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眼》無疑是我個人創作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書。
三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故事。我將與它的相遇看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看成是天意—命運之神眷顧我，讓我與它相遇。當初，一接觸它時，我就已經知道它的寶貴，“價值連城”四字就在心頭轟然作響。我很清楚，作為一個寫故事的人，一個作家，他遇到了什麼。但即使在“榨乾”了故事主人對這個故事的記憶之後，我依然沒有產生將它很快付諸文字的念頭。
我是一個喜歡珍藏故事的人，而對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更會在心中深深地珍藏著。藏著，一藏三十多年，就是不肯讓它面世。感情上是捨不得（那種感情十分類似於一個父親不想讓他心愛的女兒出嫁），理性上我知道，一個作家必須學會對故事的珍藏。這是一個本領——珍藏的本領。珍藏的好處是：那故事並非是一塊玉——玉就是玉，幾十年後，甚至幾百年後，它還是那塊玉，而故事卻會在蒼茫的記憶的原野上生長。歲月的陽光，經驗的風雨，知識的甘露，會無聲地照拂它，滋養它。它一直在生長，如同一棵樹，漸漸變得枝繁葉茂，直至濃蔭匝地。三十多年間，有時我會想到它——想到它時，我就會開啟記憶之門去看看它，更準確的說法是觀賞它。我發現，我觀賞的目光正在由平視逐步抬高，而改為仰視，不斷抬高的仰視。我知道，那棵樹，在長高。我知道，總有一天，它會長成參天大樹。終於有一天，這棵樹不再是樹，而從植物變成了動物。這個健壯的動物，不再安於在記憶的原野上走動，它要去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任何柵欄都不能再阻攔它。沉睡，哈欠，繼續沉睡，一躍而起，精氣神十足，它一定要走出記憶之門，到光天化日之下。“放它出來，到大世界去！”我聽從了這一似乎來自天庭的聲音。
於是，它就成了《蜻蜓眼》。
“蜻蜓眼”是一種寶物，是一種橢圓形的珠子。在小說中，它只有兩枚。但我知道，現在它就不是兩枚了。一冊《蜻蜓眼》就是一枚。它將繁衍成多少枚呢？我想不是誰都能說出這個數的。
挨著“珍藏”這個字眼的是“沉澱”這個字眼。回想三十多年的珍藏，冷靜一想，我發現，其實不是故事在變，而是我在變。我的思想在變，我的審美在變，我的趣味在變，我的情感以及情感方式在變，我的目光在變。而這一切的“變”，都是往更可靠更成熟的方向去的。當時許多令我衝動的情節與細節，時過境遷，不再令我衝動，而歸於平淡；而當時並不上心、覺得微不足道的情節和細節，反而在逼近我的目光，熠熠生輝。一些當初的見解在瓦解，而新的見解在生成。我感到，自己書寫和駕馭整個故事的能力在一天天地增強，心虛在不斷地被新生的力量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滿滿的信心。前後比較，我覺得昨天對這個故事的領會與把握，跟今天對這個故事的領會與把握，有天壤之別。
也許是我對故事反應遲鈍，也許是我的“深思熟慮”，我通常的狀態就是這樣：很難做到逮到一個故事馬上就將它變為文字。我寫了這麼多年作品，還很少發生過早晨剛得到一個故事，晚上就立即將它轉換成文字的事情。通常，我不善於寫當下，而只善於寫過去。但我自認為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並且是一個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現實主義並不意味著寫今天早晨發生的事和今天早晨聽到的事。
像“蜻蜓眼”這樣的故事，我只能取端莊的寫作姿態，用莊重的語調去書寫。事實上，我的寫作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姿態，這樣一種語調。我不太善於也不喜歡—甚至說是很不喜歡那種油腔滑調的寫作語調。我寫過一些諧趣的文字，如“我的兒子皮卡”系列、“笨笨驢”系列、“萌萌鳥”系列，但我將這樣的筆調理解為諧趣或幽默。其實，我一直很喜歡諧趣和幽默。這種喜歡一樣體現在端莊的《草房子》《青銅葵花》《火印》等作品中。但我是將這種諧趣和幽默歸入“智慧”這種境界的。在寫作傾向上，我可能更讚賞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寫作。那時的作家，姿態是端莊的，語調是莊重的。無論是雨果、巴爾扎克還是托爾斯泰、肖洛霍夫，也無論是魯迅還是沈從文，他們的姿態與語調都是如此。即使諷刺，姿態也是端莊的，語調也是莊重的。在《巴黎聖母院》中，在《高老頭》中，在《戰爭與和平》中，在《靜靜的頓河》中，在《吶喊》《彷徨》中，在《邊城》中，我們可以回憶一下他們的姿態和語調。但隨著現代主義思潮的湧動以及氾濫，這種姿態與語調被冷落了，直至被嘲笑與否決了，代之而起的是黑色的、冰冷的、譏諷的、嬉皮笑臉的或是自虐式的嘲諷，彷彿整個世界無惡不作、荒謬絕倫，不配以端莊的姿態面對，不配用莊重的語調敘述。當年朱光潛先生在區別西方美學與中國美學時，說西方美學追求的是“崇高”，中國美學追求的是“秀美”。而如今，無論是崇高還是秀美，都幾乎消失；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西方文學，都統一到了陰冷的、令人嘆息和無望的諧謔上。崇高、秀美幾成明日黃花。
這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被無情地否定了。這個世界沒有正義，沒有善良，沒有美好，有的只是陰險、無聊、萎靡不振、蠅營狗苟、變態……然而，這個世界真的就完全如此嗎？其實，我們的頭頂總有燦爛的陽光；許多時間裡，月色迷人，星空下總有夜曲在遠處響起；愛情無處不在，博大的母愛、父愛常常讓我們心頭流淌暖流；春天裡百花齊放，秋天裡更是色彩斑斕；而當冬季來臨，白雪皚皚的世界，使人感到一片純潔和冷靜……其實，那些拒絕端莊、莊重的作家，他們一直享受著這個世界給他們的種種遠超普通百姓的好處。喝著咖啡或葡萄酒，在舒適的空間裡自由地駕馭文字，榮譽、金錢，他們往往應有盡有。但他們就為那份虛擬的“深刻”，將這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統統過濾掉，而只留下一堆黑色的渣滓。然後，便開始令人絕望的諧謔。如果他們說文學的端莊、莊重乃是虛假，那麼他們的這般姿態就一定是誠實的嗎？
我不相信我取端莊的姿態用莊重的語調來講“蜻蜓眼”的故事，就一定無法深刻——即使真的無法深刻，我也不想改變這種姿態與語調。
做人要做一個聰明人，做作家也得做一個聰明的作家。不是他真聰明，而是他想著自己要聰明。這麼想著——必須這麼想著。這麼想著，說不定他會真的聰明起來。
我想，這份聰明首先表現在他知道將什麼視為他的寫作資源，知道他的雙足是站在哪塊土地上的——生他養他的土地。忽視、忘卻甚至拒絕這塊土地，是愚蠢的、不聰明的，很不聰明。因為，那塊土地在星辰轉換之中，早就鑄就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視它，忘卻它，拒絕它，將會使他變得一無所有，甚至導致文學生命的死亡。關鍵是，這塊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生長故事——人類社會所獨有的故事——獨有的品質，獨有的發生方式、演進方式以及獨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這一資源——汪洋大海般的資源。常常，我會為選擇了其中的一個大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個故事會給我帶來什麼——帶來榮耀，帶來幸福，帶來來自世界的目光。
但只知道堅定地立足於這塊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聰明的人。最聰明的人是雙足堅定地立於這塊土地，而眼睛卻穿過滾滾煙雲去眺望天地連線之處，眺望國家界碑之外的廣闊世界的人。目光永遠比雙足走得更遠，而心靈則能走得更遠。這個人，這個願意在文學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個關乎文學性命的道理，這就是：生他養他的土地，是他寫作的永恆資源，而他思考的問題是世界的；題材是中國的，主題是人類的。他要從一個個想象力無法創造出的中國故事中，看到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他要從一個個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之中，看到千古不變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遠希望用他的文字為讀者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
我一直想做這樣一個聰明人，《蜻蜓眼》也許充分顯示了我的真誠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