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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海明威曾經這樣評價古巴：“我熱愛這個國家，感覺像在家裡一樣。 一個使人感覺像家一樣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鄉，就是命運歸宿的地方。”
從1939年開始，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生活了22年，而那段時期也是他文學成就最為矚目的時期。著名的《老人與海》就誕生在那裡，其主要人物也是以海明威的古巴朋友為原型。1962年， 海明威去世，他生前居住的瞭望山莊也被改造成了海明威博物館，每年吸引大批書迷前來打卡。
像很多人一樣，作者劉驍騫來到哈瓦那，也慕名追尋這位文學巨匠的足跡。但不同的是，在過去的六年中，他曾以記者的身份九次深度探訪古巴，親歷卡斯特羅逝世、奧巴馬訪古、美古復交等諸多歷史事件。與此同時，他試圖記錄下古巴的社會氣氛和人的狀態：從電影學院學生到文學巨匠海明威，從國營冰激凌店到城市裡的雪茄廠，從吟遊歌謠到音樂劇演出，從菜市場的自由定價到民眾出境許可“白卡”的廢止……他看到的是一個被時光凍結的國度，平靜之下有隱秘的熱忱，困境與生機並生，而這或許也是海明威旅居這個國度多年的理由。
經出版社授權，本文摘錄書中《以海明威為名》一章的若干段落，講述作者在古巴探訪海明威故居瞭望山莊的經歷，重現一代文學巨匠在古巴的生活軌跡。
《颶風略過蔗田》，副標題： 一箇中國記者的古巴見聞錄；劉驍騫；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有風文化 出品；2022年3月。
現在回想，我第一次去古巴時產生的諸多想法隨著認識的深入都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唯有一件事除外：如果在島上只能拜訪一個景點，我會選擇美國作家海明威的故居。
也許在當地人看來，這有一絲褻瀆的意味，但我並不這麼認為。正相反，它其實是恭維。因為只有真正美麗的國度和城市，人們才會自然而然地萌發出這種善意的較量。如同我們通常會在美人的五官中尋找最雅緻的一處，而不會拿相同的問題去為難另一類人。
從哈瓦那市區開車到瞭望山莊大概需要半個小時，不過這取決於司機的身份。如果是略微涉足旅遊業的當地人，他會沿著古巴中央公路一直向南，海明威故居在城市的東南郊。長居哈瓦那的外國人也不會迷路，這是親友訪古必去的地址。最需要擔心的是想要掙點外快的素人的哥。有一回我仗著自己去過幾次瞭望山莊，就在街角的加油站攔了一輛私家車，那是一輛鏽紅色的老款雪佛蘭，司機很年輕，寬敞的仿皮座椅雖然陳舊，但見不到日常上下客留下的刮痕和汗漬。
我倆都各藏私心，談好的車費比平時便宜一半，而他也能趁閒攢幾張外匯券。畢竟在古巴，最廉價的是時間，而且他可能不是車主。
然而半個小時後，車窗外的風景讓我迷糊了。我們開進了一個小漁村，風是鹹腥的，車輪緩緩碾過夾雜著貝殼碎片的沙道。我把雙臂撐在前排的椅背上，上半身往前探，彷彿駕駛座的視角比後座更加準確一般。
“不是這個地方，房子不在海邊。”我說。
的確，廳堂和臥室的窗戶都看不見大海，除非是爬上莊園裡一座白色的方形塔樓，從頂層的房間裡向外望，才能在棕櫚樹冠猶如煙花般的輪廓裡瞥見閃動著白色光點的海面。在那個面積不大的房間裡，放置著一臺立式望遠鏡和一把鋪著藍色軟墊的木質靠椅。海明威會在那裡寫作。
司機其實並不清楚地址，只知道房子的主人是一個寫過《老人與海》的大作家，所以就徑直往漁港的方向開。
我們和沿路經過的村民打探方向，但認識海明威的古巴人比我想象中的少。當標註著“瞭望山莊”指示牌最終出現在視野中，已經又過去了半小時。我有些過意不去，於是多給了油錢。全部加在一起，和正常打車的價格也差不多了。
海明威故居——瞭望山莊
我讀海明威的小說，但一直很難產生共鳴，反倒是對他的生平有一種近似朝聖的著迷。20歲的我，暑假在馬德里學習西班牙語，課程一結束我就搭火車去巴黎旅行。海明威和第一任妻子曾經租住的公寓離我落腳的青年旅館只相隔幾條街，樓的外牆上掛著一塊紀念牌。
“這就是我們年輕時的巴黎，那麼貧窮，卻那麼快樂。”每一位慕名而來的訪客都會默唸刻在牌子上的這行字。
它出自《流動的盛宴》，這本關於巴黎的隨筆其實是海明威在古巴寫出的。以巴黎為題材的非虛構作品多如繁星，而其中最負盛名的一本卻是作者在離開此地將近40年後才開始動筆的，這對於講究時效的出版界來說是很難想象的，卻也讓我這種在寫作上患有拖延頑疾的作者得到不少安慰。
我常想，在氣候條件截然相反的環境中回述過去是否會讓記憶出現偏差。《流動的盛宴》就是一個值得推敲的案例，在我模糊的印象中，海明威筆下的巴黎似乎過於寒冷了，段落與段落之間此起彼伏的酒局除了滿足作家的酒癮外，應該也有驅寒暖身的功能。可當我來到瞭望山莊，就一下子都明白了。
作者從窗戶外向內張望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圖
在這裡，一切都和巴黎是反著的。加勒比海近似熱帶雨林氣候，寬葉綠植失控般的茂盛是任何一個溫帶地方的夏季都無法與之攀比的。施展咒語的還有宅子本身，它被隔成八個面積不等的空間：掛著巨幅鬥牛士油畫的是起居室，《午後之死》初版的封面就是這張圖，印滿花卉的布沙發是房子裡唯一偏女性化的擺設；通向後院的一個鋪著赭色方磚的走廊被用來做餐廳；書房有大小兩間，名氣越高的作家往往會選擇面積更小的書桌，當海明威身形漸寬後，他乾脆就把打字機挪到了臥室的一個半身高的書櫃上，站在一隻鹿頭的標本下寫作。
在拜訪瞭望山莊至少五次後，我依然不記得門的存在。這可能是因為空間與空間之間沒有邊界感，無論是向內，還是向外，它都是通透的。視線可以從房屋一隅的玻璃窗穿進，掠過書架上的英文小說和舊雜誌，掠過邊桌上的酒瓶，酒的存量依然保持在屋主離開的那一天，猶如在地震廢墟中停擺的時鐘，最後從另一邊的窗戶穿出。如果置身室內向四周看，一扇接著一扇的碩大木窗讓宅子有一種露天庭院的氣氛，似乎為了滿足外人的窺視欲而設計。這種通透完全不同於格局費解又幽暗的歐洲公寓。
海明威的書桌和書架。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圖
然而瞭望山莊的豐盛又和建築沒有太大關係。只要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宅子有一種手工摺紙般的簡樸。它充滿直角，唯一的曲線出現在餐廳和臥室的拱門上，雖然增添了一絲宗教場所的神聖感，但在同一時期的建築中並非神來之筆。真正點石成金的都是海明威附加的，無論是他在非洲狩獵所得的動物頭顱標本，還是私藏的畫作和紀念品。瞭望山莊既像一顆真空的時間膠囊，又像一隻熟睡中的動物，能感覺到其淺淺的氣息。似乎因為這樣，再喧譁的遊客到了這裡都不敢大聲喧譁，生怕它被吵醒後就一溜煙兒跑掉了。
浴室門背後的白牆上用黑色的鉛筆寫著一串串小字，彷彿行進中的蟻群，也像清晨時分歪歪斜斜的早操隊伍。普通訪客是不允許進入宅子的，所以大多數走馬觀花的人很難發現這個浴室角落的秘密。即使注意到，也看不清字的內容。如果憑空猜測的話，我多半會以為是每篇稿件的字數。然而來之前我已經在一本畫冊上見過這面牆的特寫：“螞蟻”其實是海明威的體重。更準確地說，它包括具體的日期和當天的體重。體重秤擺在牆角。我發現海明威一開始會在夏天到來之前記錄體重，那也是他體重的頂峰時期，好幾次都超過240磅。當體重成功降至200磅左右時，他開始像上癮一樣每天記錄，甚至延續進了夏天。這時候離海明威吞槍自盡只隔一年，過於密集的控制慾也許是崩潰的前兆。
牆上的動物頭顱標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圖
瞭望山莊總是給我一種矛盾感。以同為愛書人的心情去揣度海明威，他是想要在此久居的，有9000多冊的藏書為證。事實上，海明威在這棟宅子裡生活了22年，這也是他唯一一處在美國境外購置的房產。與此同時，瞭望山莊又散發著一絲隨時會被遺棄的氣氛。它像是一座夏宮，即使在這裡誕生了《喪鐘為誰而鳴》和《老人與海》，但從本質上看，它和海明威在旅途中伏案寫作的場所沒有太大區別。
也許瞭望山莊就是作家的一個旅行箱。借用奈保爾的比喻，海明威把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瞭望山莊塑造成一個拼命想出門的人。
海明威也的確是這麼對待它的。1960年7月，當他在浴室的牆上記下24號的體重後，就在第二天離開古巴，沒有再回來。
宅子建在一個山坡上，沿著林間小徑往下走，會路過一個天藍色底面的游泳池。我從來沒見過它注滿水的樣子。池邊零星擺放著幾把漆成白色的雕花鐵椅，倒像是沉入水底的船錨一樣重。再往前是貓的墓地。四座扇形的小墓碑，猶如貓的小耳朵。莊園的盡頭是海明威的釣魚船。船底是鮮紅色的，讓人聯想起小說裡鯊魚的猩紅大口。黑色的船身，船艙是接近原木的棕色。甲板被刷成綠色，遠看彷彿鋪著綿軟的地毯。
整艘船被一塊塊形似墓碑的水泥墩架起，頂棚和繞船半周的步道應該是瞭望山莊變成海明威博物館之後才搭建的，這樣訪客能更清楚地看見船的每一個細節。例如印在船尾的船名“皮拉爾號”，它是海明威第二任妻子寶琳的小名，後來海明威又在描寫西班牙內戰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中用了這個名字。船名的下方印著“基韋斯特”，這個美國最南端的城市並不是船的產地，船是海明威從布魯克林購買的，但他常常在基韋斯特駕駛著它出海。
酷愛出海捕魚的海明威 視覺中國 圖
來這裡的人總會不自覺地揣測“皮拉爾號”是否和《老人與海》有關，全然忘了後者只是一部中篇小說，即使取材於真實故事，虛構的成分總是更大一些。
然而在一個被海洋圍剿的島國，船的意象往往能得到更豐富的詮釋。它既是遠征，也可以是超越，有時還象徵著革命。
古巴革命就是從一艘船上開始的。1956年，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羅駕駛著一艘名為“格拉瑪號”的遊艇，和另外81個游擊隊員從墨西哥遠征古巴。勞爾和切·格瓦拉也在船上。這是卡斯特羅攻打蒙卡達兵營失敗後的又一次嘗試。渡海的部分比預期中的順利，因為巴蒂斯塔政府獲得錯誤的情報，誤以為船頂是藍色的，綠色船頂的“格拉瑪號”得以僥倖靠岸。登陸後的第三天，他們遭到政府軍的剿殺，僅存的20多人藏進了一片蔗田裡，後來在馬埃斯特臘山建立了根據地。
船的形象幫助我把卡斯特羅和海明威聯絡在一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和大多數人一樣誤以為他們交往甚密。這種錯覺既源於哈瓦那紀念品店裡隨處可見的黑白合照，也因為卡斯特羅熱衷於和文豪們打交道的作風，從聶魯達到加西亞·馬爾克斯。
故居牆上海明威的肖像 ，經典的白鬍子造型。 視覺中國 圖
然而根據公開記錄，兩人只打過一次照面。這次相遇發生在1960年5月的“海明威杯”釣魚比賽上。海明威是頒獎嘉賓，而卡斯特羅的出現則有不同的說法。一種是他在釣魚比賽中獲得冠軍，另二種是他意外現身頒獎現場。
我自然更傾向於前者，因為在古巴，意外之事是不存在的。無論是革命前，還是革命勝利後。
“我只是一個新手。”黑鬍子的卡斯特羅接過獎盃。
“你是一個幸運的新手。”白鬍子的海明威回答道。《生活》雜誌在報道中記錄了這個對話。日常言談中隨機迸發出的隱喻是再偉大的作家都無法預知的。作為古巴歷史中最有名的一位美國人，海明威對於古巴革
命的真實態度一直是史學家熱衷的研究命題。如果單純從他和卡斯特羅見面的次數上看，英語系的海明威顯然沒有其他拉美文豪那麼熱情洋溢。可是回過頭來，這種判斷又是不公正的，年輕的海明威在前線記錄了西班牙內戰，與此相比，其他作家的無畏更多是形而上學地停留在稿紙上。更何況當時的海明威正在被每況愈下的抑鬱症拖入海底，一個瀕臨溺水的人根本無心感受岸邊一棵開花的樹。
至少，海明威是親近和接受的，而且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上看，卡斯特羅很像是一個海明威小說中會出現的人物。
兩人在碼頭上的短暫會面被官方攝影師薩拉斯永久地凝固在膠片上。曾經陪同卡斯特羅出訪紐約聯合國大會的薩拉斯說，在他一生拍攝的作品中，沒有什麼能超越這一組照片。
收集一張海明威和卡斯特羅的合照是我多年的心願。在離武器廣場不遠的一家專售仿古照片的店鋪裡，我仔細比對每一個版本，即使它們的區別是細微的。
最終的贏家是一張兩人的半身合照：戴著墨鏡的海明威湊在卡斯特羅耳邊說話，卡斯特羅低頭不作聲。它是一個被切割了前因和後果的獨立瞬間，很難從中窺見真相，但那一寸遐想的空間吸引了我。
像所有傳奇故事一樣，後世的讀者只保留自己喜歡的那一部分。