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以地域來分，山西曆史上出現的書法大家相比於齊魯、江浙遜色很多，但因為有一個傅山，所以也並不顯單薄。傅山的草書以氣勢磅礴著稱，有清以來幾無望其項背者。三晉乘著這個便利，巍然形成一股學習傅山的風潮。
傅山積學深厚、書法造詣高妙，後來的書家能夠得其一面，已經足可成家。昔人有“得名跡數行，終身臨之，便可名之於世”之說，我們這裡要介紹的徐文達先生當屬此例。
徐文達先生曾任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該館藏傅山書法甚夥近墨者黑”這種優勢，促使他朝夕研摹青主墨跡，書法與傅山日親日近。
這裡就要說到真跡對於書法學習的重要性，我們學習古人書跡，大多靠的是字帖，常人很難有機會與真跡朝夕相對。但實際上，印刷品與真跡之間還是存在很多差距的，所以有志於書法的通道門，還是要多到博物館看一看真跡。
雖然在資料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徐先生似乎只限於對館藏書跡的研習（儘管館藏已經相當豐富），且更多注重於筆墨技巧的磨鍊，未能對傅山先生展開全面研究，且研習的物件也只是他所偏愛的“名跡數行”。
所以，徐先生的草書一開始便有自己的特徵——比如說側鋒的使用，這在傅山書法中不是主要成分，但在他的書作中卻比比皆是。當然，徐先生對北碑的學習是造成這種用筆特徵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對傅山的隔膜。
徐文達先生在山西省書協成立之初，便擔任第一屆副主席，曾一度主持山西省書法家協會的日常工作，並做了大量組織工作。除草書外，他尚能作楷隸、篆諸體書，又兼刻印，還花費很大精力試製澄泥硯，並不時畫一些花鳥蟲魚，可謂多才多藝。
但除楷書外（先生從小研習楷書），其他書體及篆刻均嫌生硬。徐先生又能作詩，並時有妙句，但他實質上也同樣把作詩作為一種技巧，故其境界也不能算很高。
及其晚年時期，徐先生草書自黃庭堅以下廣泛涉獵，漸趨超妙。尤其是他所作的長卷，用筆揮灑裕如，行筆乾淨利落，字字連綿，章法茂密，節奏明快又能一瀉直下，熟極生巧，酣暢淋漓，通觀全篇，幾無敗筆，這對一位年且八十的老人來說，實屬難能。
可以說，徐先生的筆墨技巧在當代書家中是少有其匹的，他的草書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書法藝術的寶貴財產。他的純正的書風，甚至可以校正某些時弊，對一些誤入歧途的書家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但與另一些學習傅山的書家相比，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徐先生的不足。前面曾提到徐先生對傅山的隔膜，主要指文化隔膜。徐先生早年便參加革命，未能受到系統的正規教育，文化知識相對便顯得欠缺。
像衛俊秀先生，因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同樣學傅山，他對傅山的理解則要深刻得多，草書成就甚至有超過傅山處（影響大小是另一回事）。
徐先生曾提及他對衛先生書法有一種隔海望日的感覺，能感覺到他的光芒，但又不可企及，如不是徐先生自謙，那麼這個海洋便是文化海洋。大概就是這種差距，使徐先生揮灑自如的書作中，更多透出的是輕巧與娟秀，而缺乏陽剛大氣，是為憾者。
可無論如何，徐文達先生與他的書法已成過去式，能透過他書法中成功或失敗的地方，來映照我們當下的創作，才是我們欣賞其書法的最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