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算是2019年最具格調的古裝大戲了。作為總導演曹盾，對於《長安十二時辰》的成功貢獻可謂居功至偉。而透過這樣一部大戲，我們更能看出劇作導演的強大功底。
總體而言，曹盾對於細節的把控、歷史的宏大敘事的調和，某種程度達到了國內的一線水準。故事本身的精細度以及帶給觀眾的震撼力，持續至今。
甚至之後我們在談論曹盾時，不自覺想到了《長安十二時辰》。由此生髮出對導演風格化傾向的推測，進一步增添了觀眾對於導演的期待值。
但是《獵狼者》並非如《長安十二時辰》一般宏大精細，《獵狼者》把視角放到了中國西北的曠野，以長篇敘事展現人物的使命和決心。
長敘事的能量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張小敬、李必的人物糾葛和關聯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完整的塑形，且達成了人物共同體的聯結。
而《獵狼者》則打消了短時效快節奏的敘事節奏，把時間儘可能拉長之後，反而帶出一系列推動故事走向的能量。
秦昊飾演的魏江揹負著沉痛的過往，戰友的犧牲、多年前一次任務的失敗更如影隨形糾纏著他。落敗，也成為他自我反省甚至整個情節發生的原動力。
在失敗中尋求自我安慰，這對於主角來說本身就是一個不簡單的情緒展現，放入到劇集之中更容易生髮出一種反套路的戲劇感。
當然這樣的戲劇感得益於長敘事之於主角身上時間能量的積攢，戲劇感同樣改變了原本正邪不兩立的關係糾葛。
回頭我們再來看魏江，他身份的轉變是融入到故事時間當中，而身份間的轉變加速了整體故事的不確定性。
在執行任務時，魏江是以警察身份出現，但警察身份的重要且短暫以及牧民身份的隱性和綿長，二者之間呈現出強烈的對比差異。
而在長敘事的環境下，進一步拉伸了二者之間的身份性逆轉。相對而言，魏江需要在故事中完成自我找尋，當然這單靠內力是不夠的，外力的變化加速了失敗者的“迴歸”。
如果我們從尹昉飾演的秦川來看魏江，甚至我們可以把二者歸納為同一人，前者即為後者的過往，那麼二者之間相互救贖便顯得自然且得當。
二者間身份的重疊，更需要長篇敘事來鋪墊。換句話說，時間給了二者間人格的重合感。
型別的重疊和異化
對於國內警匪片的拓展，《獵狼者》並非完成了單項拓展如此簡單，後續的型別化革新中，我們更能看出其突破的勇氣。
首先，就故事展現的主題來看，《獵狼者》填補了盜獵犯罪的題材的空缺，對於這一犯罪構成中森林警察和盜獵者之間身份的探究，深入了人物之間的善惡轉化。
其次，就故事的外部環境來看，《獵狼者》把視角放入了中國的西部邊疆，惡劣環境下之於人性的貪婪，更凸顯出犯罪生髮的本質動因。
這一點其實可以在反派角色的塑造中看出端倪。罪犯之間以兄弟相稱卻爾虞我詐、殘忍無道，犯罪者對於法律的藐視更構成了與執法者最直接的衝突。
如果僅把罪犯歸結於內部的原生性似乎並不全面，而外部環境的惡化成為了犯罪加速產生的重要動因，惡劣環境下爾虞我詐的生存狀態加速了犯罪本身的蔓延。
在《獵狼者》中，雙方焦灼的戰場處於西部雪原，邊疆的惡劣環境更考驗著執法者之於生存和正義間的取捨抉擇。
恰巧內部衝突皆於特定環境下產生，人的異化自然無法避免。相對而言隊友的死亡也意味著魏疆另一種形式的新生。
新生讓執法者化身為復仇者，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題材的主旋律，但正義使命的傳遞突破了身份的藩籬，且與觀眾達成了情感上的一致性。
復仇母題和警匪母題的相互碰撞，加速了《獵狼者》主旨的多元化。碰撞，分散了各自型別的套路，促成了《獵狼者》新型別的融合。
人物間的糾纏和宿命
當然，我們可以把復仇看成為警匪片包裹下的主題，然而外部力量的介入更一度讓復仇母題變得不那麼純粹，那便是秦川的闖入。
其實秦川的出現是帶有自我使命的，那便是公權力懲惡揚善，公權力在特定環境中不僅需要對抗真正的犯罪，更需要對抗“以正義之名”施行的“假正義”。
如果在維護自我原則的同時，促使二者均被公權力消解，也成為了《獵狼者》最大的看點。而抵達目標，完成三方的救贖，更是曹盾導演的最終訴求。
畢竟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我們無法對真正的執法者進行主命題的剝離；對於秦川身份的最終認可，也成為了《獵狼者》所有敘事的最終歸宿。
魏疆以正義驅動行為，秦川以法律驅動行為，當二者相互矛盾時，正義之於法律的服從不僅有其個人的獨特性，對於法律遵從的共性，更成為了《獵狼者》的最終價值。
即便壞人窮兇極惡，但是我們應該以法律進行約束，無邊界的懲罰只能加速暴力的迴圈，而這樣的一個古老命題放入在《獵狼者》中反而具備了新的張力。
張力是如何體現呢？主要在魏疆的決絕和反派的奸猾上。魏疆於邊疆忍辱負重生活多年，當然目的便是為了報殺友之仇，而在復仇的同時執行正義的使命，看起來則合情合理。
觀眾也應給予草莽英雄的深刻同情，但是如果把個案放置於社會法理之下，便增添了許多浪漫主義色彩。然而《獵狼者》中，浪漫主義最終屈服於現實主義，草莽英雄歸於主流規則。
相比較而言，曹盾對於反派人物的塑造，堪稱十分成功。反派的“天然之惡”的展現繼承了《長安十二時辰》的優點。
在人物的個性對話中，更展現了他們罪惡的不可饒恕性；惡劣環境下的反派是無規則且帶有天然野性的，正如“狼”一般兇狠狡詐，且營造了自我的法外之地。
任何一方力量是無法完成根本性抗衡的，當執法者無法用法律來對不確定性進行約束時，草莽英雄的正義便發揮了關鍵作用。
兩種正義調性的互補，完成了秦川和魏疆各自的角色功能分配，深化了二人存在的本源意義。
二者完成了對犯罪的合力對抗，實現了主體使命的共同體聯結。
相對於《長安十二時辰》，《獵狼者》顯然沒有達到“大歷史”的格局和高度，但就完成度而言，《獵狼者》依然十分出色，且完成了固有題材的進化，實現了故事命題的複雜性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