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長篇系列文章《激盪四百年》的第307篇
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三月初二，劉義隆返回建康，立即徵召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賜、禮遇優厚。
謝靈運和顏延之都是當時的大名士，前者是山水詩派鼻祖，後者是元嘉三大家之一，和陶淵明私交甚篤，是當時的文壇領袖。
在劉義隆的倡導下，建康名士雲集，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
除了名士，劉義隆還喜歡與方外之人交往，僧人慧琳因擅長談論分析，劉義隆常與他商討國家大事，慧琳得以參與國家機要。
於是，賓客們爭先恐後地擁到慧琳的門庭，等侯召見的馬車常有數十輛之多，各地送來的財物前後相接，每天的筵席就有七八桌。
居家之時，慧琳腳穿高齒木屐，身披貂皮外衣，在府中設立負責傳達的通呈官和書佐，儼然宰相府。
會稽人孔覬曾去拜訪慧琳，正遇賓客擁擠，兩個人只能寒暄幾句，不能多說別的話。孔覬感慨道：“如今連僧人都可以做宰相，可以說衣冠文士失所了！”
慧琳雖只是個例，但也充分說明佛教已從北方流播至南方，影響力隱然超過了道家等本土宗教，深入中華民族的各個方面。
五月十七，劉義隆以檀道濟為徵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全都是一時之選。
為深入瞭解民情，劉義隆派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巡察各州、郡、縣，考察官員政績，訪求民生疾苦，還命郡縣上報當地行政得失。
五月二十八，劉義隆親自到延賢堂聽取訴訟。自此以後，每年來三次，成為定製。
六月，劉義隆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仍兼任侍中。
當時，朝中沒有固定的宰相，只要誰與皇帝討論國家大事，國家機要大事交給誰辦，誰就是事實上的宰相。
透過這樣的辦法，劉義隆將大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中書令、侍中、侍郎和給事中併為顯官。
王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都擔任侍中的職務，全都風采卓然，精明幹練，榮顯一時。
劉義隆曾在合殿設宴款待他們四人，筵席散後，劉義隆目送他們好久好久，忍不住嘆息道：“這四位賢才是一時之俊傑，一起作為朕的喉舌，恐怕後世很難再出現了。”
黃門侍郎謝弘微也深得劉義隆的重用，與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等號稱五臣。簡單介紹下謝弘微。
謝弘微，出身謝氏世家，是謝琰的侄孫。他一向端重嚴謹，在適當的時機才開口說話，在僕役奴婢面前從不隨便說笑，因此不論尊卑大小，都像對待神明一樣恭敬他。
劉義隆打算封王曇首、王華等人爵位，撫摸著御座道：“這個寶座，如果不是你們兄弟倆，朕今天就坐不上。”並拿出封爵的詔書給他們看。
王曇首堅決辭讓道：“近來發生的事，全仰賴陛下英明決斷，使罪人得到應有的懲罰。臣等怎可因為國家的災難，而自己得到好處呢？”劉義隆這才作罷。
左僕射王敬弘是王廙的曾孫，原名王裕之，因避諱劉裕，以字行。他性情恬然，甘於淡泊，朝廷內外享有盛譽，但在簽署文稿時從不事先審閱。
有一次，王敬弘隨同劉義隆聽取訴訟，劉義隆就一件有疑問的案件詢問王敬弘，王敬弘回答不出。
文帝臉色大變，問左右侍臣道：“你們為什麼不把案卷副本送給王僕射？”王敬弘坦然道：“臣已看到了案卷的副本，可是看不懂。”
劉義隆非常不滿，雖然仍對他禮敬有加，卻不再與他討論國家大事。
由此可以看出，劉義隆雖然尊重名士，但在具體任用上還是很有分寸的，沒有真本事的名士難以得到重用，更典型的例子是謝靈運。
謝靈運出身名門，又是當時的大名士、大詩人，他自以為才能、名望和輩分都足以有資格參與朝政。可是劉義隆只看重他的文才，只是常常讓他參加宴會，跟他談論和欣賞詩文而已。
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的名望和地位，一向居於謝靈運之下，他們都得到了重用，並被委以國家機要大事，謝靈運因此憤憤不平，經常聲稱有病，不參加朝會；有時出城遊玩旅行，走出兩百里，十幾天不見蹤影，既不上疏奏報，也從不請假。
劉義隆不願傷害大臣的面子，婉轉地讓謝靈運自己辭職。
於是，謝靈運上書聲稱自己有病。劉義隆當即批准，讓他返回會稽養病。回到會稽後，他繼續遊樂歡宴，被法司糾舉，徹底免除了官職。
雖然免除了官職，但憑藉祖輩、父輩積累的豐厚家底和深厚人脈，謝靈運繼續過著富家公子的生活，每天遊山玩水，吟風詠月。
八月，劉義隆下詔，派殿中將軍吉恆出使北魏，繼續維持友好。
九月，左光祿大夫範泰上疏道：“女子有三從大義，而沒有自作主張的道理。現在，謝晦家的婦女仍被羈押在尚方作坊裡做苦工，敬請陛下留意。”意在為她們求情。於是，劉義隆下詔赦免了她們。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二月，劉義隆前往丹徒祭拜京陵。
劉裕富貴之後，將他幼年貧窮微賤時所用的耕田農具收藏起來，以展示給子孫，讓他們不要忘記創業之艱辛。
看到那些耕具後，劉義隆深感慚愧。侍臣中有人進言道：“當年大舜親自在歷山耕田種地，大禹也曾親自治理水土。陛下不看到這些遺物，怎麼能夠知道先帝崇高的仁德和耕種的艱難呢？”
有感於父親創業的艱難，劉義隆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大力發展生產。
在劉義隆的勵精圖治下，劉宋的經濟文化日趨繁榮，迎來了難得的治世，史稱“元嘉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