生，平均為4年。也有研究者認為可在1年內發生，但需要7個月至5年的時間才有顯著的下降，而此後更長的一段時間裡似乎沒有進一步的下降。許多研究者都是在安靜的環境下測得言語識別率的，而Gatehouse採用帶有噪聲的言語測試材料發現3個月後可有聽覺剝奪效應的發生，因此用敏感的測試材料或著重考察高頻的言語材料可以更早發現這種效應。許多患者不清楚自己聽力開始下降的準確時間，因此也很難確定聽力下降時間的長短與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快慢之間的關係。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年齡因素會影響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時間。
5 聽覺剝奪效應的恢復及預防
一些雙側對稱性耳聾而單耳佩戴助聽器的患者，在另一隻耳也接受助聽後原來下降的言語識別率逐漸上升，甚至可以恢復到起初的水平。這個現象引起了聽力學家的注意，透過研究發現部分聽覺剝奪效應確實可以恢復。Eriksholm工作組將其稱作聽覺適應（auditoryacclimation），主要指由於聲學資訊的增加而引起的聽覺功能的提高。Silverman報告1例單耳助聽後6．5年發生聽覺剝奪效應，在接受雙耳助聽後2．5年言語識別率獲得部分提高，另1例在22個月後出現聽覺剝奪效應，雙耳助聽後2．5年言語識別率完全恢復。Hurley（1991）在其研究的9例雙耳對稱性感音神經性聾而單耳助聽者中發現，對側耳也接受助聽後有6例言語識別率得到提高，他們是實驗中最年輕的。但他沒有指出恢復的程度以及雙耳助聽與言語識別率恢復的時間間隔。Gel-fand報道6例雙耳對稱性感音神經性聾患者，2例在單耳助聽後2年發生明顯的聽覺剝奪效應，建議雙耳助聽後2年其言語識別率完全恢復到起初的水平。另2例有明顯但只是部分的恢復，還有2例在6年後言語識別率才下降，雖然後來也接受雙耳助聽並佩戴了幾年，但沒有恢復的跡象。以上說明雙耳助聽後未助聽耳的恢復是可能的，但不是一定恢復，也可能是顯著的。Boothroyd在其研究中發現雙耳助聽後可有40％的提高。這些個案提示那些聽覺剝奪效應發生較早，年紀較輕的患者恢復的快些，而且提高的程度可能大些。但是恢復的可能性還取決於那些已經習慣了單耳助聽的患者是否會接受另一隻助聽器。Hurley的幾例患者，儘管在雙耳助聽後言語識別率有明顯的提高，但他們仍然拒絕繼續使用第二隻助聽器。恢復的機制可能在於中樞聽覺系統重新受到聲刺激後新的神經連線形成，包括軸突末梢的延長或樹突的生長，以及突觸結構的改變或突觸神經介質活動的變化。並不是所有聽覺剝奪效應發生後都能恢復，所以最好的措施就是預防它的發生。對雙側耳聾者，如果沒有其它因素影響，建議雙耳佩戴助聽器。假如患者堅持只戴一隻助聽器，則應該鼓勵患者雙耳隔日或隔週交替使用，並對聽力進行監測，一旦發現言語識別率下降就應佩戴助聽器。總之，聽力工作者認識聽覺剝奪效應這種現象後，在指導聽力康復中對高危者採取雙耳助聽，不僅可增加言語識別率，還可抑制聽覺剝奪效應的發生，從而提高生活質量，更重要的在於較好耳聽力突然下降後（如突聾、手術後恢復期或永久性聽力喪失等）較差耳有足夠的言語識別能力承擔言語交流的任務。我國現有2 000多萬聽力障礙患者，助聽器佩戴率僅1％左右，而發達國家則達30％，關鍵的一個原因在於對助聽器的使用存在一些誤區，甚至一些耳鼻喉科教材也認為單側耳聾一般不需佩用助聽器，雙側耳聾者給聽力較好耳佩戴，沒有認識到聽覺剝奪效應在聽力康復中的重要性。
6 將來的研究方向
雖然對聽覺剝奪效應的研究已進行了10多年，但其發生的確切機制仍然不十分清楚，甚至Jauhiainen的報告不支援未助聽耳會發生聽覺剝奪效應。目前的研究多屬於回顧性研究，今後應進行多中心，大樣本，採用更多的言語材料的前瞻性研究。不僅在對稱性感音神經性聾，還要在非對稱性和單耳感音神經性聾以及混合性和傳導性聾的患者中進行研究。同時除了言語測試外，也應採用聲導抗和聽覺誘發電位測試。建立動物模型可以使我們瞭解聽覺剝奪效應發生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改變。另外要進一步研究聽覺剝奪效應恢復的機制，恢復時間的長短，瞭解影響恢復的因素以及預測能否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