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原本被判流放夜郎的李白，在途中得到赦免。他高唱著那首流芳千古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從白帝城順流而下。在經過餘幹這個地方時，已經是耳順之年的李白，遇到了一位叫劉長卿的年輕詩人。此時的劉長卿，正在貶謫途中，他悲傷落寞的心境和李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臨別時，劉長卿賦詩相贈：
江上花催問禮人，鄱陽鶯報越鄉春。
誰憐此別悲歡異，萬里青山送逐臣。
（《將赴南巴至餘幹別李十二》）
“問禮人”原本是指老子，因為李白和老子同姓（一說老子姓李名耳），所以這裡借指李白。迎接李白的是江花與春鶯，而與李白的“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劉長卿的“悲”。因為前方等待他的是漫長的貶謫之路，而陪伴他的只有萬里的青山。這首詩不僅寫出了劉長卿個人的遭遇，還折射出那個時代的悲哀。如果說此時的李白代表了盛唐之音最後的光芒，那麼劉長卿則代表了中唐詩人落寞的身影。這一別，不僅是與一位偉大的詩人告別，也是與那個輝煌的盛唐詩壇告別。
劉長卿畫像
《劉長卿詩編年箋註》
早在唐玄宗天寶年間，當人們還沉浸在盛世的喜悅中時，劉長卿就已經考中了進士，並且被稱為“朋頭”，也就是學子中間的領袖人物。然而，一時的風光並沒有給劉長卿帶來一帆風順的人生，他中進士後沒幾年，安史之亂就爆發了。這場戰爭不僅拖垮了強盛的大唐，也改變了無數詩人的命運，更使得詩壇上的風氣發生了轉向。以生於盛唐的韋應物為例，早年間，他還懷揣著“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的豪情壯志，但經過安史之亂後，他只能感嘆：“鄉村少年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
韋應物畫像
《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
在安史之亂後，盛唐時代那種高昂明朗的詩風逐漸凋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寧靜淡遠的詩風，文學史上稱之為“大曆詩風”。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除了劉長卿外，還有被譽為“大曆十才子”之首的錢起，二人合稱“錢劉”。不同於劉長卿善用象徵的創作風格，錢起更習慣於使用白描的手法。例如《縣中池竹言懷》一詩：
官小志已足，時清免負薪。
卑棲且得地，榮耀不關身。
自愛賞心處，叢篁流水濱。
荷香度高枕，山色滿南鄰。
道在即為樂，機忘寧厭貧。
卻愁丹鳳詔，來訪漆園人。
在這首詩中，盛唐詩人那種渴望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已經難覓蹤影，留下的只有悠然自得的心境，還有一絲隱隱的寂寥。
［唐］《宮樂圖》（區域性），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大曆詩人中，李益是比較獨特的一位。李益擅長寫邊塞詩，他的詩蒼涼悲壯，頗有幾分盛唐的殘影。然而與盛唐時期的邊塞詩人相比，李益的詩少了一份昂揚的鬥志，多了一份感傷和悲涼。例如他的名作《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
在李益的詩中，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時代已經遠去，大漠奇景、戰場廝殺也不再是詩中的主題，取而代之的是征戍之苦與思鄉之情。
《李益詩集》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安史之亂後的李唐王朝也逐漸恢復了一些元氣。尤其是唐憲宗繼位之後，他勵精圖治，平定藩鎮，讓唐朝在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中興氣象。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諷喻政治、表現生民疾苦的詩歌潮流應運而生。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白居易。他在寄給好友元稹的書信中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白居易創作了膾炙人口的《觀刈麥》《賣炭翁》等一系列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白居易畫像
《白居易詩集校注》
與白居易同時代的韓愈，以及圍繞在韓愈周圍的一批作家，也用他們的方式書寫著時代的脈搏。在創作主張上，韓愈提倡“不平則鳴”，主張用詩歌抒發胸中的塊壘。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憲宗迎佛骨入宮，韓愈上書直諫，結果被貶潮州。在被貶途中，韓愈用一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抒發了自己心中的憤懣：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大曆詩人如劉長卿，也有很多寫貶謫的作品，但是大都含蓄內斂，常常用各種意象將內心的情感小心地包裹起來。而韓愈此篇則完全是直抒胸臆，將自己的遭遇和心境毫不避諱地表露出來。正如俞陛雲先生所說：“昌黎文章氣節，震鑠有唐。即以此詩論，義烈之氣，擲地有聲，唐賢集中所絕無僅有。”（《詩境淺說》）
韓愈畫像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
除了“不平則鳴”的主張外，韓愈等人還特別崇尚雄奇險怪的詩歌風貌。韓愈在形容自己的創作過程時就說：“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又說自己與孟郊、張籍等人的詩是“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而在這方面走得最遠，也是最具特色的詩人，當屬鬼才李賀。在李賀的筆下，鬼與仙、夢與真、生與死，用一種唯美的方式交織在一起，為讀者營造了一個奇幻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同時也是李賀內心情感的投射。晚唐著名詩人杜牧評價李賀的詩：“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墮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李賀歌詩箋註》
政治上的中興雖然給唐代詩壇帶來了新的氣象，但是這種新氣象並沒有持續太久。一代英主唐憲宗，到了晚年也開始沉溺於求仙問道，疏遠甚至打壓直言敢諫計程車大夫。在遭遇了政治上的挫敗後，許多詩人的雄心壯志也消磨殆盡。
例如白居易，他晚年雖然官運亨通，但是手中既無實權，心態上也無復當年之勇。因此，白居易晚年的詩歌也不像早年那樣“惟歌生民病”，而是以書寫閒適的生活為主。他在《序洛詩》中這樣概括自己晚年的創作：“在洛凡五週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白居易的名篇《問劉十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這首小詩，可以看作白居易晚年生活的集中體現。沒有兼濟天下的豪情壯志，沒有對生民疾苦的關注，有的只是閒適的生活狀態和悠然自得的心境。
對於中唐詩人來說，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學，盛唐似乎始終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雖然他們在政治上的努力無法阻止唐朝的衰落，但是在詩歌方面，他們確實用自己方式開闢了一片新的園地。而在漫長的後世，還有許許多多的詩人，在這片園地上繼續耕耘。
（統籌：陸藜；編輯：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