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的時代，任何的族群，總是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時代變遷了，新的問題隨著新環境而產生了，但是人們總是在最危急的最後一刻才肯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
這是1998年，王浩威在著作《臺灣查甫人》（查甫人，閩南語，即男人）裡寫下的一段話。作為心理治療師中少有的男性，他發現上世紀90年代，臺灣男性就處在了一種全新處境之中：維持家庭的成本大幅提高，但男人們還是習慣以傳統的“美德”要求自己，結果在自己打造的陷阱裡不得脫身。而時代發展到今天，男性仍沒有從傳統的性別規範中解放自己。舊觀念與新現實碰撞，促生了這代年輕人的“晚熟”。
以下是他的口述。
口述｜王浩威 （心理治療師，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
記者｜徐菁菁 江紫涵
沉默的抑鬱者
1993年，我開始在臺灣《中國時報》家庭版寫《臺灣查甫人》的專欄，討論當時臺灣男性特有問題和行為模式。作為精神科醫生和心理諮詢師，我的性別觀察視角得益於那個時代的幾股社會風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批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學者在臺灣掀起了第二波女權運動。我和她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好朋友，經常參加她們的活動，提供精神醫學方面的專業視角。
女性運動促進了男性運動的發生。在西方，自由主義者開始討論男性怎麼重新找到自己的認同，既不拘泥於傳統的性別規範，又不變得“軟塌塌”。
90年代，家庭暴力問題在臺灣得到重視，推動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在1998年透過。一個相伴而生的問題是，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幫助，與此同時，那些施暴者——大部分是丈夫——同樣需要進行心理治療。我也加入了這樣的工作。
心理治療師、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王浩威
那個時候，臺灣社會的性別意識還非常保守。曾經很多人不理解我一個男人為什麼會參加女性運動。有人會善意地提醒我女朋友，當心我是同性戀，拿她當幌子。90年代，女性的自我成長是臺灣心理治療很重要的一個議題，各種工作坊都是圍繞它展開的。與此對應，心理治療師也幾乎都是女性。1994年我開始做心理諮詢師時，一個擔憂是：接個案，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如若遭到非議，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男性尋求心理治療的比例本來很小，但因為別的治療師遇到這些案例就會轉給我，我反倒能積累很多男性個案。而且我所在的臺大醫院（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是臺灣的頂尖醫院，VIP們遇到問題，醫院會特別安排找我幫忙。這就使我有了一個觀察各個行業的頂尖人物的機會。
來找我的男人大多有種共同的語言，那就是不多說：不多說自己的失敗，不多說自己的挫折。之所以肯來到我面前，都是因為遇到的危機已經到了自認為“無可挽回”的地步。
婚姻的破滅總是很典型。隨著臺灣女性運動的興起，離婚對於女人來說不再是一個很可怕的詞彙。但是很多妻子對婚姻不滿意，找到律師提出要離婚，有性別意識的律師會明白，這個婚離不了。離婚要辦成得有兩個條件：女性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也要有情感獨立的能力。
在一段不太美滿的婚姻中，許多丈夫都會害怕自己的妻子掌握這兩種能力，因為它代表著女人不是因為衝動離家，離家後，她們確實還有辦法解決問題。於是，一些律師會建議女性先找心理治療師，看看能不能解決婚姻裡的問題，如果不能，就尋求自我成長。
你會看到，最開始的時候，妻子想要做婚姻諮詢，丈夫打死都不肯來。一些妻子就徹底放棄了改變，退回到原來的婚姻裡去，少數妻子會堅持自己來做心理治療。一個傳統女性成長為情感跟經濟獨立的女性，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在這幾年裡，丈夫對妻子的變化往往熟視無睹，直到當妻子已經要完成獨立準備的時候，他們才會察覺，妻子對自己的需要沒有那麼多了，他們有了失落感、不安全感，終於開始著急，終於會問：“你幹嗎又去找王醫師？”
100年前，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裡擔心離家的女人們。
如今，面對真要離家的娜拉們，男人們開始害怕，想到要成長。
我曾接診過一個醫師，在業內享有盛名。在他眼裡，自己的妻子不可能動搖感情，更不會有外遇，畢竟自己的身份在那裡，他在外還受很多其他女性青睞。結果妻子決然提出離婚，醫師一下子崩潰了，患上了中重度抑鬱症。
我對他的心理治療並沒有持續很久。這也是男性普遍存在的共性：
他們顯得非常“問題導向”。他們關注的僅是迫使自己來尋求治療的那個問題，也只打算解決這個冰山一角。冰山下面的那部分，大多數人不願去面對。
當這位醫師感到自己失落的情緒出現好轉、社會地位能夠恢復的時候，便向我提出終止治療。即使我告訴他，如若不解決深層次的問題，下一段婚姻他又會選擇一個崇拜他的女孩，又會經歷一個同樣的過程。
插圖 | 偽田力人
最後一次諮詢結束時，醫師向我付清了治療的費用。那時臺灣還沒有電子支付，需要現金交易。那位醫師站在我面前，把他的鈔票，一張一張地從錢包裡掏出來交給我，並對我說：“唉，王醫師，你這個錢也太難賺了，你一個小時賺的錢，我只要五分鐘就能賺到。”他要將我一局，他抑鬱的時候像條蟲，好了就想跟我來一個回馬槍。
社會地位較高的男性通常有一個自戀的核心。低潮時，他是治療關係中急需幫助的那一方，但當危機解除，他的自戀會喚醒他的競爭慾望，即便物件是他的治療師。他們會拒絕進一步的治療，轉身投入下一輪的競爭遊戲，執著於維持自己的領先狀態。
競爭好像是男人永恆的主題。大家是哥們，也互為對手：小的時候，比的是誰尿得更遠；長大了，比誰的女朋友誰的妻子更加漂亮，誰更加事業有成。這群社會上所謂的勝利者，從不輕易認輸。你會常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自戀式的、智慧型的企業家，可能不曾失敗過。然而，一旦他前進上升的曲線變為轉折下跌的拋物線，且這根線下墜到一定程度時，他會喪失掉基本的判斷力，頓生出一種賭徒心態。不管周邊的人怎樣勸阻，讓他看清顯而易見的現實，他仍會堅信這一把一定能贏。
但要問為什麼競爭，許多人卻未必答得上來。我遇到的企業家們，好一點的，可能會在競爭中找到一種比較利他的解釋：“我不能隨便倒下，因為背後是上千員工，上千家庭。”但更多的人，只知道自己必須贏。至於為什麼，從沒想過。在法國，小孩子初中就開始讀哲學，而我們的教育很少去討論人為什麼要活著。我們只要成功，兩岸都一樣。這個規訓在男性身上會強調得更多。
與這種不服輸相伴的，是對內心情緒的壓抑。
婚姻的失敗是一個過程，還能讓這些男性有喘息適應的時機，事業的失敗往往就在突然之間。高層男性因為事業失敗選擇自殺並不罕見。周圍的人往往都會很驚訝：“我昨天看他還很好啊。”
臨床上有一個詞叫述情障礙（alexithymia），講的是人無法適當地表達情緒，它既是一些疾病中常見的心理特點，也可視為一種人格特徵。述情障礙在男性身上是特別普遍的，在傳統教育中，他們從小就被灌輸了“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思想。男人的情緒是要求被壓抑的，壓抑到最後，表達情緒的能力也喪失了，只能成為沉默的抑鬱者。
拒絕長大
20多年前我寫《臺灣查甫人》的時候，發現大多男人的身體姿態，就像電影《戲夢人生》裡的林強那樣，永遠緊繃。不論是和父親衝突，還是跟自己心愛的女子調情，他的手腳跟眼神，都有著不自然的僵硬。這種僵硬在生活中也常見，當我們身為上司或老師，站在臺上指導跟訓斥都是十分自然的，然而一旦臺下來了一位比自己更高階的長官，整個人就會開始慌張。
西方社會學家曾以“凝視的關係”來描述這種對話雙方的權力差，看人的永遠是掌權者，被凝視的則是居下風。
那時臺灣男人的父權結構，從這裡就能清晰體現。因為傳統的教育環境要求男人獨立、力爭上游，實則也是暗示了男人需要做一個天生的權力擁有者，只能夠管理他人，給他人恩惠。
1969年，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場“反內衣”示威中，一位女性當眾解下自己的內衣
能夠看得到的是，時代確實發生了改變，在臺灣，多元化的價值觀越來越被倡導，對男性氣質的定義也逐漸豐富起來。往常我們評定一位男性，會要求他功課很好，鈔票很多，但現在大家更能看見男性在這之外的才華。去讀藝術學院的男孩子不再會被認作娘娘腔，照顧家庭的男性也成為被鼓勵的物件。
這些現象雖然已不再是鳳毛麟角，但傳統的規訓並沒有失效。我遇到過一對大學情侶，最初來找我是因為男生動手打了女生，理由是女生上進心不足，配不上他的天賦英才。後來兩人計劃一同申請留學讀博。他們填志願的心態很不一樣。男孩子想讀憲法，於是他按照專業排名，選擇了前五名的五所大學；女孩子是要讀民法，她對照男友的志願，看看那些學校有沒有民法讀。如果有，就選擇同一所學校，沒有的話，就選擇一所附近的大學。
立業、成家，這是男人心中想的；成家、立業，這是大多數女人為自己書寫的人生順序。
受過教育的女性，也常常會陷入同一條軌道：在結婚後、孩子長大才開始想：我的人生只有這樣嗎？我難道只是在做人家的女兒、太太、母親嗎？
做心理諮詢時，我很少能從男高管口中得知他有沒有結婚，有沒有小孩，卻經常瞭解到女高管的小孩幾年級，今年是不是在考試。家庭跨越了能力、事業，是否定女人最具話語權的標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是看見許多高成就的女人，聰明、漂亮，各項條件都很好，卻不自覺地為了一個很爛的男人，一段很爛的婚姻，拼了命地挽回。相反，事業成功就足以讓一個男人獲得肯定。
刻板的性別框架像一種魔咒，讓男女雙方都在飽受折磨。
一個女性如果能夠讓自己過得很不錯，我們就會預設她是位獨立女性，但大多數男人需要想的是我這個月工資夠不夠養老婆，夠不夠養小孩。在今天的經濟形勢和競爭環境之下，向前追求的道路越來越難走，上升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還沒有從傳統性別規訓中解放出來的男性每一關都得過去，每一關卻都比以前更困難。在過去，讀大學就等於保證了鐵飯碗，男人養家沒有那麼難。可如今沒有人再能保證大學生的就業，本科畢業送外賣屢見不鮮。
2019年8月27日，上海19歲的在讀大學生宋匡浩體驗了外賣騎手的生活（圖 | 視覺中國）
現實的困難還在另一層心理因素下被放大。亞洲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一代人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超越上一代人的基礎上的。
同樣是臺灣大學的孩子，如果父母也是臺大畢業的，他們就不會像父母不是臺大畢業的同學一樣，感到考上臺大值得自我肯定；同樣都是大公司的總經理，如果是從父親手中接來的家族事業，他的信心總比不上另一位白手起家的總經理。
當這樣的一代遭遇現實會發生什麼呢？前英特爾總裁葛洛夫（Andrew S。 Grove）的暢銷書《只有偏執狂可以生存》（Only Paranoid Survive）在臺灣出版的書名為《十倍速時代》。他不斷在書裡強調，這是一個機會和威脅都以十倍速度來臨的時代，為求生存和發展，人人應自我省察，掌握機會，創造格局。
但大多數人並不處在葛洛夫呼籲的那種充滿警覺的偏執狀態。他們只是更緊張地想要自我保護，想要找到自己的諾亞方舟來逃過這個看起來像洪水來襲的快速時代。新一代在他們的成長過程裡，在他們踏入每一個新階段時，總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覺得期待中的那一片陸地還沒出現。他們不知道，在這個被十倍速洪水席捲的世界裡，昔日那些良田早已不存在了。
所以你會在年輕一代中看到這樣的現象：在臺灣的大學，有很多學生轉系，延遲畢業的比例也很高，但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因為成績不足。在意識層面，他們想到的是“我人生不想做這個，我讀錯科系了，我想出國再重新念一次”，“我要用更多時間，把論文寫得很完美、很厲害，一出手就讓人佩服”。
我接診的一位來訪者已經31歲了。三年前，他從碩士班休學後，一直都沒去上班，甚至也不出門了。而碩士班，他讀讀停停，從大學畢業讀了五年多還是沒讀完。爸媽問他為什麼不去工作。一開始他不作答，最後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團。從此他就再也不和爸爸講話，見面也不打招呼。媽媽苦口婆心了兩年，終於讓他來到我的診所。我也問他同樣的問題：“怎不去上班呢，反正碩士班看起來也不是很好玩？”他停頓了許久，才喃喃地說：“比上學還困難吧！”
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踏入社會，就要“很男人”很厲害，就要證明自己可以功成名就，這太難了。於是他們開始困惑，感到不安，害怕受傷，於是長久地無意識地逗留在某個點上。除開拖延，還有一種方式是放棄競爭，如現在常見的“宅”現象。另外一種極端的是如同小時候透過撒嬌討得父母歡心、拿到更多零花錢那樣，一些男性也開始懂得怎麼操縱女性，做女性的寄生蟲。
有時候孩子想向前走，卻被驚慌的父母攔住了。在臺灣，許多中產階級的家庭物質條件其實不差，
但是在當事人的感受裡，總覺得生活是很辛苦、很勉強的，沒有足夠的安全感。於是沒辦法輕鬆過日子，甚至連喘一口氣休息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對家庭的經營，是這麼的戒慎恐懼，以至於害怕稍一不小心，就失去了一切。
王浩威認為，中國一直缺乏好父親的傳統，父親的形象往往是壓抑的
在這樣的家庭裡面，我們看到了一種消極完美的父母：他們也許不主動求完美，但他們害怕自己犯任何的錯，甚至不允許自己犯任何的錯。焦慮的父母，將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小孩子身上，總是覺得小孩子的處境都是永遠不安全的，於是將孩子所有的活動範圍都框起來，框到他們放心的理想城堡中。
這個城堡隨著小孩子的長大，開始無限擴大，從一開始的家，一直擴大到學校，甚至到日後他們就業的社會場所。
過度保護之下的小孩，久而久之就放棄了任何離開父母的念頭，放棄對任何新事物的嘗試，也放棄了對自己的信心。他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任何努力，於是就變成了任何主動性都沒有的小孩。
所以，我們在學校看到很多急著要當家長委員，以便干涉學校來保護自己子女的父母。在社會上，我們又看到了很多新鮮人，被人們嘲笑為“媽寶”。
“背影”式的父親
男性成長過程中有個必不可缺的角色叫作父親。一個男人進入父親階段，意味著他開始調整過去與男性同儕間的競爭關係，漸漸減少比重，轉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外願意呈現更多讚賞、照顧和分享，對內在也開始接受自己下滑的生理狀態。同樣是在籃球場上，他們不再是炫耀自己在同儕中的馳騁，而是教導自己的小孩基本動作，與青少年兒子鬥牛卻承認自己寶刀已老，甚至坐在一旁做他們最好的啦啦隊而非教練。
然而這往往只是一種理想，現實的生活裡，這樣的爸爸極其罕見。孩子晚熟，其實很多父親也是不成熟的。我接待過一位來訪者，從高中以來，父親就不斷逼他繼承家業從商，不惜嘲笑他所熱愛的文藝創作，甚至還在學校的展覽現場當面羞辱孩子當時最崇拜的美術老師。與父親的衝突反而讓男孩更加執意走自己的路，包括後來讀工業設計系、從事廣告工作、經營個人工作室。可是許多年過去了，每次家庭聚會，父親還是不假辭色地嘲笑他的工作，說他賺沒三兩銀子，說自己當年的收入已經是兒子的十來倍了。甚至還對兒子的女朋友諷刺說：“這樣的男人，你怎麼敢嫁他？小心餓死。”
中國缺乏好父親的傳統。在從前的大家族制裡，一個男人還未成為族長以前，其實是無需獨立承擔作為父親的責任的。
《紅樓夢》裡都是像寄生蟲一樣的男人，唯一有威嚴的是一家之主賈政。但賈政是一個好父親嗎？《傅雷家書》是父親寫給兒子的信，可是好沒有感情。
美劇《考斯比一家》劇照
中國父親的形象往往過於沉重壓抑。
朱自清在1925年寫下的《背影》，在華文世界裡是關於父親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了。一開頭，父親出場時就交代清楚——他和兒子的距離是遙遠的，“不相見已有二年餘”。他在社會觀感上是失敗的：“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滿院狼藉”，“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樣一個父親，根本是談不上親職，怎麼會成為我們華人世界最讓人感動的父親之一？你還可以在文章裡看到兒子的心態：一邊自認為成熟，“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一邊嫌父親老氣，跟不上時代讓自己沒面子，“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裡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裡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真是白託！”
我們的父親喜歡負擔一些宏大的命題，實際上，父子關係中存在著許多細膩的東西，它們都應該被照顧到。
男孩該怎麼打領帶、怎麼穿襯衫，在運動場上如何打球，在畢業舞會上又該怎麼向女孩搭訕，至少在期望中，這些都應該是父親來教授的。可在現實裡，在男孩變成男人的過程中，他們會有一路的困惑，卻很難跟父親維持溝通，收穫一份理解。回到家中，父親可能已經喝醉了，又或是倒在沙發上，一直沉悶地看著手機。
在一對來找我諮詢的父子身上，很鮮明地反映了兩代人對父親這個角色的不同認知。父子兩人在美國居住了很長時間，後來父親回臺灣繼承家業，把企業做大成了上市公司。再往後，他說服兒子也回到臺灣，日後接手公司。父子倆的分歧聚焦到了一件事上：週末該不該去公司。在父親眼裡，當老闆是不存在上下班的，更不會有周末。兒子堅決不同意：“我週末要陪小孩。”他告訴我，小時候他很愛打球，高中甚至入選了美式橄欖球校隊。在美國，橄欖球隊員是校園風雲人物。幾乎每一位隊員的父母都深感驕傲，會觀看自己孩子的比賽，甚至週末的練習時也會出現。可這個兒子從來沒有在看臺上看到自己的父母。他父親對此的解釋是謀生辛苦，週末他得跟太太一起忙著做房地產，把老房子翻修漂亮以便能賣個好價錢。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對這個兒子而言，他可能還不知道該如何做一個好父親，他不一定熟知做父親的每一個細節，但他至少知道他應該做父親。我與他們的家庭一直保有聯絡。現在我能夠看到，那個兒子的小孩，如今真的成長得很好。
我們並不要求父親是完美的。20世紀90年代，臺灣曾播出美國電視劇《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大陸譯《考斯比一家》）。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出演的父親似乎是史上最有親職形象的父親了。他和小孩之間既有幽默的互動能力，又能十分睿智地處理孩子們的困難。儘管劇中的角色很“完美”，但擁有一個教育博士學位的比爾·考斯比後來在書裡告訴大家：
“別怕讓子女知道你並不是個完美的父親，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你時時刻刻都在，是可以信賴的，是碰到困難可以跑來說‘我有困難’的最佳物件。”
父親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朋輩文化就成為一種替代品。中國的男性往往是在同輩教導下長大的。父親給出的建議源於較為成熟的經驗，可信度較高，但同輩教導則依靠“傳奇”。當論及如何做一個男人時，同伴商討的結果往往過於誇張。於是，一個男性成長的難度也隨之放大了。就像許多男生，他們的性啟蒙大多來自跟朋友一起看的黃片，他們並不知道，現實生活中的性愛與影片有巨大的差別。
在諮詢親子關係時，我常常鼓勵父親帶著上中學的兒子一同自助旅行。他們可以一起規劃行程，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在這個過程中，爸爸會發現兒子比他想象的有能力，兒子會看到父親的確擁有某些本事。在旅途中，他還會看到，爸爸也會緊張、焦慮、害怕和慌亂，
當他看到這些，就知道做男人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本文由三聯週刊原創，覺得好的朋友，幫忙點下下方的“贊”和“推”哦，感謝您的舉手之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