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一生顛沛流離,不捨愛與自由

蘇東坡:一生顛沛流離,不捨愛與自由

此心安處是吾鄉

2019/11/09

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說:一提起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閃耀的一顆明星,蘇東坡一生詩文詞書畫俱佳,融儒釋道為一體,身份眾多並在所涉足的各個領域都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他是詩人、詞人、散文家、書法家、畫家、政治家、美食家,他的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代表宋詩最高成就;他的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開創宋詞豪放派先河;他的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入唐宋八大家,冠絕兩世;他的書法與黃庭堅、米芾和蔡襄合稱“蘇黃米蔡”宋四家,隨性之作即成就天下第三行書《寒食帖》;他的畫追求“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為“文人畫”之基石;他歷任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知密州、杭州等地,政績斐然;以東坡命名的菜餚,風靡千年,仍被大家喜愛。

數不清的榮譽光環,縱觀中華上下五千年,無出其右者。但最讓我感動的卻不是東坡天才的偉大與全面,而是他無可救藥的樂天與曠達,他不顧一切的悲憫與善良。蘇東坡20歲高中進士,被仁宗稱為“宰相之才”,一生歷經仁、英、神、哲、徽宗五朝,官至“副宰相”,同時擔任皇帝的老師與秘書,風光無限;卻也曾鋃鐺入獄,被貶黃州、惠州、儋州等化外之地,顛沛流離。如此大起大落對多數人而言,或許都是一蹶不振的打擊,但卻讓東坡變得愈加瀟灑從容。

黃州

黃州是東坡一生的分水嶺。黃州以前他是恃才傲物的蘇軾,黃州以後他才是淡泊從容的蘇東坡。

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豐二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自請外放的蘇軾,從徐州調任湖州。在原本例行公事的《湖州謝上表》中牢騷道“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被向來與他不睦的新黨官員彈劾為譏諷時政,獲罪入獄,史稱烏臺詩案。政敵想法設法給他安上謀逆的罪名,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不安與惶恐,讓蘇軾在被押解進京途中幾度想跳河自殺,甚至在獄中寫下絕命詩,“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在以為必死無疑之際向弟弟蘇轍作最後的告別,字字泣淚。

弟弟蘇轍冒死上書神宗皇帝,“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希望效法漢代緹縈救父,以自身官職換取兄長活命的機會。政敵王安石出言相救,上書神宗,“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委婉提醒皇帝宋朝不殺士大夫的祖制。太皇太后曹氏此時生命垂危,神宗想要大赦天下為她積福,太皇太后卻說:“兇惡之人何需赦免,只要放一個蘇軾就夠了”。多少人都甘冒大不韙之罪,在政治的風聲鶴唳中,為這位大文豪發聲。

最終,在御史臺監獄裡經歷四個多月的折辱拘禁後,蘇軾勉強保全性命。當時恰巧也獲罪入獄的開封府尹蘇頌這樣記錄“遙憐北戶吳興守,垢辱通宵不忍聞”,連同樣鋃鐺入獄的犯官都不忍耳聞。十一月底,蘇軾被貶黃州,弟弟蘇轍、好友駙馬王詵、好友王鞏等許多親友均遭受牽連,被貶蠻荒。

牢獄之災給原本意氣風發的蘇軾帶來難以磨滅的內心痛苦,初到黃州,他筆下是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悽楚孤獨。“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夜深人靜了,仍難以入眠,形單影隻如沙洲上孤獨的飛鳥,因為不知道更殘忍的迫害何時會到來,內心時刻縈繞著恐懼,聽到鳥飛起的細微聲音都會受到驚嚇。有恨,是蘇軾此時內心痛苦的最佳寫照,但如果只是停留在這個境界,不斷重複這種自憐自艾的委屈,那麼他永遠不會是千古第一文人蘇東坡。

被貶黃州的第二年,蘇軾買下東邊的一塊坡地,自號東坡居士。於是以此為界的餘生,他都將以東坡為名,赴一場越悲涼便越瀟灑的人生旅途。他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從愁苦的心境中超脫出來,迅速轉換為淡泊平靜。雨天出行,忘帶雨具,同伴皆狼狽不堪,東坡卻十分從容“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他甚至覺得雨點打在樹葉上的聲音帶著音樂般動聽的旋律,不覺想要吟唱起來,在雨中緩緩而行。似乎曾經的一切悲喜順逆早已雲淡風輕,東坡學會欣賞生活的挫敗,欣賞一切別人眼中不好的事物,筆下已經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豁達。

生活帶給東坡無數的挫折,東坡卻永遠報之以詩歌。在黃州的悽楚歲月,東坡不僅實現了心靈上的超脫,更達到了文學創作的巔峰。迴歸田園,他自喜漸不為人知,感懷古蹟,他創作出《念奴嬌·赤壁懷古》與前後《赤壁賦》,一詞兩賦成為中國文學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山;傷感悲嘆,他書寫出天下第三行書《寒食帖》,僅次於書聖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在文學成就之餘,苦中作樂、享受生活當然也不可或缺,就當一個自笑平生為口忙的吃貨吧!那時黃州豬肉賤,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於是貧窮且自帶四川人美食技能的蘇大吃貨開始了他的表演,創造出風靡千年的東坡肉“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菜譜都要寫成頌,小心翼翼洗鍋添水燒柴的模樣也是儀式感十足。哪有什麼痛苦的模樣,他只覺“人間有味是清歡”。

惠州

公元1085年,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臨朝聽政。司馬光被重新啟用為相,舊黨回到宋朝的權力中樞,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遭到打壓。蘇東坡歷來受到各朝太后的喜愛,又是曾經反對新黨的中堅力量,因此被召還京都,八個月內連升三次,由七品小官瞬時升為三品翰林,榮寵極盛。

東坡現在盛名達到極點,文采與品德都受到推崇,是公認的文壇盟主與執宰之才。弟弟子由也同在京都擔任高官,兄弟比鄰而居,似乎回到年少時無憂無慮的歲月,必然是快意自得。但他遇事不合則“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性子,使他飽受其苦,說是他所有苦難的根源也不為過。縱使曾經經歷過因言獲罪的慘境,但蘇東坡始終不改坦蕩與直言無畏的名士本色,從來沒有一刻向政治上的趨炎附勢妥協,他為百姓爭取權益,漠視官場報喜不報憂的潛規則,堅持“如隨眾人,內愧本心,上負明主”;他發表政治見解,一心追求政見本身的正確與否,全然不顧什麼朋黨派系,最終落得為新舊兩黨都所不容的境地。

東坡不屑透過政治遊戲打壓異己,但小人們卻並不因此放過他。政敵將他的詩文斷章取義為誹謗皇家,不斷上表彈劾,皇太后總是不予理會。東坡對皇太后十分感激,但他已經逐漸厭棄官場的爾虞我詐,萌生去朝之心,屢次自請外放。公元1089年,宋哲宗元祐四年,朝廷終於允許蘇東坡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領軍浙西。決心不再求取中央的高位後,東坡開始在地方大展拳腳。在杭州的短短兩年,他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座公立醫院;疏浚西湖,修建蘇堤,解決了杭州居民的用水問題,不經意間便成就了後世有名的西湖十景之二;為了避免饑荒,他不惜揭露諸多朝廷官員的懶政,反覆上書請求太后撥款賑濟災荒,隻身開展救濟工作。他利用當權者的恩寵,所謀取的從來不是個人私利,而是一方百姓的福祉。

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皇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年輕的皇帝決心重啟先王的改革,公元1094年,小人章惇官拜相位,新黨重新得勢。曾經受太后偏愛的東坡,成為政治鬥爭無常之下的首位犧牲品,被貶惠州。當人們為他的遭遇扼腕悲嘆之時,他自己卻早已超然物外,直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絲毫沒有從高位跌落的痛苦與絕望,真是氣得那群奸佞咬牙切齒。東坡的確是無可救藥的樂天派,在此僻遠蠻荒之地,物質貧瘠不僅沒有難倒他,反而讓他重拾吃貨本色。他給弟弟寫信,興高采烈地描述他發明的新菜——烤羊蠍子,惠州寥落,市場上一天只殺一隻羊,東坡不敢與權貴爭買羊肉,於是另闢蹊徑購買羊脊骨,加薄酒微鹽,在火上炙烤,微焦而食之,好吃得不得了!他自己學習釀酒,寫了多篇酒賦,與貧民農夫往來,聽他們講故事,教他們讀書識字,也學習烹飪他們的菜餚,談笑無間,踐行“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的豪氣。

儋州

看東坡在惠州過得這般快樂,可把章惇氣壞了,於是公元1097年又將東坡流放儋州。偏遠的瓊崖海島在北宋時期尚未開化,被貶此地是僅次於滿門抄斬的極刑,但東坡可不以為忤,此時已經60歲高齡的他真正領悟到少年時在《留侯論》中寫下的那句:“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於是無悲無喜,不驚不懼。章惇應該非常懊惱自己低估了東坡的豁達,他怎麼也想不到東坡竟能坦然與長子邁訣別,交代後事“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死則葬海外”,平靜地接受可能客死異鄉的結局。

東坡甚至還為此次貶謫暗自高興,因為貶謫海南需在雷州半島渡海,而他摯愛的弟弟子由被貶雷州,於是久別的兄弟二人在藤州相遇,心照不宣地以儘可能慢的速度趕往任所,度過了人生最後一段相互陪伴的日子。途中食物估計實在難吃,子由難以下嚥,東坡卻總是很快吃完,並不忘戲謔子由:“此等美食,你難道還要細嚼慢嚥嗎?”。分別前夕,東坡患病,子由終夕不寐照料,反覆誦讀陶淵明止酒詩,勸哥哥一定要戒酒。後來蘇轍在文集中這樣記錄這段時光:“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聞動息,一夜再三起。”

到達海南,東坡來不及在意自己生活環境的糟糕,反倒關心起當地居民的境況。他興辦學堂,開創海南文脈,吸引遠近讀書人到儋州求學,教匯出海南歷史上第一位舉人姜唐佐;結交黎族,帶領他們移風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減少疫病發生。他一介犯官之身,再不能從上層建築上做出改革,便盡力所能及的微薄力量,為儋州百姓作出偉大的貢獻。

貢獻要做,口腹之慾當然也不能落下。海南環境惡劣,海鮮卻是不少,於是東坡又要沉浸於生蠔這等美味了,他將生蠔與酒並煮,感嘆“食之甚美,未始有也。”還自嘲般地告誡小兒子蘇過,不要將海南有生蠔的事透露給京城權貴,否則他們恐怕要爭著調到海南來工作,爭搶我的生蠔了。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東坡終於遇赦。他寫詩告別海南黎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獲得赦免離去,他最先表達的不是重獲自由的欣喜,也不是對曾經流離歲月的感傷,而是寬慰海南黎民的離別之苦。啟程北歸,東坡一路受到沿途百姓的款待,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仰慕他的人求取書文字畫。當他到達江蘇靖江,竟受到數千民眾夾道相擁,在通訊不發達的古代,這麼大的粉絲聚集情形恐怕實屬稀奇。

此時被放逐的人變成了章惇,章惇之子章援害怕東坡再度當權後會肆意報復,給東坡寫了長信,或許希望東坡看在門生情誼上,勿將昔日所受痛苦全部還諸章惇。東坡回信:“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 面對曾經構陷自己的始作俑者,東坡雲淡風輕地給予原諒,末了還表達一番真摯的關懷。清風明月般的胸襟,使他迅速釋懷曾經的流離歲月,也使他輕易寬恕敵人。

不幸的是,東坡沒能實現與子由的夜雨對床之約,就病逝常州。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回首一生顛沛流離,他依然達觀地寫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工業?黃州惠州儋州。”雖然自嘲身不由己,但他所想要強調的不是少年得意的故鄉眉州,不是風光無限的汴京開封,不是曾經壯志豪情的密州,也不是留下豐功偉績的杭州,竟是人生最落魄愁苦的黃州、惠州和儋州。

蘇東坡的一生獲得過太多榮耀,也經歷了太多磨難,但從無一刻捨棄過對人間大愛與心靈自由的追尋。

他在許多領域的成就都必將流芳百世,但他帶給後世人們心靈的快樂和精神的喜悅,才是更加萬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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