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各國積極學習漢字，以漢字為媒介獲取了漢字文明巨量的營養，也同時產生了以漢字進行溝通的古典東亞“天下”文化圈。（人民視覺/圖）
日本現在有一種“偽中國語”，就是去掉假名，直接用日語的漢字組成句子，雖然很有違和感，但和中國人進行簡單交流是能互相看懂的。比如“你明天去哪”，偽中國語寫作“貴方明日何處行”；“我現在沒有男朋友”，寫作“今我無男子”之類。冰心《寄小讀者》說1923年她在神戶和日本人交流，寫“哪裡最熱鬧”，日本人看不懂，寫成“何處最繁華”對方就看懂了，這算是更早的“偽中國語”。
實際上傳統東亞社會，中國人和日本、朝鮮、越南人之間都是可以透過漢字進行“筆談”的，很多中國人和東亞外國人還因為筆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如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中寫的朝鮮人洪大容、金在行和中國人嚴誠、潘庭筠的筆談交流，雖然聽不懂對話，但雙方寫得“落紙如飛”，一次談話動輒“盡七、八紙，或十餘紙”，洪大容甚至希望和自己的中國朋友“來世同生一國，為弟為兄，為師為友”，回國後雙方透過寫信終身保持友誼，甚至死前都在思念朋友。
漢字是傳統東亞社會在文化上的靈魂，透過漢字這一東亞各國精英之間通用的文化工具，中國文明巨大的體量被傳播到周邊國家，在文化上迅速獲取大量營養。正因為漢字承載的文明體量巨大，學習漢字好處甚多，因此東亞各國自古便積極學習漢字。
朝鮮半島接受漢字最早，戰國時期燕國、齊國和朝鮮都有交流，秦漢時期也多有中原移民將漢字傳播過去。漢朝在朝鮮北部設立漢四郡，加速了漢字的傳播，在平壤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竹簡《論語》，韓國慶尚南道鳳凰洞、仁川桂陽山城、忠清南道扶余雙北里都出土過《論語》的木簡，顯示了漢字文化在當地的影響，即百濟、新羅等國積極學習漢字和中原文化的遺蹟。
據戴衛紅《韓國木簡研究》，韓國木簡用漢字書寫大量內容，有的書寫了地方行政體制，有的是職官制度、土地和糧食借貸、倉庫制度等眾多方面。透過對漢字的學習和掌握，朝鮮半島的文化面貌產生了飛躍，出現了更復雜的社會組織和管理制度，在史學、法律等方面也模仿中原文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新羅法興王“頒示律令”，文武王設立右理方府掌管刑律，景德王設立律令博士。類似的，百濟也大量模仿中國漢魏法律。此後的高麗、李朝，也都透過漢字，大量模仿中國的法律。伴隨漢字傳播的，從思想文化到法律制度到百工技術、醫藥、造船、紡織、飲食等一系列的巨大文明體量。
日本學習漢字的時間晚於朝鮮半島，早期是透過來自朝鮮或中國的“渡來人”將漢字帶到日本。倭王給中國曹魏和南朝的上書辭章通暢，可能是渡來人書寫的。當然日本人本身也積極學習漢字，《日本書紀》仲哀天皇九年，神功皇后討伐朝鮮半島的新羅“收圖籍文書”，就是把朝鮮半島的漢字典籍帶回日本，加以琢磨和學習。後來又是透過王仁從百濟帶來的《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將漢字和儒學傳播到日本。
日本人對漢字所承載的文明體量非常重視，不斷尋求掌握漢字典籍的人才。《日本書紀》記載繼體天皇七年，從百濟請來了五經博士段楊爾、高安茂，欽明天皇十五年又請來了王柳仁，這些五經博士是輪番上崗的，負責給日本人傳授漢字典籍。漢字所承載的文明厚度，極大地提升了日本社會和文化的高度，為此日本不斷從百濟索要五經博士，顯示出對學習漢字典籍的強烈渴求心態。
聖德太子以後，遣隋使、遣唐使絡繹不絕，如在隋朝留學的高向玄理，回到日本後擔任博士，為大化革新和日本建立起律令制國家做出了貢獻。又如南淵請安，留學隋至唐三十多年，回到日本後用漢字著書上百卷，將隋唐的制度和文化帶向日本取得了很大成就。遣唐使時代之後，日本繼續透過宋朝商人、學問僧等多種途徑學習漢字和典籍，朱舜水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更是家喻戶曉的美談。
越南學習漢字始於交趾郡時期，到隋唐時期隨著漢字典籍的深入學習，一些越南人甚至能參加中國科舉考試，《唐會要》卷七十五記載當時越南有“辭藻可稱者”，併成為“諸色鄉貢”。除了學儒以外，越南人也學佛教，一些人的詩文水平甚高，甚至和唐朝詩人成為朋友，如賈島就寫過《送安南惟鑑法師》，張籍寫過《山中贈日南僧》，是越南高僧透過漢字與中國士人交往的例子。越南李朝也建立有文廟、國子監和科舉考試，培養了大量通曉漢字典籍的人才，當時為了獲取具有漢字識讀能力的人才，越南甚至用重金誘拐中國“知文書者”。陳朝、黎朝時期，漢字文化進一步發展，建立學官和基層的漢字教育。
東亞各國積極學習漢字，以漢字為媒介獲取了漢字文明巨量的營養，也同時產生了以漢字進行溝通的古典東亞“天下”文化圈。
（作者系大學教師、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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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競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