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作品不是關於湘西地區的抒情詩，而是反抒情的中國式零度寫作。與郁達夫的《沉淪》相比，《邊城》等作品並沒有近乎濫觴般的靈魂角力。相反，文字中的人物動作取代了心理描寫，對話取代了心靈掙扎。
在《菜園》這篇不足六千字的小說中，作者為所謂的抒情文體唱出了一曲關於死亡的哀歌。當主人公與母親在感受到“晚風中混有素馨蘭花香茉莉花香”的時候，他們想到了古詩，想到了那些關於良辰美景的古老素歌，然而當他們想要用抒情的方式來感慨此情此景時，主人公卻說道，“這天氣是連說話也覺得可惜的天氣，做詩等於糟蹋好風光。”讀來令人心生冷意，也讓作品隱隱約約帶有某種不安的調性。
那些看起來平常的生活白描，會突然因為某個細節的出現而把讀者推向閱讀的深淵。例如，在一場大雪過後，作者如此寫道，“已經摘下還未落窖的白菜，全成堆的在園中，白雪蓋滿，正象一座座大墳。”作為死亡的隱喻，大墳為後來母子倆的命運埋下了某種伏筆——在時間劃過面板之後，兒子因為信仰之故被獵殺於教場，而母親則自縊於園中。沒有心理描寫，沒有氾濫的抒情，作者冷冰冰地注視著眼前的菜園，注視著母子二人的命運流轉，帶領我們看到了生活的無常與存在的艱難，不動聲色地呈現出歷史與個人之間的荒誕關係。
沈從文的冷酷與魯迅的冷酷也不相同——沈從文的文字如水般溫柔，卻映照出時間的謎底，而魯迅的文字是火，以及大火過後的荒涼的人生圖景。從這個意義講，沈從文不是對湘西文明進行歌詠的懷舊詩人，而是具備現代性眼光的記錄者與思想者。
文學的主題終究是關於人的主題。如何理解人，如何描繪人，如何剖析人等關於人的主題是考驗作家的終極問題。人又是極為複雜的存在，任何對人的定性解讀其實也是對人的最大誤讀。正因為如此，文學藝術才具備了其自身的合法性——每個作品其實都是關於人性的一種回答。
優秀作家與平庸作家的區別在於，前者提供了人性的萬花筒，每個作品都是關於人的不同註腳，而後者呈現的是人性的單向街，每個作品都是同一條路。顯而易見的是，沈從文屬於優秀作家的行列，然而並不屬於偉大作家的序列。偉大的作家是某種先知，他們並不僅僅發現了人性，而且創造了人性——他們透過文字的結構而發明了生活的結構，他們找到了從此岸通往彼岸的橋。
文學就是關於隱喻的哲學，因為語言本身就是關於存在的隱喻。作者選擇了怎樣的隱喻，也就意味著選擇了怎樣的價值觀念。
在《邊城》中，那座白塔偶爾浮現於文字，成為某種無言的象徵。祖父死了，白塔也塌掉了。到了冬天，那個白塔又重新修好了，而主人公翠翠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不得不要做非常重要的選擇。
理解了這些隱喻，也就理解了作者的價值觀念。隱喻並不是被訴說，並不是被呈現，而是超越語言的存在哲學。
如何開始與如何結束，是每個作家必須面對的選擇。
《邊城》中，開篇與結尾意味深長，而這也是成熟作家的重要標誌——只有懂得如何開始，你才能將讀者帶入文字的迷宮；只有懂得如何結束，你才能引領讀者躍起飛翔。
沈從文的作品不是輓歌，也不是哀歌，而是作者在懂得了歌唱之後，選擇瞭如何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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