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毛晨鈺 / 文
2016年4月22日，一個女人死了。
她原本是個很普通的女人，當過裁縫，離過婚，有兩個孩子，養著一條拉布拉多犬。
5個月後的9月6日，女人的死訊才公佈出來。這一天，全球有大約16萬人去世。但她的死訊，成為了全球各大媒體報道的重點。
女人名叫伊莎貝拉·迪諾瓦爾（Isabelle Dinoire），法國人。她養的那條愛狗塔尼亞（Tania），曾經撕碎了她的臉。
面部嚴重受損後，伊莎貝拉在法國一家醫院接受手術，換上了另外一個女人的臉。作為全世界第一例接受“換臉術”的患者，伊莎貝拉跟這張臉相處了10年。
臉是人類最重要的一個標識。據心理學家介紹，人類是極端的視覺生物，靈長類動物大腦最明顯的一個特點便是過半的大腦皮層都用於處理視覺資訊。在瞭解一個人之前，人們透過外貌猜測他們的性格、生活。人們根據一個人的臉，對其產生第一印象。在一個“看臉”的社會里，臉部的缺陷，總是給人們帶來很大困擾。
伊莎貝拉經歷的，大概是很多對自己容貌不滿者的夢想，換掉原來的那張臉，換上一張更新的。但對真正的換臉術來說，並不是那麼簡單。
誰先找到那張臉？
2005年5月27日，伊莎貝拉陷入昏迷中。她服用了過量藥物。不久前的離婚、和女兒的爭吵也許都是“最後一根稻草”。失業一年多的伊莎貝拉深陷抑鬱多年。她試圖用藥物讓自己忘記這些煩惱。
愛犬塔尼亞把它叫醒了。
她睜開眼，滿目都是血色。很快，她就發現，自己的臉上出現了一個洞。血，是自己的。為了喚醒不省人事的主人，塔尼亞幾乎啃掉了她的半張臉。
考慮到面部受損的嚴重程度，法國外科醫生讓·米歇爾·迪貝爾納（Jean-Michel Dubernard）和貝爾納·德沃謝勒（Bernard Devauchelle）決定放棄傳統的整形外科手術方法，為伊莎貝拉進行“同種異體顏面移植術”，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換臉術”。
迪貝爾納是異體移植領域的專家。1976年他完成了歐洲第一例胰腺移植手術，1998年，他又主持進行了世界首例手部異體移植。次年，美國也完成了本國第一例手移植。這個手術之後，就有人預言：1年內就會進行第一例顏面移植。
整形外科專家郭樹忠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也正是2000年前後，“換臉術”成為國際整形外科界研究的熱點。他是顯微外科醫生出身，當時這個領域已發展到“瓶頸”，“所有技術都成熟了，唯一能突破的就是在異體顏面移植，這也成了下一步大家都要攻堅的方向”。在當時的研究界看來，“這個領域技術的最高境界就是換臉術。如果能攻下這個難關，那意味著技術到達了頂峰”。
就在法國醫生為世界首例換臉術做準備的同時，還在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擔任整形外科主任的郭樹忠也在準備“換臉術”。2005年，郭樹忠及其團隊宣佈成功把半張白兔臉移植到了灰兔臉上。與此同時，他注意到國外醫學團隊也在同步進行動物試驗，“只不過他們用的是老鼠”。
科學研究爭分奪秒，每個國家的專家都希望成為那個“第一例”。郭樹忠說，當時他也有一例患者，關鍵是，誰先找到可以換臉的供體。
尋找到合適的供體差不多是全憑運氣的一件事。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馬勇光接受《科學時報》採訪時表示，臉是人體上最特殊的器官，具有相當的身份辨識性，而切取面部組織會徹底破壞死者容貌，這比切除內部臟器更讓家屬難以接受。捐臉者難求，即便有人捐臉，也需要跟供體進行性別、年齡、種族、臉型等多維度的匹配，“在稀少的供體上還要進行嚴格的配型，從而使尋找合適的供體難上加難”。
“始終隔著一個面罩”
郭樹忠的病人叫李國興，是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新建村的村民。2003年，他在放羊途中遭遇黑熊攻擊，導致臉部嚴重毀容。郭樹忠記得第一次見他時非常震驚，“沒有鼻子沒有上嘴唇，牙齒露在外面，半邊臉都沒有了”。
從事整形美容幾十年的郭樹忠見到了太多因各種原因被毀容的人。他覺得普通人都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但那是因為“很多人不能感同身受”。在多年從業經歷中，他發現被毀容者永遠只能活在被隔離的社會，他們與外界“始終隔著一個面罩”。
他曾遇到一位被燒傷毀容的母親，終年戴著黑布面罩，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她長什麼樣。這樣一群被隔離的人，只有在燒傷外科才能真正展現自己，“在這裡彼此都沒有壓力，誰都不會把誰當猴子看”。
李國興也是。受傷兩年來，李國興逐漸被孤立，連走路都要把臉貼近牆壁，以免嚇壞行人。在郭樹忠看來，對這些活著本就很痛苦的人來說，冒個險或許能重獲活著的尊嚴。
換臉是個有巨大風險的手術。醫學博士萊昂納多·雷拉（Leonardo Riella）說，面部組織是人體最具免疫力的組織之一，而換臉術的最大挑戰之一就在於，如何減少免疫組織對這張新臉的排斥。
2005年9月，一個電話打到了伊莎貝拉所在的醫院：適合她的供體找到了。
那張臉屬於46歲的獨身女子瑪莉蓮·聖·奧伯特，她也是自殺的，只成功了一半：大腦死亡，心臟卻仍在跳動。其親屬同意捐出她的臉和其他器官。
11月27日，來自法國、英國、澳大利亞、義大利等國的50多位專家進行了超過15個小時的手術。他們把一張新的臉移植到了伊莎貝拉臉上。
這成了全球第一例換臉手術。4個月後，郭樹忠也找到了供體，為李國興實施了換臉術，這是全球第二例。
伊莎貝拉在兩天後看到自己的“新臉”。情況比她想象得要好，那個洞不見了，她原本以為這會是一張腫脹、發藍的臉，實際上只是嘴唇有些歪並且肌肉不聽使喚而已。鏡子中的自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至少看起來要正常多了。
在郭樹忠印象中，李國興的反應“比我們想象的好”。很多人以為，換臉後的患者看到移植後的臉內心會有異樣情緒，畢竟“這是一張死人的臉”。其實並非如此。據他了解，截至目前，全球大約進行了40例換臉術，“病人滿意率還是很高的”。
但問題並未就此結束。雖然伊莎貝拉和李國興很快接受了這張臉，但他們的免疫系統，仍然表示拒絕，像提防病菌入侵一樣，提防著這張新面孔。
“握住了一枚聖盃”
伊莎貝拉花了10年跟那張臉相處，長期服用免疫抑制藥物。“既然我做了決定，這就註定是一場戰鬥。”伊莎貝拉說，“哪怕我將會面臨巨大的未知轉折，那些失去的部分永遠都不會再回來了。”
不過，她最終還是去世了。醫院沒有透露她的死因。有法國媒體報道，她是死於近期手術後的併發症。法國《費加羅報》則有訊息，伊莎貝拉在2015年就曾出現了排斥反應，並因此喪失了唇部的部分功能。而高強度的抗排斥治療也是她患上兩種癌症的始作俑者。
李國興的戰鬥結束得更早。
2007年12月，手術後的李國興就回到自己生活的那個閉塞山村。2008年6月，他去世了，“死因不明”。郭樹忠是在幾天後才知道這個訊息的。他推測，有可能是因為李國興沒有堅持服用免疫抑制劑，“在他回鄉後，他會不定期停藥，有時還吃草藥代替”。
美國布萊根婦女醫院手術團隊曾對6名面部移植者進行了長達5年的隨訪。2019年，在他們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研究結果顯示，每位患者都需要治療2-7次急性排斥反應。免疫抑制藥物也會引起諸多代謝副作用，大大增加了患者罹患癌症的風險性。
李國興是目前為止中國唯一一個接受了換臉術的患者。儘管在這之後，國內仍有一些醫院用自體組織為臉部受損患者進行了面部重塑，但在郭樹忠看來，這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換臉術”，而是面板擴張技術的運用。
2006年後再沒有做過換臉術的郭樹忠表示，目前全球範圍內，“美國的換臉術應該算是做得最好的”。因為戰爭等原因，美國存在大量面部嚴重受損的患者，需求很大，也使得更多的金錢和精力被投入到這一領域。位於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診所是最有名的一個。在十多年的發展中，越來越多的新技術被用於精進這項手術。
2017年，克利夫蘭診所接收了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面部移植患者凱蒂（Katie Stubblefield）。《國家地理》雜誌用兩年多時間記錄了這場“改頭換面”。
2014年3月25日，年僅18歲的凱蒂朝自己的臉開了一槍。她的五官嚴重錯位，整張臉看起來像是個被揉捏得並不圓滿的麵糰。受傷3年零40天后，她在克利夫蘭診所接受了全臉移植手術。整場手術長達31個小時。在這之前，她已經接受了二十多次手術。
手術前醫生先請3D建模公司開發了一個基於解剖學的複雜模型，用於重建凱蒂的下巴，同時將凱蒂和捐贈者的頭骨製作成3D模型，以比對她們的面部骨骼吻合度並判斷哪塊骨骼適合移植。
微軟首個不受線纜限制的全息計算機裝置HoloLens也被創造性地運用在這個手術裡。手術前，醫生透過HoloLens一遍遍模擬操作過程。醫學博士Kihyun Cho說，透過這個虛擬模型，他“能看到一切，包括骨骼結構和血管”。
抗排斥仍是最大的挑戰。克利夫蘭診所的團隊正在研究更精準測量身體對面部移植的耐受性和不耐受性，以降低免疫抑制劑潛在的副作用。這對他們來說將會是個里程碑式的成就。在一些醫學博士看來，解決排斥問題相當於“握住了一枚聖盃”。
“現在換臉術的技術越來越成熟，免疫抑制的方案越來越越好了。”郭樹忠說，包括對病人的心理干預，也成熟了很多。
“第三者”
對於接受臉部移植的人來說，這場戰鬥的終極戰場在內心。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整形外科張曦博士在《換臉換的是什麼？——關於中國首例換臉術的回顧與反思》中認為，李國興之所以放棄治療是因為與家庭及周圍環境的融入度不理想，導致心理落差，對“新臉”產生排斥感。
影象學學者漢斯·貝爾廷在《臉的歷史》一書中引用了導演漢斯·齊施勒的說法：“臉是我們身上代表了社會性的那一部分，身體則屬於自然”。這意味著，換臉術不止是換了一張臉，還是關於這張臉的所有社會關係。也正因為如此，換臉術被認為是最具挑戰性和爭議性的手術之一。
郭樹忠記得，在實施換臉術之前，醫學倫理委員會翻來覆去經過了幾輪商討。同時換臉術也被列為“第三類醫療技術”，國家衛生計生委認為其“存在重大倫理風險或使用稀缺資源，需要嚴格管理”。郭樹忠說，這也意味著，每做一臺這樣的手術就必須經過國家衛計委主管部門的審批。
克利夫蘭診所面板病學與整形外科研究主席弗蘭克·帕帕（Frank Papay）在受訪時表示，人當然可以沒有一張完整的臉生活，“但會很難，而且生活質量不高。擁有一張能面對世界的臉是人類社會溝通中的重要部分”。
在郭樹忠等人的論文中，學者也認為“人是社會的人，臉面是人社會角色的主要特徵”。對於受者而言，接受換臉後，“可能既不像供者，也不像受者，而是一個‘第三者’”，他們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接受自己這個“第三者”。
此外，在法律層面上還涉及肖像權、身份辨認的問題。不只是受體，面部移植的供體家屬也需要時間去接受這場換臉。郭樹忠曾遇到有供體家屬擔心，走到大街上有人會認出那張“本應該死去的臉”。“其實並不會”，他解釋，“這畢竟不是換頭，面部會因為骨骼等多種因素而產生變化，更像是換衣服。不能說兩個穿同樣衣服的人就是同一個樣子”。
臉，到底是什麼？
幾乎從人類文明誕生之日起，對這張臉的改造就開始了。
早在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就出現了用帶顏色的粉末塗抹眼部的習慣，中國自夏商周時期也有了畫眼妝的風俗。在換臉術還未出現的時代，人們更直接的方式是戴上面具。從遠古的圖騰崇拜和神戲儺舞開始，人們就透過戴上面具“換臉”。
對面具的想象，在各種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登峰造極。中國的志怪小說《聊齋志異》裡就有“畫皮”一說，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裡黃老邪的“人皮面具”堪稱一絕，而在《權力的遊戲》裡，一整間人皮面具庫也讓人瞠目結舌。
2015年10月，巴西中部的一所監獄，一名44歲的男性囚犯就憑藉一副乳膠做成的女性面具，騙過獄警，試圖越獄。儘管最終他的計謀被識破，但對更多的普通人來說，“換臉”並不需要太高的成本。
與一經改變，無法更改的換臉術相比，對普通人來說，人皮面具是更好的換臉手段。日本滋賀縣西部的公司REAL-f就專門生產超模擬面具。根據GAMECORES報道，他們生產的面具可以精確複製人臉，“甚至細微到面板的細紋和血管”。這家小公司每年能收到100張訂單，汽車、安全、娛樂公司都是他們的客戶。只需要2-4周左右，就能定製出一張面具，成本在18000元人民幣左右。
曾有中國醫學博士預計，40年後人類可以透過組織工程修復、再造器官實現“外貌定製”。3D列印技術的發展為此提供可能。就在2019年8月30日，西安一家醫院就為一位硬皮症導致的面部塌陷患者實行了“換臉手術”。醫生在判斷患者缺失的骨骼和軟組織數量後，製作了3D模型，再以自體脂肪填充和假體植入令其“改頭換面”。
對於3D列印技術在現實中的運用，郭樹忠的態度顯得更為謹慎。他覺得這個暢想未免有些太遠，別說40年，也許需要幾百年的發展期，“你首先要在實驗室裡能用3D列印造出一個人，才有可能造出半張臉，對不對？”
但無論如何，這種對臉的改造，終究不是單純的器官變化的問題。每個人的臉，都是其生活軌跡的忠實記錄。若非走投無路，你真的願意放棄這張臉嗎？負責記錄凱蒂換臉的《國家地理》攝影師瑪姬·斯蒂伯（Maggie Steber）見證了一張新面孔重生所需要經歷的痛苦、掙扎和戰鬥。她說，這張臉“與外貌無關，關乎精神。你的臉就是你生活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