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探索殷商文字的來源？
根據我們今日所掌握的資料，漢字的文字系統之濫觴實始於殷商的甲骨金文。雖然近半個世紀以來，學界針對傳言中由鄭州出土的、據說是“殷商之前帶刻辭”的卜骨討論不休，並從而將之視為“早中商”時期的甲骨文，但實際上此項資料仍有明顯的疑點，其原因在於：不僅是出處不明，現藏處也不明，且現今已沒有人見過其原件，僅留下了一張不甚明確的照片，和據其作過的模本（圖一二〇）。就算吾人假設此卜骨確實曾於鄭州出土過，然而鄭州本身也具有不少殷商時期的文物遺址，尤其是其字形近似於殷墟甲骨文三、四期。高島謙一先生曾就每一字都仔細地分析過，證明鄭州卜骨的刻字年代絕不可能早於武丁時期，甚至可能晚至武乙、文丁時期，因此，從鄭州卜骨與殷墟卜骨刻辭的相較來看，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大同小異。這代表著殷商晚期同一大王國內的不同地區，其甲骨文特徵雖然大致相同，卻也各具地方特色（與周原刻字的特點同理）。換言之，我們也不能僅僅依照出土的地點，便將這片下落成謎、年代不詳且近似於殷商晚期的卜骨，視作是殷墟之前的甲骨文。即使這確實是比殷墟更早的帶字卜骨，但依靠目前有的資料，仍無法認定他的時代。
圖一二 鄭州出土帶字的卜骨
根據現有資料，中國迄今仍在沿用的漢字系統，乃是殷墟建商大邑之後的偉大突破之一。既然歷來傳承的文字推始溯源於殷商，那麼吾人若要研究漢字的淵源，自然是離不開殷商文明的形成問題。而截至目前的考古資料研究顯示，中國之有明確的文字傳承，最早仍只能上推至殷商甲骨金文為止。
不過，殷商的甲骨金文已是系統化程度很高的文字，因此，學界對此經常有所討論，認為甲骨文不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筆者也贊成此一觀點，但是，根據現今的考古研究證據顯示，用漢字寫的文獻晚至殷墟建都之後，殷商文明才發展出完整的文字系統，相關漢字起源的研究因此陷於困境。
既然文字系統是紀錄語言的載體，所以文字的起源必然離不開產生它的語言，意即離不開採用此語言的族群，以及本族群的生活空間及環境。語言既必然表達使用本語言之族群的生活背景，因此由某族群所創造的文字，也必然反映其獨特的語言，以及本地、本時、本族的生活情況。然而，殷商文字從甲骨文一期以來，內容便非常多元，能夠載錄不同自然界的現象、動物、植物、農產，不同生活方式的情況及活動，這不可能只是由單一族群的經驗而來。因此殷商語文的詞彙，只能表達多種族群交往的結果。再之，中國幅員寬大，族群眾多，語言的屬性也必然眾多，甚至經過了幾千年同化的過程後，各地語言迄今依然還是保留著差異性。殷商之前，生活經驗不同的各地、各族的語言，更加不可能相同。因此，依照筆者淺見，若要研究殷商文字的起源問題，可能吾人必須先脫離“文明起源一元論”的概念，從文明的來往、互相學習、互補發展的歷程，來思量殷商上古帝國所掌握的語文。
但我們也不能單純地僅採用學者們所論及、在華夏多元文明中“文字多元形成”的理論。因為文字乃是紀錄語言的載體，只能在某種具體語言的基礎上發展，並奠基於該語言的詞彙和句法規律，方能產生。在多元的文明中，也不可能同時由幾種族群的語言文字合併而產生所謂的“多元文字”，也不可能由多種語言共同創造一個文字系統。因此在多元、多語言的文明中，一定有某個主導性的族群語言，創造了最原始、基礎的文字系統。若多元文明國家採用了本文字系統，便可能有多元化的發展，但此發展只能按照其原有的語言系統規律，吸收其它語言的詞彙，並配合歷史演進，更進一步地與社會、國家的發展接軌，使得這個多元文明國家的主流語文不斷演變，形成更完整進步的文字系統。
關於中國的古文明如何產生文字系統一事，我們缺乏直接而完整的資料可以討論，但我們卻能由西方上古文明的發展現象來窺知一二。西方古文明的文字系統因始於在石上刻畫符號，從而保留了比較完整的文字所形成的圖景，因此筆者擬採用這些西方上古文明的資料，觀察上古文明文字的形成基本規律，並考慮是否能從此規律上，進一步推測並嘗試理解漢字文明形成、演變的過程。
二、古文明文字產的生若干規律
陳光宇先生曾經提出：“人類史上一共出現過四或五個獨立創造的起源文字”（古埃及、蘇美爾、瑪雅、古中國以及或許古印度哈拉帕文明）。此說法顯然有誤。確實，世界有無數古文明獨力創造出了文字，但其文字的壽命、發展情況、採用地域的廣狹、時間長短、歷史的影響力，皆不相同，陳光宇先生所選擇的五種文明，絕不能完全代表情況相類的文字，文字起源也不能就此簡單的化約為這幾個型別。
在世界史中，許多族群曾創造了根源於其母語的書寫系統，但其中有許多並沒有更進一步地發展。（瑪雅文便屬於其中之一，但因為古美洲文明化程度低，發展時間晚，因此在考古學界發現的少數古美洲文字中，瑪雅文已是屬於最發達的一種了，這正是學界對它興趣濃厚的原因所在。）在上古文明發達的地區中，發現非常多的早期文字系統。但文字的壽命並不代表文化的發達程度，反而是與採用其語言之國家的國勢及影響力有著密切關係。如果族群的影響力有限，但其生活空間中長期以來皆沒有其它族群與之競爭，那麼，他們的文字壽命會比較長，不過，同樣的，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文字壽命十分短暫的例子更多。無論這個族群的文化多精緻，如果國家實力不高，那麼其文化也會在族群之間的資源爭鬥中灰飛煙滅，當某一族群的社會、國家衰落後，新來乍到其領土的族群，經常不重視失敗者的文化和語文記錄，而改用自己語言的文字系統作為主流的歷史紀錄工具。這致使我們難以解讀大部分上古文字，連產生這些文字的語言也無法明瞭。
為了掌握文字發展的若干規律，以下筆者嘗試從世界古文明史的觀察中歸納各種壽命不同的族群文字的演化情況。
（一）舉例一：古埃及文字
尼羅河古埃及文明從距今5200年的早王國便始有文字，乃是將象形和指事的圖案連刻，以敘述某事，並作為祈咒、彰揚法老的榮譽等用途（圖一二一：1－4）。因這些圖案與語言相連，獲得較固定的讀音，並將圖畫轉為語音化，從而發展成為象形字，並由此形成了古埃及的聖書體文（hieroglyphic）。
圖一二一：1－4、古埃及早王國第一王朝時代聖書體文字：1、Aha法老象牙版（區域性）；2、Den法老象牙版（大英博物館收藏）；3、Snefer-ka-serek名牌；4、Sneferka名牌；5、古埃及僧侶體（hieratic）；6、古埃及聖書體與僧侶體對照。
聖書體文字在古埃及歷史上，一直被運用在神廟或墓冢裡的銘文上，或用在宣揚、記錄國家大事的石碑上，均顯示崇高而神聖意義。與此同時，從古王國以來（大約從距今4800年後），圖案完整的聖書體，亦被逐漸簡化而形成僧侶體（hieratic）文字。古埃及人用僧侶體作市場、法院事務紀錄，以及書寫故事、詩歌等文學作品。僧侶體文字元號雖亦保留其原始的象形文字，但語音化及圖案抽象化的程度很高。因此古文字研究者必須將其透過與聖書體的對照，方能得知其原始的象形意義（圖一二一：5、6）。可知聖書體和僧侶體皆是屬於同一個語言體系的文字，也就是生活在尼羅河谷古人的語言文字。
商博良（J-F。Champollion）古埃及聖書體和僧侶體文字字形對照表
古埃及文字出現的範圍，即代表此族群的領土和活動範圍。其中心乃是早期奠基於尼羅河谷族群的語言區。雖然在新王朝時期，古埃及的領土範圍特別廣大，但除了古埃及語之外，其它族群卻極少使用埃及文字記錄自己的語言。因此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出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雖然埃及不斷與外族交往，吸收、同化外來的族群和文化元素，但埃及文字卻是在同一族群、語言的脈絡裡發展出來的。古埃及文的文明，基本上皆屬於同一語系內的文明。
古埃及文字的發展情況，其實非常獨特：首先，只有古埃及文明在早期便使用圖畫符號以發展出簡化抽象書寫符號，同時卻也將初期的圖畫文保留下來，並且繼續使用。第二，雖然古埃及文字的生命很長，但其基本上僅限於作某種特定語言的書寫，並沒有跨越到其它族群之語言來使用，包括古埃及帝國所佔領地區的族群，並沒有採用埃及文的系統來記錄自己的語言。如是，我們可以說古埃及文三千年來的發展，均離不開古埃及人的語言與生活經驗的演化。古埃及文僅限於作某種特定語言的書寫，卻生命很長，這在世界文明中是相當獨特的例子。
（二）舉例二：古地中海族群的文字
地中海文字起源比古埃及晚千餘年，但亦可以看出其獨立的語文發展脈絡。在距今4000－3600年間，克里特島和地中海群島米諾斯文明發展出象形文字（圖一二二：1），直至距今的3700－3400年間，文字的語音化及抽象化構造了米諾斯文明的線形文字A（圖一二二：2－5）。但同時在斐斯托斯（Phaistos），也發現了帶有象形文字的陶盤（距今3700－3470年間），其象形文字與其它米諾斯的遺物不同（圖一二三），這項發現顯示出在當時範圍不算大的地理空間中，包含有不同語文的存在。
圖一二二：1、米諾斯文明象形文字（距今4000－3600年間）；2、米諾斯文明線形文字A（距今3700－1400年間）；3、斐斯托斯陶版（米諾斯文明線形文字A）；4、克諾索斯Mavro Spelaio黃金戒指刻文（米諾斯文明線形文字A，發掘自距今2900年的墓裡）；5、米諾斯文明線形文字A的陶版；6－7、邁錫尼文明亞該亞語文線形文字B的陶版（距今3500－3200年間）。
在距今3500－3200年間，亞該亞人（achaeans）來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後，便形成了邁錫尼文明，並在距今3200年左右併吞了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而邁錫尼文明也發展出了線形文字B（圖一二二：6、7），現今的考古學界普遍認為：A和B兩種線形文字在結構上有某種程度的共通關係，但其所連結的語言卻不同，A是米諾斯語文，而B是亞該亞語文。與此同時，在塞普勒斯島上的族群，從距今3500年開始，發展了塞普勒斯米諾斯音節文字，這個文字系統與其它地中海文字又有所不同（圖一二四：1）。直至距今3000年後，才被紀錄希臘方言的經典“塞普勒斯音節文字”所取代（圖一二四：2），這兩種塞普勒斯文字之間不僅見不到傳承關係，甚至連所表達的語言也不相同。
圖一二三、米諾斯文明象形文字：斐斯托斯陶盤（距今3700－3470年間）。
由此可見，地中海早期的文字，也顯示了語言和文字絕對的關連性。因此，雖然各族群彼此之間的活動範圍相隔不遠，其語言和文字卻互不相同。然而，採用這些語文的族群既沒有建立起影響力既強又廣的大國，又沒有把自己的文字傳給其它族群用，因此其語言文字亦逐漸在歷史上消失。即便是上文提到的亞該亞人文明，後來也被多利安人（dorian，即經典希臘人）入侵、併吞，造成他們統治地中海地區的時間不夠長久，以至於無法形成較大的古文字文明。多利安人不但佔領亞該亞人的活動空間，更攫取、剽竊亞該亞人的神話，將其精神文化及神話中的歷史歸為己有，且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加以紀錄下來。
圖一二四：1、塞普勒斯米諾斯音節文字的陶版；2、塞普勒斯音節文字。
唯有希臘文字形成後，由於希臘族群國家向外擴充套件，並涵蓋了許多族群的生活區，這一文字才逐步地包融、紀錄其它眾多族群不同的語言，連早期已發展出自己文字的亞該亞族群后裔，也因而放棄了自己的線形文字B，並在希臘文的大文明中被融合了。同樣，塞普勒斯人也愈來愈少使用本地語言，因此其文字和語言便在大希臘文明的融合裡逐漸銷聲匿跡。
在希臘羅馬文明的突破性進展中，它不但吸收了其它地中海文明的精髓，而且依侍自己的政治實力，逼迫其它文明加速敗亡，當然，與此同時，有數種獨特的語文也因此佚失了。歷史中經常有因被棄用，而導致整個語言與文字系統消失的例子，這並不一定表達這些語文系統發展得不夠完整，而是經常有其它歷史因素滲雜在內，其中甚至經常包含許多高階而精采的文明，卻在歷史舞臺上讓位給未開化但有實力的年輕文明，因而時也經常發生高階語文凋零甚至死亡、佚失的現象。這些現象不僅在希臘羅馬（以及漢朝）時期非常普遍，在更上古的文明中也經常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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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例三：埃蘭、波斯文字的演化
在上古史發展過程中，也還有其它的文明，雖然在早期曾發明文字，卻在某歷史階段因為某些因素而放棄了自己的文字，轉而接受、使用別族所發明的文字。其中有些族群乃是完全被別族的文明同化，但也有些族群雖然棄用了自己的早期文字，並轉而借用別族的語文，但在歷史上依一直強調自己的獨特性，從而發展自己的語言與獨立的文化。其代表性的例子有埃蘭、波斯族群的文明。
在底格里斯河以東，距今5000－4600年間，產生了與其西邊兩河流域不同的先埃蘭象形文字（圖一二五：1、2）。該文字在距今4600－4200年間逐步發展出埃蘭線形文字（圖一二五：3、4）。但距今4200年左右，埃蘭人開始使用兩河流域上游的阿卡德語言，並逐步以阿卡德楔形文字取代了自己的古文，同時也開始使用阿卡德、巴比倫楔形文字，來紀錄一些屬於自己語言的詞彙。在歷來的發展中，埃蘭楔形文字逐漸累積了與巴比倫、及其後亞述文字的眾多差異，再經過屢次演化，到了距今2600年左右新盛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仍然繼續使用（圖一二五：5、6）。
圖一二五：1－2、距今5000－4600年左右先埃蘭象形文字（陶版）；3、埃蘭線形文字：4、公元前23世紀Kutik-Inshushinak埃蘭王的石碑（埃蘭線形文字）；5－6、埃蘭波斯楔形文字大流士一世的石碑（公元前4世紀）。
其實，在這些古文明中，創造了最被廣為使用的楔形文字的蘇美爾文明，自己卻被其文字繼承者東閃族文明亡國滅種，並因此使得豐富精采的蘇美爾語失傳和蘇美爾族群消失，但在文字創造者族群滅亡後，其文字依然被許多異族續用了數千年。這便是因為打敗並同化蘇美爾的閃族族群，並未創造自己的文字，反而使用蘇美爾文字系統來紀錄自己的語言。因此西亞文明起源的歷史是相當獨特的：被巴比倫同化的蘇美爾族群，實際上才是古西亞共通跨語言文字系統的創造者。
（四）舉例四：古西亞楔形文字
使用同一種文字來記錄不同語言的現象，並非僅從希臘時代才開始，而是上古文明文字發展的一種共通而普遍的趨向。古西亞最早的跨族群語言紀錄載體，乃是阿卡德、巴比倫楔形文字。其濫觴於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流域南遊的蘇美爾古文明，由蘇美爾人所發明，並墊基於蘇美爾人的語言，年代為距今5200年左右，當時蘇美爾的早期國家逐漸成形，因而開始採用象形文字（圖一二六）。然而，蘇美爾自有文字開始，迄至距今4800年左右，才將象形文字加以抽象化，形成了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再經過幾百年，北方的遊牧族群（東閃米特族）借用了蘇美爾的楔形文字，來記錄自己的阿卡德語言，這便成為西閃米特族亞摩利人（amorite）即巴比倫人語文的基礎（圖一二七）。楔形文字同時也成為埃勃拉人（eblanite）、亞述阿拉美亞（arameans）等閃族人與國家的語文。
圖一二六、蘇美爾距今5200－4800年代帶象形文字的陶版
圖一二七、蘇美爾象形文字與蘇美爾和巴比倫楔形文字對照表
除了阿卡德、巴比倫、埃勃拉、亞述等閃族，或是埃蘭、波斯語言及國家之外，還有胡裡特人、烏拉爾圖人、印歐赫梯人、盧維（luwian）等語系不同的古文明，都採用蘇美爾楔形文字來記錄自己的語言。也就是說，不只蘇美爾族群自己的蘇美爾語，就連各種閃族語言、古伊朗語、胡裡特和烏拉爾圖語，以及印歐語系的赫梯語，皆使用蘇美爾文字來記錄。因此，蘇美爾楔形文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跨語言通用文字。
（五）多種種族、語言共享文字的若干規律
在歷史上來說，楔形文字應是最早跨地區、跨民族、跨語言的共享記錄方式。在其之後，大希臘文明興起，而希臘文字則成為了新的共享記錄方式。此後，不管時代如何更迭，我們在整個世界史中，依然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例如：迄今不同語系的語言，繼續使用希臘文字，而有更多的語言，則使用了從希臘文字發展出來的拉丁文字等。在東方文明中，則顯現了同樣的情況，同一個中文字，既用在語系相近的越南文中，也用在語系不同的韓文、日文之中。這種文字借用的情況，自古至今一直可見。
不過，古今東西在借用文字方面，方式確實是有所不同的，在近2000餘年的西方文明中，文字的借用僅限於借用其音，用外來的拼音文字記錄自己的語言。而在腓尼基、希臘之前的西方古代文明，以及在東方文明中，文字借用則蘊含了兩種規律：其一是按照文義來借用符號的方式，如阿卡德人借用蘇美爾文字，是借其本意，並使用阿卡德語來閱讀它們，導致楔形符號在不同的語言中產生了不同的讀音念法。這有點類似華北、越、粵、閩等許多語言，共同憑字義使用漢字，而各自讀音卻不相同，因此導致漢字讀音念法十分多樣的結果。漢字的共享性，並不限於語系、句法、結構相同的語言，即使是語系不同的韓文、日文，原來是憑藉著基本字義來借用漢字（後來也有借音的現象），這與閃族語系的語言借用蘇美爾文字的情況類似。
第二種方式，則如後來赫梯語從巴比倫借用阿卡德化楔形文字之情況及規律，與原來閃族從蘇美爾族借用文字的借法有所不同。除了字義之外，赫梯語更進一步借用了楔形文字所表達的阿卡德語讀音，以記錄自己的語言，並且照著楔形文字的規律，另外塑造自己的音節文字。埃蘭語早期純粹只使用阿卡德文，但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時代，波斯文卻更進一步地憑讀音借用之，以塑造自己楔形文字的規律。烏加里特文（ugaritic）則更在楔形文的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標音字母系統（子音音素文字），已經幾乎不借字源的原始字義，只將之作為拼音文字使用。在東方文明中，越南的喃字，兼採兩種借用漢字的方法，部分借用字義，部分則是用以作為讀音符號，以紀錄越南語的語音，並根據漢字的造字結構，另外塑造了很多新字，以符合自己語言的聲符來，取代漢字的聲符。
（六）總結
換言之，世界文明文字的發展有兩種趨勢：一、獨特的古文明從象形符號演化，逐步建構文字系統；二、某文明所發明的文字系統，被別的族群接受、消化而借用在自己語言的脈絡中。在新的族群手裡，文字產生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如巴比倫文原本乃是從蘇美爾借用的文字，其後卻因巴比倫的勢力逐漸成為一個巨大的國家，而影響了更多族群、國家也轉而使用，並將之廣泛當作“巴比倫文”，到後來甚至連文字實際的發祥地蘇美爾，也逐步放棄了自己的語言，被巴比倫文明給同化了。若是現今考古沒有發現蘇美爾的遺蹟，亦或者，蘇美爾人沒有采取在陶版和石版上刻字的方式，來記述他們的族群語言，而改用了難以儲存的木板或木牘作為書寫載體的話，這些文字就會被掩埋、風化在時間的催枯拉朽之中，而沒有一點蛛絲馬跡被儲存下來，那麼，現今的學界可能會因此以為楔形文字便是由巴比倫所獨創發明。
在此，讓我們回到中國文字的形成問題，關於殷墟文字的分析，我們無法看出當時的殷墟本土族群擁有從早期先文字元號到系統化文字的發展脈絡，亦無法看出將早期符號的文字化而成為甲骨文的明確線索。因此，由觀察其它古文明文字發展趨勢與途徑的經驗，使筆者判斷，殷商大國的文字，可能並不如蘇美爾或古埃及那般，由獨特的族群語言與文字相連著、一脈相承而成形，並由單一的文明族群發明紀錄語言的方法及工具；反而，吾人可以推想，或許殷墟的甲骨文字也是類似於巴比倫文的情況，實屬從另一種語言被借用、並進一步修飾、結構化，從而發展出來的文字系統。
中國的疆域幅員遼闊，在此空間中，必然有多種使用不同語言的族群存在，其中某些族群的文明發展特別古老、深遠，因此可能會有類似於蘇美爾文明的發展程序。其文字經歷過從原始圖案符號發展到抽象化、語音化文字等一脈相承的途徑，但其它一些較晚發展出來的族群，則有可能會發生如阿卡德、赫梯等文明般，借用外語文字以記錄自己語言的現象，並根據自己語言和文明的需求，更進一步地將這些文字系統化。有些文明則可能類似埃蘭，雖有自己的先文字元號，但後來卻接受了外來更加系統化的文字。更甚者，有些文明類似蘇美爾一般，雖然率先發明瞭文字，但在歷史上卻出現了其它勢力更強大、並借用其文字的國家族群，因此到後期竟反過來接受了文字借用者的紀錄方式，並逐步放棄了自己原始語文的特點，而與其它強大國家的文明相互融合。
殷墟是多種族群共同建立的新都市，而在殷墟大邑“商”建都之前，此地從未有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被發現。然而，文字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涉及聚落的語言、族群、活動空間、生活背景和經驗，必需在漫長的歷程中面對同一種不變的環境，並累積相關的生活經驗，才能產生出需要使用文字來進行記錄的文明。從世界史的規律來說，流動的族群從來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字，而多屬於借用其它族群的文字，或直接使用，或加以變化。殷商文字從詞彙來說，涵蓋的條件相當多元，代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經驗，可見是多元國家文明的文字系統。但文字作為語言的載體，其初始不可能從多種語言合併而產生，必然先有某種語言作為發明文字的源頭，才可能經由其它語言的轉化、而發展，因此，在甲骨文這一涵蓋了多元文化的文字型別中，其漫長的發展歷史長河內，應有一支主流文化為其源頭，這便是吾人研究此問題的核心：在中國如此廣大的地域中，究竟是哪些上古文明發展出了原始的象形文字，並能夠輾轉成為漢字文明的濫觴？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郭靜雲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古籍出版2013年）第282-324頁。參考文獻略，如需引用或轉載，務請查閱原文並說明出處。
考古偵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